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不懈追求——记广州南沙区副区长余若兰
冯宇航 陈彦萱
“先归纳以求知，复演绎以致用，求知致用并重”这是广州市著名中学——知用中学的校训。知用中学校友，现任广州市南沙区副区长、致公党南沙支委主委余若兰一直将母校的校训默默地记在心间，当做人生的座右铭。面对每一次职务角色的转变，她都秉承着“知行合一”的信念兢兢业业地坚守岗位，增强继续前进的信心。
命运曲折，命运眷顾
余若兰80年代就读于知用中学，她的成绩优异，在那个上大学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经历千淘万漉的筛选，她而幸运地“挤”过了独木桥。但是余若兰却因一次意外而与理想大学失之交臂。当然，命运在改变余若兰生活轨迹的同时也给她打开了命运的另一扇窗户。
刚刚从“文革”恢复过来的广州市法院，急需人手，要求在高考上了本科线的学生中录用干部。余若兰，她被录取到广州市法院的招干班，成为一名书记员。
虽然与大学失之交臂，余若兰没有气馁，反而更加用功，刻苦学习。“我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汉译世界名著的法律系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批这样的书籍，每月我都到新华书店买书，那时候看起书来真是忘记了时间。”大量的阅读和平时的司法实践为余若兰打下了很好的法律基础，也使得她很快的成为了业务的行家里手。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刚刚从计划经济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改革前沿的广州，很多具体工作要从实际中摸索，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都没错。“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社会现象严重。余若兰对此深恶痛绝，她秉持着一颗公义之心判案、断案，力求做到公正公平。她所在的经济庭，当时处理大量的经济、民事案件。她认为，在民事方面，原告被告应该都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没有一方享有特殊的地位，没有一方代表绝对正确。不会因为是国营大型企业就有先天的优势，不是因为民营企业就一定处于劣势。平等、自由、自愿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没有这些基础，市场经济建立只能是海市蜃楼。她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在民法母亲的眼睛里，每一个人都代表国家。”
余若兰公正严明的执法态度很快使她在工作岗位上崭露头角，获得了组织的肯定。组织上很快安排余若兰到多个岗位进行锻炼，先是挂职到区司法局任局长助理，在工作中做出了示范榜样的她，又担任当时荔湾区华林街道副主任，深入群众，直接做群众工作。经过多种历练之后，余若兰又回到法院工作。2003年广州市通过公开招考，遴选各区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余若兰毅然报名竞选。在激烈的竞争中，她脱颖而出，被组织任命为芳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2005年，南沙区成立后，她又成为南沙区第一届法院的副院长。
不管职务有怎样的改变，余若兰正是怀着“求知致用”这样的信念一直走过来，历经风霜雨雪，始终与理想同行，没有改变。
民生尚切实关注，南沙须理念筹谋
余若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密切地关注社会建设。她很早就敏锐观察到，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市政规划已经明显滞后，最典型就是广州同德围一带，交通规划严重滞后、公共配套设施严重不足，使得当地居民生活不便、叫苦不迭。2003年余若兰当选为广州市人大代表，便提出了相关的整治提案，为解决民生问题发出自己的呼声。
余若兰又将目光投向特殊人群出现的新情况，当时患有艾滋病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员仗病犯法行为不断增多。他们经常将医院的诊断证明携带在身，公然吃“霸王餐”，甚至进行盗窃和抢夺。发展到公开威胁、追打正在履行公务的公安干警。余若兰据此提出了《关于设立专门监管场所关押患艾滋病和感染艾滋病毒的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议案》，提议设立特定监护场所，有效管理特殊人群，同时为看管特殊人群的干警购买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完善的防护设施。这个具有建设性的议案最终得到了省公安厅的重视，并转化为实际的措施，成立了专门的场所管理这批特殊人群，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
