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 广东如何应对公共服务大考？
多份政协提案建议：职能部门尽快出台专项解决方案
今年正式启动“全面二孩”政策，作为人口大省，根据专家预计，广东地区的生育需求将迎来高峰，并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对我省的公共服务能力将形成新一轮的考验。
这一变化也引起了省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笔者浏览今年的省政协提案发现，有多份提案都为广东如何有效应对“二孩”时代的到来支招献策。
这些提案均认为，我省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原本就存在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今后将更为突出，建议卫计、教育、建设、国土、劳动等职能部门要尽快研究，提前规划，针对“十三五”期间可能出现的供需矛盾（比如幼儿园、妇幼医院和幼儿师资、妇幼医护人员、家庭保姆等），制订出台专项解决方案。 ●南方日报记者 骆骁骅 徐林 通讯员 张其明
建议1.确保每县建成1家妇幼保健院
妇幼保健资源的充沛与否直接关系到我省能否有效承接“二孩”政策的落地。我省妇幼健康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如何？根据省政协委员的提案，目前，全省共有妇幼保健机构139所，其中136所是独立法人机构，130所隶属于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9所隶属于综合医院，另有开展助产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1946个。
根据统计，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中，硕士及以上、本科、大专及以下的学历构成比分别为6.6%，37.1%、56.3%，这些机构中，主要依靠差额拨款来维持运营的，占58.3%（81所），此外自收自支与全额拨款方式基本持平，分别为17.3%（24所）和16.0%（22所）。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省属大型妇幼保健机构承担的分娩压力较重，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提供的住院分娩服务中，省级机构年平均住院分娩活产数11432人，地市级机构年平均住院分娩活产数5554人，县级机构年平均住院分娩活产数2447人。
对此，广东省政协委员刘银燕在提案中表示，在“二孩”落地释放的生育需求之下，全省妇幼健康服务发展中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等问题将随之凸显。
例如，由于妇幼保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逐年增多，这些项目又以成本测算进行补助，低于现行医疗收费标准，我省存在市、县配套补助经费不到位的情况。根据2014年妇幼保健机构资源监测数据显示，全省仍有24.4%的机构财政补助尚不足以支付保健人员经费支出，不利于妇幼保健机构良性发展。
在部分地市级和多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业务用房、设备设施等基础薄弱仍是现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问题。刘银燕透露，根据我省2014年妇幼卫生资源监测数据，我省仍有5家妇幼保健机构通过租用或借用业务用房开展业务；在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19种保健设备中，拥有7种以上的地市级不足50%，区县级不足20%。
另一面临的挑战则是人才队伍的相对不足。刘银燕表示，如将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现有人员编制与实有职工人数比较，省市县各级机构不同程度地缺乏编制。而在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整体人员学历偏低，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卫技人员中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占64.6%，副高及以上职称者仅占4.4%。
按照《2011年世界助产报告》的推算方法，每1000分娩数需要6名助产士，以我省年分娩190万，预计需助产士11400名，对比目前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的助产士，我省的缺口在5000人左右。
刘银燕建议，为应对“二孩”生育高峰的到来，我省以及各地市应将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十三五”规划，作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重点支持内容，明确政府在提供妇幼健康服务中的主导地位，落实对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确保每个县（市、区）均建成1所政府举办、独立建制的妇幼健康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
在医疗机构建设上，刘银燕建议，我省应加强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和专科医院产儿科建设，提高妇产科、儿科临床专科能力，同时加快市、县两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建立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机制，确保高危管理的有效衔接和急救绿色通道畅通，以提高区域内妇女儿童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建议2.儿童医保应与家长的医保捆绑使用
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目前在国家保障层面上，婴幼儿、学生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省政协委员刘展红、刘兰妮、揭河等联名建议，“二孩”政策放开后，我省要完善儿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为孩子健康成长提供更多保障。
