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探源⑤
“龙头左巷”。循着澳门特有的、白瓷片上描蓝色中葡文字的巷名，我们来到了“硕学粤商”郑观应在澳门的家——郑家大屋。
巷口大榕树下的路标柱上，嵌着好几块指向牌，“圣若瑟修院”与“郑家大屋”交错标指，举世闻名的大三巴牌坊就在1.5公里之外，一时把羊城晚报记者拉回到郑观应与《盛世危言》产生的年代。
华洋杂处、众声喧哗，澳门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也是郑观应痛未定而再思痛、编订传世之作《盛世危言》的地方。
这部著作，不仅令粤商这个群体摘取了一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明珠，也体现了岭南文化勇敢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报效国家的胸怀。
隐居著述
澳门博物馆的陈丽莲研究员正在郑家大屋等待我们，她是此地郑观应纪念馆的主要策划者，深度参与了郑观应研究和相关的家族文物收集。
陈丽莲引导我们在这所岭南派院落式大宅中参观，一边介绍，郑家大屋位于澳门半岛妈阁街亚婆井龙头左巷10号，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始建年份应在1869年左右。
大屋主要由两座并列的四合院建筑组成，是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开始修建，然后陆续由郑观应兄弟出资加建、连片而成。
历经百多年沧桑后，2010年郑家大屋对外开放，让市民和游客重睹这所清末名人大宅的风采。2019年，澳门博物馆又在大屋旁边的公用建筑中设立郑观应纪念馆，为郑氏文物的收藏及与上海、广东展开关联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经过长长的轿道，步入内庭，抬头所见“荣禄第”“通奉第”“余庆堂”等匾额、堂号，无不提醒着我们此间主人与中华正统文化的契合，而透过砖花、窗拱、柱子等建筑细节，又可见到岭南大户人家对外来文明的笑迎。
在庭院最靠里处，即现存郑家大屋的西南面，是一座上书“日月光华”四字的两层门楼。“从我们发现的家族文书推断，这门楼以及再往外围现已不存的建筑部分，就是郑观应出资为自己这一房修建的。1885年之后，郑观应隐居澳门约五年，就是在这里编著了《盛世危言》。”
变法大典
编订而不是撰写？是的。
陈丽莲介绍，《盛世危言》并非郑观应在澳门从头写就，他在手订各版本的序跋中也陈述，里面的文章其实是随笔札记、经年累积而成。郑观应在澳门所做的工作，是增删补录、铺陈而为《盛世危言》初版模样。
从内容结集而言，郑观应经历了从《救时揭要》（1873）到《易言》（1880）再到 《盛世危言》（1894）的“三部曲”。时移世易，他的人生也从31岁走到52岁，度过了壮年求进、思想日新的最重要阶段。
写《救时揭要》时，郑观应是个香山与沪上的贤达，怀着慈悲心肠而关心裹足、溺婴、卖猪仔、赌博等一类身边痼疾的绅士；到写《易言》时，他已成为一位萦怀于税务、铸银、交涉、债务、国防等国家大事的人。
到了在澳门编写《盛世危言》之时，郑观应虽因为太古洋行担保受牵累一事而身心、财名俱损，但他已彻底从“初则学商战于外人”，进入到自觉为国家而“与外人商战”的阶段，关心国际大事、大势，有战士的志气。
《盛世危言》可说是一部富民强国的变法大典。郑观应全面而系统地谈及了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改革主张，大至国体政制、财政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小至植树造林、垦殖拓边，无所不包。且每言均建立在对西方及邻国日本历史和现状的完备、深刻理解之上，堪称治国策论之“圣手”。
同时他还将当时中国的各种变法思想、仁人杰士的言论列入，向读者提供中国问题的更多解决之道。
回顾全书，最有冲击力的莫过于郑观应鲜明地提出了仿泰西（学习西方）、习商战、设议院的主张。这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几乎每一条都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时代，着实勇气非凡。
以商为战
他以中华之道为本，提出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全面主张，以世界眼光审视中西文化差异，不卑不亢。尤其是郑观应旗帜鲜明地以“开议院”为突破口，倡导现代民主制度，代表了一个思想高峰。
更可贵的是，从粤商中应运而生的思想家郑观应，首次提出了“商战”甚于“兵战”的论断，主张中国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紧要的地位。
与列强“商战”，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因此他超越“以农立国”的传统、强调“以商立国”，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政府实行护商，包括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政策措施。
郑观应将商业视为“握四民之纲”、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以商为战，国家自然就要以资源开采为基石、以工业制造为后盾、以交通航运为活力，要开新学校培养人才、改良政治与社会风尚，主动徐徐融入世界……
道理讲得通透明白，有商人的务实，更具有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盛世危言》每一篇的内容构造，大致有三：此领域我国的传统、积弊现况，此领域“夷”之长技，两者相碰撞而生发出的改革设计。
