加快山区农村发展急待化解的矛盾

二、基本情况

提高农民的收入离不开增收和减负两个方面。市县领导均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年他们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采取了硬性措施，并取得了效果，但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做了很多工作，成效却并不明显。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省里的支持思之若渴，一方面又苦于没有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的妙计良策。对于国家农业发展基金要求地方配套50%的做法，市各级政府部门颇有微词，贫困地区如果能拿出配套资金的话就不是贫困地区了。同时认为贫困地区由于龙头企业规模小、无资产可抵押（土地不能做贷款抵押）得不到国家对重点龙头企业的贴息贷款。总而言之，目前国家的这些要求配套和达到一定规模作为前提条件的扶持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是不利的。

调查中，农民对近年来的减负工作总体上较为满意，但对现行的人走田荒公粮还得照交的农村税费征收方式感到不解，对三提五统的具体内容，他们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只是希望总额能够再有所减免。我们看到，即使在三提五统这些合理负担中可能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如水利费（4.5斤/亩）和优抚费（9斤/亩）：水利费是为农民兴修维护水利设施用的，由镇统筹，但每年却要从这4.5斤中上缴1斤给县水利局做管理费。而县水利局是吃财政的机关，再收管理费合理吗？农户家中有人参军，对农户和村集体来说本身已部分承担了卫国戍边的重任，这部分优抚费理应由国家来承担的，但现在却留给村民自行解决。

镇政府对征收农业税费也很头疼，因为每个镇的总额是少不了的，减了这个村的负担就必然增加别的村的负担，以黄田镇为例，2001年各村的任务都完成不了，从全市来看，农业税现在仅能收上来70%，收得少的镇仅能收到30%，如和平县某镇，2001年应收农业税70万，实际仅收上来20万。村干部对因人口外迁导致的农地抛荒现象无可奈何，人口外迁，税费收不上来就只得村集体出，以上坪村为例，每年15000元的村集体收入中就有10000元得交到镇上来平衡因人口外迁而收不上来的农业税和统筹款。

从调查的情况看，河源市农民脱贫奔康主要有三条途径：农业产业化、农业结构调整和异地谋生三种方式。

（一）农业产业化

市县两级政府部门在农业产业化方面主抓了龙头企业的认定和扶持工作，河源市的龙头企业认定工作于1999年开始运作，全市目前有省级重点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已认定14家，还有3家培育对象；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了4家，还有4家培育对象，市级初定了7家，县级约50多家。这些龙头企业共带动农户7万余户，约占全市农业人口的14%；东源县认定县级农业龙头企业4家，乡镇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带动农民3708户，占全县农业人口的5%。市县对龙头企业都实行了扶持优惠政策，如东源县政府2002年对每家认定的乡镇龙头企业奖励2万元，从2003年起县政府每年拨款30万元扶持县镇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但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曾有2家省级龙头企业已因经营不佳而被摘牌。

（二）农业结构调整

河源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每年减少10000亩水稻种植面积来发展经济作物。在种什么都比种水稻赚钱的情况下，农民实际上已经进行了结构调整，黄田镇上坪村的农民种两季水稻除去各种费用后的收入是200多元，而养一头猪的收入为100元/年，一头猪长成需5个月，这样一年养两头猪的收入就是200元，和一亩地相当，农民养一头牛，2年也可以收入300元左右。如果该村没有养鸡猪牛及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则其生活状况远不是现在的样子。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是对市场要求的反馈，实际上就是土地转产，它和农业产业化一样也要涉及到土地流转问题。小的结构调整农民已在自发进行，大的结构调整本身也是农业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行规模经营时，承包土地农民和未来经营者（要将土地转向其他农业用途的老板）之间的纠纷还时有发生，东源县就有两起这样的事件受到珠江电视台关注，合作项目无果而终。

（三）异地谋生

  异地谋生在河源这样的贫困地区比较普遍，为叙述方便我们把这种异地谋生方式称之为广义上的移民。目前河源市广义的移民可归纳为两种方式：一是享受政策和资金支持由政府安排的水库移民，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政策移民。另一种是为增加收入寻找出路长期外出务工或为选择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举家外迁的人口，我们称之为自发移民。