委员们以我省某市举例说，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每人每年门诊统筹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100元，范围内费用门诊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50%；在选定门诊定点机构方面，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只能选择当地一家已建立医疗保险实时结算的基层卫生服务定点医疗机构。
但这样的设定却对于0—12岁的孩子不太适用。提案指出，由于身体各项机能还在生长发育中，抵抗能力较弱，青少年容易受病毒感染，感冒发烧比较频繁，导致门诊医疗费用较多，每年100元的门诊统筹支付额度远远不能缓解家庭医疗费用的压力。
对此，委员们建议，对于0—12岁的孩子医疗保险，我省应将之与家长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捆绑使用。在同一定点门诊，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总额应为该孩子和1名家长的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支付总和，在不同定点门诊时，该孩子也可以享受1名家长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门诊统筹支付，让家长在为孩子看病的时候，除了选择基层卫生服务站、社区医院外，也能够更多地享受到优质优惠的医疗资源，既为“二孩”家庭经济减负，也将有利于发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定点的意义和作用。
刘银燕则建议，在加强医疗保障、减轻个人负担上，进一步增加生育保险的保障项目和内容，提高报销比例，提高生育保险对生育全过程的保障水平，特别是将孕产优生健康检查、出生缺陷综合干预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日常化，纳入生育保险管理，对孕期检查、筛查、诊断、干预项目进行整合，资金统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的效率。
建议3.委托社工对“首孩”及产妇开展心理辅导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媒体上就传出有独生子女反对父母生“二孩”的消息，这让一些有意生育“二孩”的夫妇犹豫不决，甚至在孩子的压力下，出现了母亲将胎儿打掉的极端案例。注意到这一现象的省政协澳门地区委员霍丽斯建议，社会和有关部门要适时干预，及时对独生子女进行思想教育，纠正错误观念，引导家长妥善处理家庭关系。
霍丽斯建议，学校方面要有意识加强对独生子女的宣传教育，“可以通过在测验卷上设置考题，或是组织班上讨论等形式”，及时了解掌握不同年龄的学生对“二孩”的看法，将之反馈给有意向生育“二孩”的家长，帮助他们做好思想和家庭教育。
对于习惯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首孩”而言，家长如何进行有效的教育疏导？霍丽斯认为，父母或祖父母首先要扭转孩子天然自认是家庭中心地位的错误思想，转变自己是家中“小皇帝”的观念，此外要与孩子沟通表达生育“二孩”后仍然珍爱的感情，鼓励他们将来帮助照顾“二孩”，帮助其树立成为兄长或大姐的荣誉感。
“如果孩子心胸过于狭隘，学校与家长便要提高警觉，及早对思想太过自私的孩子纠正，防止他们走上偏激的道路。”霍丽斯说。
另一需要注意心理辅导的则是“二孩”育龄产妇，刘展红等委员在提案中认为，女性生育“二孩”需要承担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情感投入，“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有调查显示，在30—45岁的目标人群中，男性普遍是愿意生，而女性比较纠结，“生”还是“升”，让不少30岁以上的职业女性难以选择，一方面想生，多个孩子多个伴；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在最佳的年龄段、关键节点上把握住职业上升发展的机会。
委员建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委托专业的社工机构，对合法生育“二孩”家庭的“首孩”及待孕的高龄产妇开展心理辅导，让他们以积极健康的心态迎接“二孩”的到来。
同时，委员们提醒，对于之前响应国家号召的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失独家庭，政府要加大救济和帮扶的力度，除了经济上予以补助之外，在就业、救济、养老服务等方面要给予优待，更要依托好社会机构、医疗机构做好心理咨询、精神慰藉等工作。
建议4.女职工占比过半单位要设立母婴室
今年1月1日通过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无论生育“一孩”还是“二孩”，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再生育的，都可以享受128天的产假。
在刘展红、刘兰妮、揭河等省政协委员看来，这对生育“二孩”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对用工单位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生育确实使得女性面临更差的就业环境，一些用人单位拒绝招聘准备生“二孩”育龄女性职工，使得女性在就业招工中受到牵制和冲击，职业女性的发展也因之受到负面影响。
对此，委员们认为，要确保女性“二孩”孕产期的职业待遇，要通过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委托第三方机构巡查等方式，严查劳动合同中出现对女职工不公平、有损女职工合法权益的条款，以及侵犯女职工合法劳动权益的行为，避免产假影响晋升、甚至失去工作。
同时，在预防措施上，有委员建议，要加强监管，避免企业跟女职工签订一年一签的所谓“青春期”合同，或者跟女职工签订1至3年合同，通过不续签的方式故意避开女职工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或者是故意找碴设障碍开除女职工。
对于女职工较多的企业、单位，刘展红等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应及时做好育龄女职工生育意愿的情况摸底，制定好孕产假期间的岗位轮换、交流、对调或者临时聘用方案，提前做好应对措施，确保生产经营正常运转。
