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润：一种更深更远的抵达
郭玉山
用心温润智慧的苞芽，用知识滋养成长的舒展，纯粹的教育应是很有诗意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投资经济教研室主任杨英，对于自己此生能从事教育工作深感荣幸，满怀感恩。谈及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他仍然是这样的感受：“我们的建言，可以说是背景多样的智慧会融，滋润一些行将诞生或成长的东西，比如，公共决策。公共决策要有众多脑袋参与。众多智慧的会融才能有更广阔的抵达。”
采访杨英时，他已卸任政协广东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2008年1月，他当选为第11届广东省人大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身份变迁了，不变的身份是经济学者。那学问与智慧濡染成的一种品质，是融入血液中的，与生命同在。他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归纳自己由政协委员而人大常委，在这两个政治机构中的角色感受。他说：“在政协，是立论；在人大，是立法。当然，这不是严格的政治话语表述，只是形象的点睛式的概括而已。”
立论，实乃学者安身立命之根本。作为经济学教授，杨英可谓理论多多，硕果累累。这些年来，他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项目《港珠澳共同发展及其经济要素的空间迁移问题研究》，参与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特区三资企业宏观管理若干问题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研究基金项目《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与竞争力比较》、《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新体制研究》等多个纵向项目。除此之外，更积极开展横向联合，经常参与地方政府的决策研究，如《珠海市海外投资战略研究》、《荔湾区商业发展规划》、《荔湾区经济文化发展规划》、《芳村区经济发展规划》、《广州市大型商业零售发展规划》、《广州市大型批发网点规划》、《广州市花都区商业发展规划》等30多项。从1994年晋升副高职称后，杨英已出版有《香港经济新论》、《港澳珠共同发展研究》及《珠海市外经贸发展探索》等著作及教材8部，公开发表过《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指导初步研究》及《中国企业多层面开展跨国经营》等学术论文60多篇。杨英的学术研究主攻方向是区域经济管理学。他以探索真理般的执著，沉潜于这个领域，孜孜以求，矻矻耕耘，并有独特见解：早在1988年便率先提出珠港澳一体化的思路；对前段时间掀起“西部开发热”进行理性评判并相应提出新的战略思路；对国内众多中心城市出现“重化工业潮”而忽视发展第三产业进行理性批判，指出国内高能技术产业园区的选址误区及提出相应新思路；运用区域结构理念研究国企治理结构并提出“模拟股份制”优化模型。专著《港澳珠共同发展研究》首创打破行政区局限提出按“均质区”组成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的理论模式，也提出“产业群落”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经济布局研究中，被评审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委会委员
杨英经常对他的学生说：“理科、工科、医科，都有实验室，有器具装置，瓶瓶罐罐，而经济学是没有小实验室的，只有大实验室，那就是社会，必须面对并深入社会的大潮微澜，起伏跌宕，千万形态。”学术研究，当然少不了书斋里的埋头研读，坐得下沉得住的案头功夫，但杨英的学术理想，不满足不囿限于书斋中阐绎经典，从典籍到典籍，从理论到理论，也不一味追逐“前卫”和异端。不是空中楼阁，他要求他的研究紧贴着中国社会经济运转的脉搏，带着现实的体温和大地气息，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正因为怀抱这种理念，杨英钟情于区域经济学，术业专攻，深湛精微，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介入现实项目的参与和实践，对现实经济运行有深入的洞察和独得之擅，因而，为参政问政积累了很好的智力储备。他的这种切合实际的专业知识，对议政建言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力。
有幸拜读杨英的部分提案，我的确感受到一种丰沛的专业智慧和关切社会发展与民生的热忱。比如《关于迅速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体系的建议——以广东为例》，真是一篇高瞻而扎实的大文章。他以翔实的数据资料，阐述广东农业保险水平低下和滞后的现实及成因，缕分条析“农业的产业弱质性使其难以承受农业保险的高费率，而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及高赔付率更是致令商业保险公司却步。”“农业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其具有商品性及非商品性的双重特征的特殊性，使其存在‘市场失灵’，靠市场机制无法促成农业保险业的有效发展。引进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才是农业保险得以充分发展的基本前提。”“广东农业保险业萎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所采取的干预方式存在问题，这集中表现为没有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因此，他提出：构建农业保险体系必须同时巧用“看得见的手”及“看不见的手”。他建议：将农业保险列为“十一五”重点建设项目；促请中央政府尽快进行农业保险立法，使干预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打破人保公司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垄断的格局；建立农业保险补偿基金，等等。