在许多专题，还有或长或短的“附录”，文字内容和体裁更加多样，例如在备受关注的《议院》一节，附录的内容一是郑观应答复盛宣怀“变法以何者为先”的一封信，二是他为上海格致书院的学子出题《议院论》所得的最佳文章，作者是苏州学人许象枢。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郑观应在当时已不仅是著名的洋务商人、帮办，而且堪为决策智囊以及文化名流。
争睹一时
此书一出，反响到底有多大？用“声震朝野”四字来形容绝非套话。
郑观应的老上司、洋务巨擘盛宣怀信中直陈：“展诵之下，万分钦佩。……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也。”
盛宣怀没有过誉，不仅是都中“大老”争睹《盛世危言》，而且很快它竟然就“直达天听”了——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其抄录呈荐给光绪皇帝，并推许这部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 。
光绪帝读后，命总理衙门印制2000部分发大臣阅看，一时京城纸贵。郑观应自己印了500本，很快被索要一空，而后各省书坊、学堂自行印售的竟达十万册之巨。
1898年，吏部尚书孙家鼐再次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帝师翁同龢亦曾告知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部。今上不时披览，随后必当有内招之旨。”一部民间商务人士撰写的时论，竟曾数度被进呈最高统治者。
郑观应在书中所列的话题，有识之士无不热议。当时报纸报道：“（《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指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一本商人的著作，成了官方科举考试策论试题的题库，这大概是连秀才也没考上的郑观应始料未及的。
郑观应并不是清末变法运动中的显贵，但他这本著作却被时人誉为“变法大纲”，为当时正在努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朝野上下，提供了一本教科书和参照系。
连晚清重臣张之洞也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版本成谜
《盛世危言》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已经成为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谜！由于郑观应写书是为了警世而不求钱财，故不追计版权，任人翻刻。于是书贾们不仅随意翻印，还自行改变卷次、增删文章，致使该书版本极其繁杂。
除了学者们考证为郑观应手订的1894年初刊五卷本、1895年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八卷本之外，其余不同来源的私刻版本几乎无法尽数……出自这位“硕学粤商”的心血之作，堪称是近世版本最多的著作。
再留意一下此书横跨的年份，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这“危言”何等直刺当时国人的神经！五卷本初刊于1894年，是年甲午战争起，中国败给日本；八卷本刊于1900年，是年庚子变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间还经历了戊戌变法的1898年……
外有愈演愈烈的列强瓜分，内有鼎新革故的变法大潮。郑观应则一面周旋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任上，亲历”商战”，一面苦苦修正、扩充着他的所思所感，终以煌煌三十万字的《盛世危言》振聋发聩于近代中国。
伟人之交
郑观应与孙中山同为香山乡亲，他们的交往与相互影响很受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郑观应潜居郑家大屋编修《盛世危言》期间，中山先生亦初从美国学成归来、执业于澳门镜湖医院。
他们之间既有见面，也有文字之交。这从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农功》篇的提及，和孙中山后来建国方略中某些实业救国、发展经济的思想继承都可以看出来。
在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一封录自上海图书馆、1894年郑致盛宣怀的信，除了赞扬孙中山确有真才实学，希望能够引荐给李鸿章外，还请求为孙特批“游历泰西各国护照”。拳拳乡谊，可见一斑。
毛泽东曾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清楚地谈及，他少年时代在20世纪初偏僻的湖南韶山冲如何读到《盛世危言》，从此被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和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谁也没想到，数年之后，毛泽东同志第一张公开面世的标准照，竟由郑观应的第四子、已成长为红色摄影师的郑景康亲手为他拍摄！这张照片，也是今日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主席画像所依据的主要底本。1945年8月，郑景康又在延安机场拍摄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著名照片《挥手之间》。
纪念馆的展柜里，正摆放了一组由郑景康拍摄的“毛泽东在延安”系列作品，陈丽莲郑重地说：“很奇妙，毛泽东主席这样接续了与郑观应老先生的隔空‘神交’。”
郑观应先生在为民族文化宝库留下《盛世危言》的同时，其家族亦为澳门留下了一个文化坐标：郑家大屋是澳门现存最古老的中式大型民居建筑群，这里也是经申遗成功、位列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
