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常委会议专题议政“精准扶贫”，委员建议设立扶贫专项工作组
量身定做个性化扶贫方案
按照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的标准，目前，广东全省农村仍有70.8万户、176.5万贫困人口。从地域上看，这些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在粤东西北地区的陆丰、五华等10个县市。
这些县市如何尽快走上脱贫奔康的新路子？省政协将“我省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作为今年第二季度常委会议专题议政的主题，组织部分省政协委员和专家参加的调研组，前往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县市开展实地调研。
6月27日—28日，省政协召开常委会议对此展开专题议政。提高扶贫的精准度，则成为了调研报告与会场讨论中的高频词。常委纷纷为我省高效推进精准扶贫建言献策，有常委建议，可由省里设立扶贫专项工作组，选拔专家组成，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因地制宜、量身定做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
●南方日报记者 骆骁骅 周志坤 实习生 蔡旭珠 通讯员 张萍 魏强
报告
产业发展长期滞后，调研组建议：
对脱贫难度较大地区 实施“摘帽不摘政策”
当前我省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未来的提升空间在哪儿？在27日的常委会议大会上，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发布了“我省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报告指出，我省贫困地区依然面临着以“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尽合理”“城镇扩容提质困难重重”“可支配财力严重不足”“招商引资和引才招智成效不明显”“县镇领导流动性大”为代表的六大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六项建议。
问题：人才资源集聚效应较弱
建议：优先安排要素指标
招商引资历来是贫困地区的短板。报告指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长期滞后，城镇化程度不高，我省大部分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未能形成人口、资源的集聚效应，导致各地承接优势产业的能力不足，难以吸引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企业落地。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指标紧张和建设用地规模受限，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也无法安排新项目落地，很多有意向投资开发的企业只能“望地兴叹”，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比如在云浮罗定市，调研组发现，现有已落实投资意向和已签订投资协议的工业项目用地缺口近9200亩，有5个列入今年省、市两级重点的项目用地尚未得到落实。
对此，调研组建议，省有关部门应在建设用地和环境容量指标等要素上，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给予优先安排，扶持建设项目和产业发展。
“政府出台措施的着眼点要找准，应真正了解欠发达地区的需要，形成‘雪中送炭’式的政策导向。”调研组认为，照顾到我省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市可支配财力严重不足的现状，建议原则上安排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落地时，应取消县以下资金配套的政策；对脱贫难度较大的地区实施“摘帽不摘政策”的帮扶措施。
问题：多为“吃饭财政”建议：率先集中安排扶贫资金
当前，我省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市县大部分是财政转移支付地区，本级财政大多数只能勉强“保工资、保运转”，属于“吃饭财政”。根据调研组采集到的数据：去年粤东西北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11.35亿元，仅为珠三角地区的15.8%。如汕尾陆丰市，财政每年维持工资和基本运作需要24亿元，但是全年本级实际可支配收入才18.2亿元，收支缺口近6亿元。
与此相对的是，由于如工资调整、社会保障等刚性的增支项目由地方筹措且越来越多，以及每年用于项目配套的资金总额较大，贫困市县所承担的财政负担与日俱增。
对此，调研组建议，可以探索涉农和扶贫资金使用新模式，在我省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根据当地实际率先探索集中安排使用国家和省的涉农及扶贫资金，按先急后缓的原则，提高各项资金使用成效，同时必须确保资金的安全和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由于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多位于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发展区，产业发展受到环保方面严格控制，因此，调研组建议，应按照生态类别和生态贡献率，对这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给予较高的生态补偿，并逐年加大补偿力度。
问题：干部流动性大建议：探索建立包干到底机制
县镇领导流动性较大，近年来逐渐成为我省贫困集中地区的共性问题。调研中，基层普遍反映：不少县镇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调动频繁，使得很多制定好的政策不能长期有效执行，“换一个主要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比较突出，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甚至造成资源的浪费。
在农村基层，有的村干部反映：村班子三年一选的体制，既无法与县、镇五年一选的体制相衔接，又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想长远谋发展的大事，存在“一年看，两年干，三年等着换”的问题。