这些年来，风灾、水灾、雪灾、冰灾等自然灾害频频，每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使农业和农民元气大伤。为撰写今年早春抗冰灾的报告文学，我曾跑遍粤北灾区，目睹了农村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和创伤，然而，整个雪灾农业保险赔偿仅4014万元，凸显农业保险的薄弱，农业保险规模窄小。减灾重建，迫切地期待有效的保险体系的保障和推进。抗灾减灾的力量，政府是主体，是主导，这个力量不仅突显在灾难突发里，更应预早体现在减灾机制的建构中。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基金，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使农民与保险商都有所凭借，农业保险的参与和推广就会有更大的广度和力度。建构有效的农业保险体系，对扶持农业这一弱质战略产业，是有战略意义的，泽被大地，功在千秋。有大地情怀的杨英期待，我想，广大农民也这样期待着。
杨英的另外一些提案，比如《努力将广东建设成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排头兵》、《加大力度推动珠三角产业结构升迁，促使其成为全国发展“新型经济”的排头兵》、《建立广东区域协调试验区，为加快推进西部开发步伐探索经验》等，无不闪烁着经济学者的专业视野和敏锐判断。他1988年提出的珠港澳一体化思路，以及数年前提出的“更新经济增长方式”、“产业转移与升级”、“循环经济”、“产业群落”、“区域联动、区域互补”等观点和概念，正是当下社会各界寻求破解广东经济持续发展的热门课题。作为经济学者，他对广东经济运行的“望闻问切”，无疑是准确的，其对策建言，无疑是有价值的。经济学的真理和数据经验，能在发展的战略规划或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一种基石性作用，论者是值得欣慰的。
《按市场经济要求组建行业协会，促进广东经济有序发展》、《将义工社会服务制度化以使之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辅助支柱》等提案，虽然切入角度依然有经济思考的惯性，其关注点却落在民间组织的建构、民间力量的扶持上，朝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方向努力，显示出他的政治目光和胸襟更加开阔更有前瞻意识了。他批评时下行业协会“组建方式不规范，官方色彩较浓”，“有的甚至与政府部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导致行业协会在运行上“政社不分”。提出行业协会转型，按市场经济要求培养行业协会，理清与政府的关系，改变过去政府对经济贸易大包大揽、包办代替的情况，完全割断政府与协会之间的血缘关系，实行协会民间化，使之朝着自治性组织方向发展，使其自由竞争，能更好地动员民间资源，调动民间积极性……而《义工制度化》的提案，更深切关注民间社会的成长，希望从政策层面制度层面上为民间力量专业化、组织化发展松绑。民间社会的发展，必将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一个方向。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未得到足够重视，民间力量的自我组织，需要政治和政策上的扶持，作为一个参政议政者，杨英感到自己有为之建言的使命和担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深切感知，一个民间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永葆创造精神的力量之源。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最大限度地通过自治完成社会运行，即使从经济功利考察，也是合理合算的。2008年南方冰灾和汶川地震，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参与力度，动员广度和服务深度，显示了民间力量对社会的黏合作用和社会创伤的修补作用，其作为政府力量的递补，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很早以来，杨英一直关注着民间社会的成长，其政治视野令人钦佩。
我曾读过卸任政协委员李公明的一篇短文《政协提案拿出来晒晒》：“政协委员年年交提案……对提案的落实就是几个月后的一纸格式相似、口吻相似的回复函吗？提案是否也应该在传媒公开以引起关注，更重要的是引起公众对政府回应提案的言行措施的关注？再把有关单位对于提案的答复也一一公之于众。这样，那些套话、空话也就拿出来晒晒太阳了。”我对杨英说：你的提案都是大量调研，下了很大功夫，用心写的，倘若像李委员文章中说的，一纸格式答复，然后泥牛入海，敷衍了事，你心里会怎么想？不忿？遗憾？最终也敷衍以对了之？
“尽了心了，就好了。尽力了，不愧于心，就好了。”杨英淡淡一笑，说，“当然，能晒晒也很好，公开、透明、阳光，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和期待的。”似风过树静，悠然自远，杨英对自己的建言似乎并不奢望即时兑现实施，对参政，他有自己的价值认识和期待。他说：“中国社会曾有一句话非常流行，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说明，我们有些政策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存在一些模糊的边缘地带。政府施政，通过公共政策引导社会发展，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全赖于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若政策不正确，不准确，不精确，有边缘地带，有通融余地，便有了规避空间，政策便失效或减效，失去意义。我们议政建言，主要功能是以专业研究为基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供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有所参照，有所‘兼听’，使政策的涵盖有更充分的表达，边界更分明。