2011年，余若兰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并转任南沙区分管文教体育卫生副区长。这一年中央先后批准了广东的三个经济新区大力发展的方案。这三个区分别是深圳前海区、珠海横琴区和广州南沙滨海新区，其中面积最大、潜力最强的就是广州南沙滨海新区。面对南沙区大好的发展前景，余若兰用百事待兴、时不我待来概括。“刚上任，我们南沙区委丁红都书记就强调南沙的发展是跨越式的发展，是广州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不能走老工业化的路子。他一再要求我要以法律人的眼光去看待南沙的发展。”八十年代广东经济建设的“先行先试”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擦边球，运用“看到绿灯赶快跑，看到红灯绕道走，没有灯来摸着走”的理论，她觉得经过30年的发展，法律体系已经初步成形，再像以前那样发展已经行不通了。要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发展一开始就纳入法治的框架里，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地区的持续发展。不能因为某个人、某件事情或者局部的利益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发展。法律法规很多都要到省甚至中央才能定下来，但余若兰却认为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区一级权力都是来自委托或者授权，没有来自中央和省里的支持，南沙不可能形成跨越式发展。
余若兰告诉我们，南沙的发展要吸引大量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她观察了世界各大经济中心后，总结为世界经济中心主要靠“两个楼”支撑起来——律师楼和金融师楼。律师提供法律帮助、金融师提供金融服务。这些都是高端人群，吸引了类似这些高端人群来居住和创业，对南沙的发展必定带来促进的、正面的作用。
余若兰还特别推崇南沙天然的海洋优势、港口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形势。她说，南沙要大力吸引海洋经济方面的人才，从基础做起，一定能为广东建设海洋大省、海洋强省做出贡献。
送给侨胞温暖和力量
2008年，当时南沙统战部部长罗杰明找到了还是无党派人士的余若兰，对她说南沙区的珠江街道是从原来的归侨农场转化来的，工作步履维艰，以侨属为主要组成人员的致公党南沙支部也一直没有成立，他希望余若兰能担起这个重担，支持侨务工作。余若兰马上答应下来，她从小就在华侨家庭长大，知道华侨特别是归侨生活的艰辛，她怀着一颗排忧解难之心，帮助华侨归侨改善生活，实现发展。
余若兰很快就落实开展了党务工作，致公南沙支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浸透了余若兰辛勤的汗水。她利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并着手开展对归侨送温暖活动。余若兰说“虽然我们南沙支部还是刚刚成立，成员人数还很少，但是我们利用一切资源为归侨服务，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慢慢积累起来，就会有成果。“致公南沙支部没有办公用地，她就动员成员把工作室作为平时支部会议室；上班时候工作太忙，她就在车上处理支部的事务。慢慢地，南沙致公支部就成为了南沙侨务工作的先进组织。“侨胞之家”、“亲子乐园”等便民活动场所也在她主持下举办了有声有色的活动。2011年农历春节期间，致公党南沙支部联合区红十字会、珠江街办事处在珠江街会议中心举行“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捐赠活动。对珠江街内100名贫困侨属侨眷，每位赠送了慰问金、米、油、电热水袋这些物资，用实际行动真正温暖了群众的心。
余若兰常常引用孙中山先生“华侨是革命之母”进行传统教育。她说，当年黄花岗起义全靠致公党前身美洲洪门致公堂发动了捐输，甚至典当了致公堂祖屋才筹得起义经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有29人就是华侨，华侨对革命、对新中国建设贡献良多。南沙的归侨大部分是70年代因为国外排华而回归祖国，他们很多生活都比不上以前，所以更要关心和扶助他们。
为了激励当地归侨建设新生活的勇气，余若兰经常跟他们讲一个故事：
1776年，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岛的客家侨领罗芳伯与当地苏丹结为弟兄，率众抗拒荷兰人。后来苏丹割了一块地答谢华人，在美国《独立宣言》诞生前，罗芳伯率数十万华侨以帮会自治为依托，以洪门纲领为宪章，创建了一个总统制的共和政体“兰芳共和国”。共和国的各级官员均由民众推选，国民达百万之众，前后历时110年，产生过非世袭的12位元首（称为“大唐总长”），是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正是华侨们缔造的。
她说这个故事强调的是，海内海外，华侨侨眷都具备创造性和艰苦备尝的创业精神，她对我们说：“现在归侨和侨眷的环境虽艰苦，但都比罗芳伯时候要好。国家正在快速发展，只要归侨侨眷振奋精神，艰苦努力，在国家民族统一的大家庭中，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和她所联系的侨胞侨眷一样，相信党、相信国家，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