对此，调研组建议，对于贫困地区，要保持县镇干部任职的稳定性，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即使提拔，也要在原岗位上做满至少一届任期才可离开；负责对口帮扶的珠三角各市和有关单位，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用5年左右的时间，着力提升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补齐受援地发展短板，坚决做到不达目标不撤队，包干到底。
为了防止“换一个主要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出现，调研组特别提议，可以成立由省市县三级领导、专家及有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促进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指导小组，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帮助其制定“一县一策”以及符合当地实际的长期发展战略。
高端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解读“十三五”脱贫：
“要尽快扭转发展等于减贫的认识”
“十三五”期间，扶贫攻坚如何精准发力？2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为这次省政协常委会议作了一场题为《关于“十三五”的脱贫攻坚》的专题讲座，结合大量数据和图表，全面解读“十三五”扶贫呈现的新特点，并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解析。
范小建认为，扶贫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我国已经从绝对贫困进入了相对贫困阶段，并将长期存在，经济增长对于减贫作用将逐渐减弱，因此要尽快扭转过去多年形成的，认为发展就等于减贫的理念和认识。
我国进入相对贫困阶段经济增长对减贫作用呈现边际效应
“我们的减贫脱贫已经进入了攻城拔寨、啃硬骨头的时期。”范小建认为，从总体上看，近些年每年的减贫人数和幅度都在下降，说明脱贫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生态功能区的脱贫形势十分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以及社会形态特殊、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等都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制约因素。
与此同时，脱贫攻坚的经济社会背景也在发生转变。范小建说，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后，推动经济由高速发展向新常态转变，人口增长从红利向老龄化转变，城乡结构由二元向一体化转变，扶贫形势也随之同步转变，“既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也从普遍贫困向收入差距扩大转变”。
“扶贫走到了关键时期，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范小建认为，相对贫困阶段的特征是，一方面，城乡差距问题凸显。去年城乡收入比为2.73∶1，绝对差高达19773元；另一方面，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2000年，农村内部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5倍，2014年这一指数已经扩大到了8.65倍。
虽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也在加快，但这并不表示所有贫困家庭的收入都能快速增长。范小建透露，若将农村贫困户划分为“赤贫”“一般贫困”“边缘贫困”“稳健脱贫”四个组，根据2009年—2012年对农村住户的调查，赤贫组的人均收入连续两年呈现负增长。
范小建认为，这一现象说明，在普遍贫困状态下，经济增长对减贫作用十分明显，但在相对贫困阶段，它对减贫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越是发展越要注意这个问题。南美和非洲国家比较，为什么前者比后者更重视减贫？因为非洲是普遍贫困，抓了发展就会起到很好的减贫效果；南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已经呈现相对贫困，与我国现阶段相近，所以特别关注专项减贫工作”。
“因此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要切记：并非一味发展经济就能实现脱贫减贫。”范小建提醒，新常态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对致贫产生的作用值得高度关注，“基尼系数对脱贫效果有着关键性的预示作用，基尼系数越大，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带动作用就越小，这也是精准扶贫的理论依据。”
建言扶贫资产股份制经营要平衡好带头人与贫困户利益分配
“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范小建举例说，对某区17县20村482个农户的一项调查值得注意，在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五等分组中，反而是低收入组获得的低保、医保和扶贫资金最少。
“原本应该是扶贫资金帮助的对象，但事实上却受益最少，这说明扶贫不精准的问题仍然有所存在。”范小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扶贫部门，还需要所有社会保障部门的共同关注。
“任何扶贫项目，如果没有制度安排，把穷人与非穷人放在一起，最后收益的，总是那些非穷人。”范小建引用“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话提醒，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就无法实现扶贫的精准化，其结果将与初衷大相径庭。
范小建认为，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并非所有贫困户都变成致富能手，“大多数可能不管怎么帮也无法自主实现脱贫，这就需要能人大户来带动”。
