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邦彦：以港澳研究参政议政

冯邦彦：以港澳研究参政议政

西篱

冯邦彦，广东鹤山人，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港澳经济研究，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冯邦彦曾于2000年至2007年任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于2005年至2008年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并兼任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副会长。2003年至2007年任第9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广州天河，暨南大学西南隅，崭新壮阔的第二文科楼静静矗立在夏日如水的阳光中。冯邦彦教授的办公室，就在八楼上。我按照约定的采访时间前来。在采访过程中，冯教授的谦虚、低调，更让我看到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脚踏实地又广阔高远的境界。谈及学问，他满腹经纶，旁征博引，理性分析，纵横捭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目光闪烁，睿智又富有激情；说到荣誉和成就，他轻描淡写，虚怀若谷。

港澳研究硕果累累

1987年至1994年间，冯邦彦应聘赴香港，先后任职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分析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部研究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经济秘书，从事过渡时期香港经济的研究。当时，该中心由国务院批准，刚成立不久，总经理是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在该中心里，汇集了一批北京、上海的学者。

冯邦彦去香港工作时，恰逢1987年全球股灾，恒生指数从394773点的历史性高位大幅下滑至187618点，短短两个月下跌52%，创下全球跌幅之最。期间，香港联合交易所罕有地停市4天，期货交易市场濒临崩溃，震撼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及香港社会。这一惊心动魄的巨变，引发了冯邦彦对香港经济研究的浓烈兴趣。在香港期间，冯邦彦主要研究香港经济，包括香港的资本财团、金融和地产等等，为香港顺利回归做准备。

那些年，香港正处于“九七”回归的历史性过渡时期，经济表面繁荣，各种政治、经济力量激烈角逐，各种资本、各个财团积极部署应变，特别是老牌英资公司怡和迁册、汇丰重组，加快向海外发展。随着英资财团的逐渐淡出，华资财团迅速崛起，开始主导香港经济。在目睹了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之后，冯邦彦感慨之余，贴近观察并触摸到香港经济的脉搏。

1994年底，他回到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相继撰写了《香港英资财团》和《香港华资财团》，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出版。这两部专著对香港开埠150年来两大资本财团——香港英资财团和香港华资财团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80年代中期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的发展战略及其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作了深刻的研究，在香港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1999年广东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和2003年全国高校第三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冯邦彦在对澳门作了多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学术专著《澳门概论》，该书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99年5月出版，并于2006年获得澳门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

此后几年，冯邦彦利用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的研究和观察，又先后撰写了《香港地产业百年》、《香港金融业百年》和《香港产业结构研究》。其中，《香港地产业百年》对香港地产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尽清晰的勾勒描绘，还总结了香港地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房地产业的成长周期、涨跌的规律等，堪称研究香港地产业发展史的填补空白之作。该书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是大公司的崛起。冯邦彦教授在书中演绎了香港地产界中资地产逐渐战胜英资地产，继而在复杂市道下竞争、分化并体现出各自特点的过程。冯教授在描写这些地产寡头形成的过程时，从不讳言他们各自在崛起过程中的严重战略失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仅仅是为这些企业立传，也将对它们的战略研究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呈现。

而《香港金融业百年》，则生动地展现了香港金融业一个半世纪的沧桑，深入而广泛地剖析了香港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规律，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金融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该书特别分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的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造成的严重的冲击，以及香港经济的结构转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正受到来自东京、新加坡、甚至上海的挑战。中国“入世”、以及内地与香港实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等，又给香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成功发展成为“中国的纽约”，其中包括中国企业的离岸上市中心和融资中心、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等，则将巩固和提升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乃至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除了著述，他还撰写了一系列较有分量的论文，如《香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港元联系汇率制》、《香港华人企业的管理模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宏观经济效应——以中国香港和阿根廷为分析个案》、《亚洲金融合作与“亚元”的前景》、《货币局制度货币风险与市场预期——兼谈香港的实践》、《区域合作与资源优化配置——“泛珠三角”战略的经济学分析》、《腹地发展与区域合作关系研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思考》等，并分别于2004~2007年承担了《关于粤港澳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与广东对策研究》、《CEPA框架下加快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到广东发展策略研究》等研究课题。

历时四年撰写《百年利丰》

2006年出版的《百年利丰——从传统商号到现代跨国集团》，是冯邦彦花的心血最多的一部书。

利丰集团是华人冯氏创办的老字号商行，经过一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香港的商行一批又一批地更新换代，而利丰始终屹立不倒，度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时刻。

冯教授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家香港最大的华资企业的百年历程，其发展、壮大、扩张，以及随着经济大环境的腾飞而多次渡过险关的经历，对国内大批创业和谋求发展的企业来说，有着很宝贵的借鉴经验。

《百年利丰》和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Alfred D.Chandler写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演进的历史》很相近。西方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企业史领域，B.C.(公元前)的意思是Before Chandler(钱德勒之前)。”

这个说法高度评价了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对企业史研究的巨大开创性贡献。在他之前，企业史研究大多是关于个别企业和个别企业家的故事。而钱德勒在众多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的主题，“将企业史建立成了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对经济学、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62年，钱德勒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的若干篇章》。他以杜邦、通用等四家企业为主要案例，详细考察了20世纪前期美国大企业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的过程，并提出“结构跟随战略”的主题，即企业扩张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变化跟随。由于这部名著，钱德勒被认为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而战略与结构的互动，也从此成为企业战略研究中的永恒主题。

冯邦彦教授极为欣赏钱德勒的研究，他本人也正是朝着这样的目标行进。他告诉笔者，之所以选择利丰作研究对象，就是因为利丰的百年发展，正是香港、甚至南中国百年经济发展的一幅缩影。