客观地说，我们的提案建言，也只是一孔之见，一己之得，希望立竿见影地完整实施落实，也不太可能。倘能起个启智作用，成为政策胚芽的一种营养，也不失为精神付出的一种回报。既然担着个‘政协委员’，意味着一种担当，一种委托，不论如何，都不敷衍，不松懈。我们尽心而为，尽力而为，就是为了形成一种群策群力的局面，防止和杜绝决策上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脑袋的流弊。回首历史，拍脑袋决策的惨痛经历，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童年的记忆对一个人的思想成长影响巨大而深刻。杨英出生于1958年。那是一个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年代：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赶美超英，大放“卫星”，亩产数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真是热得冒烟热得发昏了。杨英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取义了“赶美超英”这一豪言壮语：在“英”之前，扬把威撒把野嘛。之后，中国便陷入了三年大饥荒，经济大崩溃。从沸点到冰点，饥饿的记忆不可磨灭地烙在细小的年轮。再之后，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疯狂。20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后，当过“待业青年”，也在简陋的工厂当过工人。他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亲历身受、耳闻目睹那狂热冒进、虚妄浮夸所带来的社会性灾难！铭心刻骨的教训，使杨英在内心深处，对那种“跟风”、浮夸等热潮，始终保持着审慎和警惕。因而，也涵养成一种理性、低调、务实的个性。在学术研究上，更是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国内经济学界时有的“概念游戏”漠然以对，超然事外，而是默默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政府及企业研究极需解决的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对自我人生修为，杨英自订了两句箴言，一曰“敢与人比”，二曰“淡与人比”。敢与人比者，乃向高标高格进取的自强，不甘人后的沛然底气，“我能，我可以”的自信。而“淡与人比”，是一种清醒，一种独行特立，是一种“避世”：对那种一味追求论文数量，购买版面，营营钻钻，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自娱自乐、浮夸嚣躁的学术风气，他是躲进小楼，喝功夫茶去也，淡然自处。他说：我从没买过一寸版面发论文。有所争，有所不争，隐争于不争中，便有了挥洒进退的自由。或许，真能淡者，才是真正的敢，是一种澄明的智慧。
电视画面或文字阅读，给我一个印象：议员问政，有一种风格，像火的燃烧，追问，诘难，唇枪舌剑，锋天戟地，咄咄相催，慷慨激昂。因此，在准备采访杨英的采访提纲中，拟了个探讨题目：你的问政风格。及至读了他的提案和一番交谈，这个问题似乎已经释然了。杨英的提案，娓娓道来，翔实的数据，严谨的逻辑，精妙的剖析，沉淀尘嚣的假象，勾勒事物的纹理，抵达问题的本质。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对某些政策偏差、某种不良倾向的批评和批判，自有一种书生血性的炽热。一颗温润的拳拳之心，流溢着对社会经济、公共领域的关注和执著。问政议政，其实就是关于政治建构、社会治理、经济政策、民生关怀等诸问题的一种思想，一种见识，一种智慧的众声表达各呈一面。政协正是这种“思”与“智”交汇交融的地方。杨英说：“政协是个大学校，让我们有深入调查，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避免囿于书斋与社会脱节，对我们的提升很有效。在政协议政，主要是提供智力支持，我们自身也很需要这种自我提升。”智慧可以是一种机锋，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水的润湿，水的流注。这对于幼芽，对于根须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抵达。这样温润的文化性格，是可以很好地滋养生长和创造的。
潮人好喝功夫茶。茶能提神醒脑，清心去虑，甚至涤污祛秽。功夫茶更是一道有文化底蕴的景致。潮人杨英，更是视功夫茶近乎一种浴手焚香的精神仪式。他说：我每天都会陶然于那紫砂壶氤氲的袅袅清香中。或三两友朋，浅谈漫应，海阔天空，或自个品啜，澹淡自处，槛外的尘嚣，内心的腾躁，尽在紫砂壶的一斟一点间沉淀、弥散，空明如镜，悠然自远。“我很喜欢、享受这种状态。”把嚣嚣人生洗涤成一种澄明，一种纯粹，或许，这是一种智慧养育和积累的境界，浮嚣狂躁往往会令人发昏的。
与杨英交谈，他的声线刚好荡漾在别人听得到的度上，轻柔，纡缓，温和，沉稳，相比于我的粗声大嗓，很儒雅。想象他清茗去尘、明心见性的修为，恍然一袭长衫夫子，平平仄仄地古典。而翻阅他的著述，诸如“模拟股份制优化模型”、按“均质区”组成区域经济协作和发展的理论模式、“产业群落”等等，纷然亮相，汩汩流淌，虽隔行隔山，却也感受到一种前沿的行进，映现的是他的另一个形象：西装革履的现代。相约于暨大西门的第一次见面，却令我“惊艳”：既不长衫，也不西装，穿着是一件机恤，一条半截裤，清清爽爽，轻轻松松，闲适自在，活脱脱一位邻家小弟。冠着“省人大常委”的头衔，也算赫然了，却并无架子，并不刻意，活得率性自然。采访完后，他邀我有空去他家喝功夫茶，我想，这个人是可以一起茗茶论道的。
杨英已届知天命之年。何谓知天命？大概是天地之间，世情世理，人事人心，已然通达之境。也可以说是一种成熟的绚丽和丰沛。由“政协委员”而迁“人大常委”，且司属“法制委”，杨英也正实践由“立论”到“立法”的转移。读书人，历来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之佳境。参与立法，则立功、立德、立言尽可在其中体现了。天下所托，天下所依，立法自然是很神圣的事了。人生有此机缘，应无憾矣。
真正知天命者立法，应是可以信赖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