如何处理好能人带动和利益分配问题？范小建建议，贫困户组织起来后，可以通过资产折股到户、资金交予村集体或合作社等统一经营管理，资产收益及时回馈持股贫困户的模式，推动资产效益扩大化，使贫困人口共享资源开发效益。“要平衡好带头人与贫困户利益分配，企业盈利性与扶贫工作公益性问题，切莫混乱界限”。
此外，在范小建看来，精准扶贫解决瞄得准、打不准的问题，制定适度的扶持标准也很必要，过高的标准、过急的措施并不能切实解决问题。“既然水烧不开，除了加柴以外，我们还可以把水倒掉点。”范小建比喻道。
热议
政协常委会场献计我省“扶贫攻坚”：
建立奖惩机制，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
扶贫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如何更上一层楼？28日上午，省政协常委展开分组讨论，对此集思广益，出谋划策。不少常委在现场表示，除了在扶贫规划设计中要进一步提高精准度，因地分类施策外，还要通过树立榜样，建立奖惩机制，激发贫苦户脱贫奔康的内生动力。
区域特性有所忽略建议设立扶贫专项工作组
新一轮精准扶贫启动后，精准这一要求如何实现？在第一组讨论现场，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李捍东委员认为，目前比较棘手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返贫问题，“很多贫困户是今年解决了，明年就掉下去，出现反复怎么解决？对于这些贫困户，兜底财政如何实现有效帮扶要细化”。
“现在剩下的贫困户脱贫是最困难的，因为返贫率是最高的。”省安监局巡视员黄晓涛委员表示，广东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在于能否做到帮扶政策从普惠性过渡到特惠性，同时要做好兜底政策等脱贫的制度设计。
省政府原副秘书长颜学亮委员则认为，在当前的广东扶贫制度设计中，仍侧重于以贫困村与贫困户为主，但忽略了区域性问题，“广东有几个片区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清远韶关一带是石漠化片区，金木水火土都没有，一旦生态破坏，裸露出来的都是石头；梅州河源的莲花山脉，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土地贫瘠；信宜等粤西是云开山脉，地质灾害多发；粤东粤西沿海台地则是干旱地区，粤西的雷州半岛长期普旱，粤东惠来到潮阳一带土地又长期盐碱化。针对这些片区的致贫特点，都要分门别类地采取措施”。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龙丽娟委员对此表示赞同，她说，扶贫精准仍有不小的空间，自己的单位是海洋研究所，但之前的扶贫任务，被分配到的帮扶村却在山区，“这次终于分到了靠海的雷州半岛，精准了一点，但还不够，因为我们不完全懂生产、金融、经济，光靠一家单位帮扶，无法彻底精准。”她建议，省里可以考虑建立扶贫专项工作组或是特派员制度，从各行各业的专家库中选拔专家组成，以便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量身定做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
树立扶贫廉耻观调动帮扶对象积极性
“除了物质帮扶要精准，精神帮扶更要精准。”中国侨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王荣宝说，在之前的扶贫中，她发现有不少贫困地区出现了“你急他不急”的现象，“有个地方我们去送油送米，他们在打麻将；另有个别地方送了99头羊，3个月回去再看只剩1头；还有地方送去培训电工，学不会结果工厂退回；有地方推荐去做球童，但很多人嫌累又跑了”。
“扶贫先扶智，治穷要治愚。”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把贫困户返贫的内因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做扶贫的“旁观者”，“这些人认为帮扶是国家政策，你扶我是应该的，所以站在旁边围观，自己不动手”；第二类是做甘于贫困的“安逸者”，“满足于现状，所以不相干，有钱先换酒，没钱再伸手”；第三类则是欲干却“不能者”，“大多数是因为文化程度低，教也教不会”。
对于这三类人，戴北方认为同样要“精准施医”“对症下药”，建立奖惩机制，“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就用财政兜底；有劳动能力的，就一定要做力所能及的事，只要你干活，就想办法给你脱贫，通过加强技能培训，让贫困老百姓习得一技之长，引导他们出勤出力”。
脱贫的动力从何而来？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王理宗委员建议，要通过加强宣传、树立榜样，帮助贫困老百姓树立“贫困可耻”的基本廉耻观，调动帮扶对象能动性、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树立信心、决心与恒心。
“除了对帮扶方考核外，对于被帮扶的对象，也要建立考核机制。”龙丽娟建议，对于3年帮扶中，被帮扶对象消极对待，不尽职责的，就要降低帮扶等级，对于主动积极脱贫的则要加大力度帮扶，从而实现脱贫奔康的正面导向。
各地政协主席支招“精准扶贫”：
取消资金配套，让贫困县“轻装上阵”
“贫困区问题的解决不能仅取消交通基础设施的资金配套，我认为，应全面取消县以下相对贫困区的所有资金配套。”梅州市政协主席李金元表示，取消了医疗、体育、饮水等各项资金配套，项目才能更加精准，当地的扶贫工作也才能“轻装上阵，不带包袱”。
李金元的建议博得了与会各市政协主席的赞同。肇庆市政协主席孙德认为，3年内实现全省农村脱贫，取消或暂停县以下资金配套政策十分关键，这将部分缓解县市可支配财力不足的问题。
“即便不全面取消，改变资金配套比例也可行，可以促使省市县资金的配比更为合理。”茂名市政协副主席林日娣的话音一落，便得到了汕尾、河源等地政协副主席的现场支持。
“目前，各个部门在扶贫工作上的联合度还不够，应加强部门合作，共同致力脱贫减贫。”肇庆市政协主席孙德认为，扶贫工作不能单扛，强化部门合作，能使得扶贫工作更为全面。
“一些没有取得户口的贫困户，至今都没有计入帮扶对象，这项工作就需要与公安部门的合作；还有一些没有取得贫产证的贫困人口也被排除在外，这就需要与民政部门合作，等等。”孙德说。
“扶贫，对人的帮扶才是关键！”佛山市政协副主席乔平认为，贫困地区表面上是经济落后，关键是干部思想意识不高、人口素质不强，仅靠提高地方党政一把手能力远远不够。
“粤东西北地区‘等靠要’的思想严重。”乔平建议，贫困地区的干部要加强与珠三角发达地区各层面的交流，省里应倡导建立市、县、镇、乡多层交流机制，及时引进优秀干部，释放鲶鱼效应，激发和释放当地基层干部的创新思维。
执行：梅志清 施志全 赖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