陈丽莲对此十分感慨，她说：“对于我们而言，郑观应的著述、思想是一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与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以‘故居+纪念馆’的形式加以传承，是要将灵魂与躯壳重归一处、常葆光华。”
【延 伸】
粤商之光，成澳门文化名片
郑观应去世后，其后人陆续迁出，产权也旁落，郑家大屋面目全非，文物多遭损坏，高峰期曾住有70多户500余人。
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用“以地异地”的方式，整体接收郑家大屋产权，精心推进保护和修复。郑家大屋2010年作为文保单位正式对外开放，逐渐成为举办音乐节、光影节等艺文活动的场地。
其后，政府又经过部门之间的合作，将紧邻郑家大屋的社会工作局一处设施拆后重建为六层小楼。下面三层仍为社工局所用、上面三层开辟为郑观应纪念馆，归属澳门博物馆管理，收藏有关郑观应及其家族的文物、研究成果。
近年来，澳门视郑观应为一张文化名片，在
从1992年至2017年，澳门五次联合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社科文化部门，举办了跨区域高规格的郑观应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城中郑观应铜像、纪念中学相继落成，时有专题展览在澳门博物馆、澳门理工学院展出。
【访谈】
郑氏论商战，在公不在私
王五一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羊城晚报：今人总是把《盛世危言》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个标签您觉得准确吗？
王五一：郑观应青史留名，是缘于其“立言”的成就。但如果没有一腔爱国热血，仅凭生花妙笔和精明脑袋，是写不出《盛世危言》的。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提“商战”，是后世对这本著作印象最深的地方，这是他最富有时代性的创见。但在当代的商业化转轨中，不少并未通读过这本书的人特别兴奋于“商战”二字。这其中恐怕会有一点误解。
郑观应眼中之“商战”，文眼其实不在“商”而在“战”。他为商战鼓与呼，不是要鼓励个人发财致富，而是要在商业领域开辟国际斗争的第二战场，以国家为单位，与敌争利。此时的郑观应，是一个由商人转化成的壮怀激烈的民族战士，不是一个讨好官员、与人实惠的商业大师。
今天国人所言之“商”，大抵是企业自由竞争、群体发财致富，较多为“私商”。而郑观应当日所鼓吹的“商”，则是面对虎狼异国占据我利源、噬我膏血的严酷现实，号召国人学商从商、以商迎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是“公商”。
一部《盛世危言》，以商战为核心；而商战思想，又是以捍卫国家财政主权、抵御列强的财政掠夺为核心。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盛世危言》的价值？
王五一：郑观应以商人的身份跻身思想家行列，在晚清思想史上，不但人独特，书也独特——没有承上启下的学术道统，成体系但不成理论。以今天的标准，恐怕算作学术专著都有点勉强。
但是在我看来，《盛世危言》有一种难得的“两栖性”，它是一本清末的“变法大纲”，也像一本针对当时的“社会病历”，成体系、分领域地包括诊断和药方这两大部分。诊断中的描述，就是宝贵的史料；而开出的药方，则有思想理论的价值。
郑观应虽不是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却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看得最仔细、最详尽和全面的一个人。而且，他一位硕学勤思的粤商，通过亲身与洋人打交道、观察西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在详察基础上将实情与对策直接介绍给国人。在当时，只要是认识中国字的皆可读，读一点便了解一点，很实惠。
此外，郑观应的这一整套经济战略思想，也有相当的经济学理论价值，是对我国近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
19世纪初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生产力论”认为，一国（特别是后发国家）不应当仅仅谋求在即时的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而应当从生产力发展的长远眼光出发，实行保护本国产业以进行贸易替代的战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重点提出的通过发展本国经济以抵制洋货的政策主张，与李斯特不谋而合，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生产力论”。
羊城晚报：那《盛世危言》对于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王五一：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读《盛世危言》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技术性”地从中去寻找于今有用的改革设计和政策主张了。但其中由各个领域的“师夷”“变法”方略构成的这一百多篇专论，至少，作为一个综合的问题清单，对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有借鉴意义。
而且我们能从中读到中华民族的血泪经历、软弱无知就要挨打的残酷历史，读到百多年前粤商先贤集国学修养与世界眼光于一身的定力；它也能让今天在图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们，了解我们的复兴之路自何处来，思考应向何处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