不少委员在提案中均提及，在我省的很多企业及一些公共场所，都没有设置母婴室，这给育龄妇女哺乳孩子带来很多困难和尴尬，建议在女职工占比一半以上、有一定需求的企事业和机关单位，建立母婴室、女职工卫生室等，解决女职工在怀孕和哺乳期间无法休息、无地哺乳、“背奶”等困难，与此同时，要适应城市发展趋势，对一些较为边远或者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企业，建议加强引导，企业可以适当将哺乳时间延长至1.5至2个小时，“让更多妈妈回家给孩子喂奶不再那么困难”。
省政协委员李虹认为，要求企业或用人单位不考虑用工成本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要从根本上解决孕产妇的职业待遇问题，政府财政要主动承担一部分的生育损失，从根本上缓解企业压力，从而减轻育龄女性就业负担，确保“二孩”政策顺利地进行。她还建议可以聘用短期临工暂替产妇工作，以此来缓解企业的用工压力。
对此，省政协委员刘锦超表示赞同，他认为，城镇年轻女性由于生育孩子的原因，可能出现就业被歧视的现象，劳动部门在进一步强化相应保护法规的执法检查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对用工企业的补偿机制。
■焦点
“二孩”遇上儿科医生荒？
委员建议儿科专业招生尝试补贴或减免学费
在今年的省政协大会的抢麦发言上，成功抢到第三麦的省政协常委秦鉴举着大大的“少司命”标牌，为儿科医生职业生存困境呼吁社会关注，引来我省舆论对儿科医生境地的广泛讨论。
事实上，我省儿科医生数量的不足，对“二孩”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笔者查询发现，在今年的提案中，有不少委员都呼吁，我省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儿科专业存在的严重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要重视解决儿科医生的待遇问题，从而为“二孩”们健康度过童年提供医疗保障。
问题：
儿科医生“招不到、留不住”
省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指出，目前我省妇产儿科资源仍相对短缺。全省儿科床位数占比7.9%，但服务的住院人次数占总量的13%。
一方面是儿科相关医疗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儿科人才的招聘、培养也面临着尴尬局面。据秦鉴介绍，8年制医科生在第6年选择专业时很少人选择儿科；举办面对优秀本科生的免试研究生夏令营的80名营员中，没有人报读儿科；研究生毕业能留医院工作，本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在广州某著名大学的多家附属医院的儿科，却偏偏留不住心仪的学生；新院区开张需要招聘十几个儿科医生，反复进行三轮招聘才勉强找到还算合格的毕业生；招聘来的医生，在住院医师培训期间，不堪重负不辞而别，或者培训期满后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医院的儿科人满为患，候诊时间经常需要5小时以上。
对此，秦鉴分析说，由于儿童年幼体弱及不配合，不适宜作CT、核磁共振等大型医疗仪器检查，只有一些常规检查和治疗，一项顶多只需几十元；儿科药物使用剂量要求异常严格，用量较小。结果导致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儿科收入“入不敷出”，在“以药养医”模式下，医院不愿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不盈利的“小儿科”投入更多。
此外，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也日益恶劣，收入和付出严重不成正比，缺乏价值感和成就感。秦鉴表示，儿童身心变化的复杂性，需要医护人员付出更多的精力加以观察、监护，使儿科成为“劳动密集型”科室。医患矛盾儿科更是首当其冲，尤其是护士，因为小儿静脉注射难度高，经常因为未能“一针见血”而被家属指责。儿童病情发展变化快却不能自我表达，容易对药物过敏，容易出现不良身体反应，谨慎诊疗都可能出事，导致儿科成为了医疗纠纷的高发区。
从体制机制上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儿科建设尚未健全。秦鉴说，目前我省儿科医生绝大多数是专科医生，集中在少数大医院，社区基层的儿科资源极其缺乏。社区急需的全科医师培训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在社区医院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即使在现存的全科医师培训规范中，关于儿科的培训时间也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社区儿童发病的需要。
建议：
提高儿科医生待遇
如何尽快扭转我省儿科医生缺乏的现状？秦鉴建议，我省相关部门及时做全面的调研分析，对广东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明确一定时期内需要培养的儿科医生数量，明确培养的途径和方法，让儿科医生的培养既不至于太少而短缺，也不至于太多而浪费教育资源。
为了引导更多的医学生从事和热爱儿科工作。秦鉴认为，政府要在相关公立医院建设要求、等级评审标准等方面强制要求，儿科医生的待遇需高出同级别医生一定幅度，以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此外，要大力发展和建设社区医院的儿科，设立儿科方向全科医师专业类型培训，“让儿科的大部分问题在基层解决，复杂的、难治的、危重的患者及时转诊。”
刘银燕则建议，我省应增加人员编制，改善儿科医务人员待遇。加强儿科激励机制建设，强化儿科等紧缺人员岗位配置，在人才引进培养、职称评定、薪酬分配、劳动保护、评优评先等方面对儿科医师等给予政策倾斜。
省政协委员李虹认为，儿科医生严重短缺，与产科床位难求一道，成为阻碍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她建议，稳定儿科医生人员队伍，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儿科医生的收入，“医院不得以儿科创收低而使儿科医生的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
在人才培养上，李虹建议，我省要及时出台优惠的政策，鼓励临床医学毕业生参加儿科专科培训，推动省内更多医学院校开设儿科专业系，培养本省儿科专科医生，“儿科专业招生分数不能降低，但可以尝试同师范生一样，减免学费或给予生活费补贴。”
执行：梅志清 施志全 赖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