政策移民是政府重大工程的产物，由政府计划来驱动，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省里有安居项目，如果不抓库区移民工作则移民款就拿不到，因此对库区移民工作的积极性也较高。河源的新丰江水库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水库，库区被淹前是东源县的鱼米之乡，共有人口6-7万人，现在还有户籍人口2万多人，从库区迁出的人口共有5万人，约相当于全市目前总移民人数的4.4%，主要安置在市内的周边地区，迁移范围小。总体上看，移出去的农民生活状况比留下来的要好。但对政策移民而言，一开始就是被动的，移居点和住房都是政府安排的，因此在就业问题上对政府的依赖意识也比较强，即使暂时找不到就业门路，他们也很少再到别的地方寻找就业机会，因此尽管政府在城区或城区附近以农民一条街或农民村的形式为这些农户提供了住房，但相当多的农户因无法在当地就业谋生而出现回流或半回流。

作为河源市移民主体的自发移民仅仅享受到了政府的口头鼓励，并没有从原所在地政府得到任何实质性支持，但由于他们以增加收入为直接目标，择业和移居地点则主要受市场支配，多迁往惠州等邻近经济发达地区或有发展潜力的地区，迁移范围大，基本没有回流现象发生。 

三、存在的主要矛盾

（一）三种增收途径的效果

从三种方式能够带动人数和增收的幅度看，河源市农业产业化发展起来的龙头企业截止2002年10月共带动农户7.08万户，约占全市农户总数的14%，带动户均增收1760元，约320元/人；政府指导产业结构调整是和农业产业化一起进行的，而在种什么都比种稻谷赚钱的情况下，每家每户的农民其实已经自发地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但增收幅度有限，从调查到的情况看约200-300元左右；第三种是自发移民的方式，据河源市主管农业的张育文副市长介绍，目前全市325万的户籍人口中就有113万在外务工，2001年农民3354元/人的纯收入中有1/2是这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赚回的钱，按此计算的话，外出务工人员使河源市农民的平均收入每人提高了1677元。

以上数据说明，这三种增收途径中，农业产业化只有在一定的规模下有效（如每个镇级龙头企业须带动100个农户），其带动农民增收幅度也只是异地谋生方式的1/5；农民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范围广，较易进行，但增收幅度不大，只有在交通便利的主干公路两侧效果较明显。异地谋生方式则是目前河源市农民增收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那么这三种方式的前景如何呢？

（二）三种增收途径的前景

农业产业化本身是把农民个体的风险转化为企业的风险，问题是农业龙头企业有多高的管理水平和有多大资金来抵御这种风险。企业的发展一是要受到企业经营者管理水平的制约，二是要受到产品市场容量的制约。从这几年农产品价格的走势看，市场的制约效应已非常明显，以东源县为例，前几年种下的荔枝、龙眼这几年都开始挂果，而市场容量有限，导致价格暴跌，2002年荔枝收购价降至0.6元/斤，果农连人工肥料成本都收不回来；县里的目标是3-5年内，每个乡镇发展1-2家农业龙头企业，如果这个目标真能实现的话，全县将有24-48家龙头企业，相近的地域环境使其生产的农产品容易趋于一致，较小的企业规模使其产品的辐射空间极为有限，而且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即使居民收入有很大提高，其对农产品消费的增加也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最容易得到的不是利润而是恶性竞争。从长远来看，企业能够做多大不是一相情愿的，区域内同类企业的数量多少、每个企业能发展到多大最终还要靠市场来决定。省市县各级对龙头企业的评定标准主要是规模，盈利状况通常没有被考虑在内。但大并不等于强，规模大的农业龙头企业承受的风险也大，河源市有2家省级龙头企业已因经营不佳而被摘牌。就了解到的情况看，镇村这一级对农业产业化的反响不大，尤其是山区，对产业化没有什么切实的办法。倒是农民自发调整产业结构和异地谋生对增加收入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产业结构调整只有交通方便的主干公路两侧以及东江两岸效果较好，偏远山区农民出路主要靠异地谋生。

从全省范围看，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珠江三角洲除肇庆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人口流出外其余均表现为人口流入，而东西两翼和山区，除汕头表现为人口流入外其余均表现为人口流出，其中河源的人口流出比例最大。 

表3  珠江三角洲2000年户籍人口和普查人口    单位：万人

表4  东西两翼和山区2000年户籍人口和普查人口  单位：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