翻开沉甸甸的《百年利丰》，透过冯教授的笔触，我们看到百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看到广州、香港、海外的地域风情和众多精英人物的风采。他将各种大小事件交织穿插，编织成一个清晰、多彩，且有时空感的故事，在呈现他广阔的学术境界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他的写作才华。

除了讲述企业的发展，《百年利丰》还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反映了百年间香港与内地急遽的变化。南中国经济发展，从一百多年前打破外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开始，中间经历中日战争和香港战后重建，以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工业的起飞，直至1978年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粤港经济进一步融合，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日益发展为世界级经济区域，等等。这一切历史的演变，对利丰以及所有香港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令它们在经营理念上不断作出创新和调整，以求适应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年利丰》不仅是一个研究企业发展的重要而详尽的个案，同时也是过去百年南中国及香港经济演变的历史画卷。利丰的百年发展史，也是工商管理（MBA）的一个时间跨度达数十年的经典个案。

冯教授解释道：“利丰有个很厉害的武器，就是它的‘三年计划’。利丰的战略规划不是以现有资源为基础，研究三年后自己发展到哪里；而是从宏观上研究三年后的世界将变成怎样，那个世界中最需要什么样的企业，然后再倒推回自己今天该做什么。”

在冯邦彦教授看来，利丰集团从“百年老店”到“现代企业典范”的转型，不仅反映了香港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香港与内地日趋密切的经贸关系，而且就像万花筒一样，折射出了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机遇。

他认为利丰未来可能遭遇的三大挑战中，两个都跟“中国因素”有关：一是香港的发展定位，二是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利丰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与了解仍显不足。如果不能把握中国的商机，将意味可能失败。

参政议政，肩负学者使命

在履行政协委员职责期间，冯邦彦教授撰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和优秀提案，包括——

2004年提交的提案——《在CEPA框架下，深化粤港经济合作，将广东建成金融强省》，被省政协评为2005年的优秀提案；

2005年提交的提案——《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被省政协评为2005年的优秀提案；

2004年，参与撰写省政协港澳台外事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关于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台资企业在我省发展的调研报告》；2005年，参与撰写省政协港澳台外事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广东在实施CEPA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2007年参与撰写省政协港澳台委员会的调研报告《珠三角地区台资企业产业升级、转移调研报告》。这些报告都受到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7年冯邦彦教授受广东贸促会委托主持的调研课题《CEPA框架下香港生产性服务进入广东发展调研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建议广东向中央争取，设立广东生产性服务开放试验区，以加快引进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

在冯教授看来，CEPA对整个珠三角整合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使香港更深地融入大珠三角经济圈。其次，广东庞大的制造业也需要生产性的服务业，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香港的金融、物流、中介等服务业，可率先规范性地进入珠三角。

冯教授说：“CEPA同时也为广东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比如民企可到香港上市，解决资金制约；另外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性，扩大国际事业。”

他认为，过去香港和广东是“前店后厂”，很大程度上是香港公司内部的分工。而CEPA实施，可为粤港经济合作注入制度整合的新动力。他说，香港是最发达的国际性金融中心之一，广东在拥有较强经济发展实力的同时，金融方面却由于被纳入全国金融业改制体系中，发展相对滞后。如果广东的经济能够充分利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经济发展水平将在原有基础上大幅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则会更加巩固。

他还指出，未来“大珠三角”香港、深圳、广州可通过合理的分工，形成金融走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于高端资本市场服务，深圳作为高新技术研发基地，成为创业投资风险基金的中心，广州则扮演华南地区金融中心的角色。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大幅提升各自经济实力，还将在泛珠三角区域内成为投融资中心，并进一步为全国金融改革、开放提供借鉴经验。所以，他建议进一步在CEPA框架下，开放港资金融业的进入门槛，香港银行在内地经营的人民币业务，也可以先在广东试点。冯邦彦教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是金融。所以，他认为利用CEPA赋予我们的种种制度整合的优势，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尤其重要。

2008年，广东新一轮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进入新的高潮。省委书记汪洋动员了全省的研究力量，研究粤港澳经济合作。由省委常委牵头的12项专题调研报告全部完成初稿后，这场深入的调研活动也引起了全省理论界、学术界及公众的空前关注和反响。

如何深化粤港澳合作？

如何建设广东的现代产业体系？

如何加快区域及城乡协调发展？

面对一个个紧迫又尖锐的问题，冯邦彦教授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建议，他说：“假如能在广东划出一片试验区，试行更高程度的经济市场化尝试，比如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将某些审批权和操作细则的制定权适当下放，见到成效后再进行更大范围的推广，将大大有助于更加积极稳妥地落实CEPA。”

　　冯教授认为，广东有错位发展金融的广阔空间，比如说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达，大量中小企业企盼风险投资的注入和配套的退出机制，假如深圳的中小企业能便利地登陆香港创业板，深圳就能发展为区域内的风险投资中心；广州是珠三角的行政中心，重化工业发展迅猛，金融业适合于立足本地服务，侧重传统业务。假如各个城市各有侧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仅不会被撼动，而且能借助这个由多城市构成、活力四射的“金融枢纽带”，进一步提升自身和整个区域的国际金融竞争力。

　　他还认为，广东需要香港金融助一臂之力。由于内地法规、政策的原因，相对于广东强大的经济规模来说，其金融需求并未得到完全满足，香港的高端金融业、国际资本市场发达，有实力为广东提供全球一流的金融服务。

　　他提出，广东要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当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不妨从“试验区”着眼，把它作为落实CEPA的试验田。这样不仅有助于破解广东科学发展难题，更能为国家夯实CEPA基础、落实CEPA政策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