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

2016-12-16 02:21:26 来源:广东政协网

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

何问陶 邓可斌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文章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以研究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问题。研究结论包括:制度创新是我国实施循环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制度创新过程中很可能遇到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增加政策及相关信息透明度、加强利益集团间沟通与交流、实现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以及提高资源利用能力是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制度能够顺利实施落实的基础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我国尚有待进一步成熟。

关键词:循环经济;制度创新;路径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于1966年在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他受了当时发射宇宙飞船的启发,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宇宙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惟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实现宇宙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如分解呼出的二氧化碳为氧气,分解出尚存营养成份的排泄物为营养物再利用,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当然,最终宇宙飞船仍会因资源耗尽而毁灭。同理,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地球寿命也长得多,但是,也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地球才能得以长存。

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1968年4月,在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人们提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罗马俱乐部并于1972年提出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其第三章中,有《人均资源利用》的一节,专门说明资源循环问题。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循环经济”的提法并不普及,而代之以与之含义有些相似的“可持续发展”一词。直至90年代后,人们生态经济意识得到大幅度提高,循环经济的研究才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使得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更紧密的与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

Macfadden(2002)曾对环境经济价值的测量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这一测量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定价过程中,市场经济机制存在着机制失灵问题,计划经济机制则存在着信息失灵问题。市场经济机制的困难在于,环境的资源配置,显然不能够由个体根据价格信号进行自由配置;计划经济的困难则在于,国家对环境资源的消费者偏好信息缺乏,另外国家对其代理人的偏好信息也是缺乏的,并因而无法设计出合理的激励机制。另外,在技术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在技术环节方面,Macfadden提出了几种量度环境经济价值的方法,包括:按质论价法(Hedonic Price Method,HPM),旅途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TCM),偏好诱出法(Preference Elicitation Method,PEM)等。但这些方法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疑问:环境、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不是可以用过去或是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实际上,环境、自然资源的价值往往不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可以估算得出的。例如,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不可能估算出今天石油的经济价值。

近几年来,循环经济的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得到重视。在理论运用方面,一些理论成果(主要是加入了环境因素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也已经在我国某些城市(如山东省日照市)被运用到实践中去。

李兆前、齐建国(2004)对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作了全面的回顾和评析。李金华(2004)在我国较早提出了包括了环境因素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也即,成本-收益分析模型要加入消耗掉及生产出的自然资源变量。这正是循环经济理论最基本的思想。但我们认为,同时这也是循环经济研究的一个难题。因为,自然资源如何量化、定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能够解决,循环经济所需的制度创新将是循环经济研究中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而且,正如下文分析中所指出的,制度创新如欲取得长期的、理想的效果,必需在具体的操作实施过程中小心谨慎。

在我国,关于循环经济问题的科学的研究框架仍有待建立和完善。即便在世界范围,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也是不成熟的,许多研究结论的科学性还有待证实。如果贸然将这些结论运用到实践中,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甚至招至不必要的、较大的损失。鉴于此,本文余下部分将结合我国国情,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制度创新与循环经济的发展  

如果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测度方面的技术问题能够解决,那么,如何设计一个激励相容机制,使各项测度指标能被真正运用到各项考核中去,就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更需要下力气考虑的重要问题。王洛林等指出(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战略课题组,2004),循环经济发展需要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把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因此,首先要设计一种制度框架,以明确这些新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并明确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王洛林等同时还认为,在循环经济的推行过程中,目前我国普遍存在对技术的重视高于制度重视的现象,基本的操作模式是以政府作为推进主体,而依靠这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将难以持久。所以,合理的制度创新是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制度创新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两类,第一节中已指出市场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不适于循环经济,故我们的分析也只是针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

假设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出制度创新要求(可以理解为在政绩考核中加入循环经济要求),此时地方政府会考虑接受制度创新是否能增进其利益?地方政府接受制度创新后,其获得的收益如大于创新前,则新制度自是容易推行,循环经济也可以得到实施。然而在我国,这种皆大欢喜的情况却是少数。中国地区差异明显,环境恶劣,最需要通过实施循环经济保护环境资源的地区是西部;而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无论是政府、百姓或是企业均把尽快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情。至于经济运行是否符合循环经济要求,则常被忽略。因为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在人才、政策上都不占优势,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往往只能采取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资源的办法。

因此,在我国,更为一般的情况是,新制度的实施给地方政府会带来一定的直接利益损失。而这种损失的大小将取决于制度实施程度与资源投入程度的比值。如果新制度实施程度较低,且制度实施后,各种资源的投入水平未降低甚至还有所升高(假设生产效能不变),则新制度实施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直接利益损失就较小,甚至还有可能促进其利益增加。故地方政府有时可能会采取给予中央政府一定好处的方法,以达到降低新制度实施程度的目的。最终新制度的实施程度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均衡点。当然,这一均衡点的存在还要满足以下条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此均衡点(也即新制度部分实施后)获得的收益,比制度完全实施情况下获得的收益大。这一条件也就是博弈过程的激励相容条件。在均衡点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如强制推行新制度,效果很可能令人失望,或是环境资源仍然得不到保护,或是造成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另外,新制度的实施与其能为中央政府带来直接收益的多少也有着密切关系。新制度实施如能为中央政府带来较多的收益,新的制度安排得到贯彻执行的可能性就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结论是基于中央政府权力能够充分发挥、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清楚彼此的信息的条件下得出的。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那情况将更为复杂。但这种情况,我国中央政府已注意到并正采取各种措施避免,而且本文篇幅有限,因此暂存不论。信息不完全的情况,本文将在下一节分析。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在完全信息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彼此清楚制度实施前后的利益变化。如果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力,循环经济所需的制度创新能否实现和实现程度,将由两个因素决定:1、新制度的实施能给其推行者带来的直接利益;2、新制度实施前后,制度实施地区(或企业)的资源投入的相对水平。两个因素的取值较大,新制度完全实现的可能性则较高;即使新制度不能完全实现,其实现的程度也会较高。

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的分析,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的分析是类似的。只是此时地方政府变成政策推行者,企业相应的成为了政策承受者。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考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新制度的博弈。中央政府现在已表现出强烈的推行循环经济政策的决心,表明命题中的第一个因素的取值可能较大,这对于循环经济所需的制度创新的实现,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但命题中第二个因素的取值却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西部、中部的一些地区,新制度的实施会使其资源投入相对水平下降,从而对循环经济的推行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考察我国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循环经济所需制度的推行,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的效用大小也是因地而异的。如果新制度的推行,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较大的减少或增速明显放缓,地方政府就会觉得新制度的实施给其带来的效用增加不大,甚至认为是带来了负效用。而在我国,这样的地区不在少数。因此,在这一层博弈中,命题中的第一个因素的取值在很多地区可能较低。第二个因素是新制度实施后企业资源投入的相对水平。众所周知,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不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这一水平无疑较低。所以,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行为,往往是循环经济推行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三、循环经济相关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问题

如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不十分清楚新制度实施前后彼此的利益变化,而只是知道可能有几种情况。这样相互间的情况估计就有可能出现错误。于是将导致制度创新程度低于其最优值,并给博弈双方带来效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会由此产生难以解决的路径依赖问题。因为博弈结果无法达到较高水平的均衡,而是形成低水平的均衡;而在形成低水平均衡后,由于制度环境及主客观条件限制,使得此种低水平均衡状态日益稳定和强化,难以向高水平均衡状态演化,从而表现为路径依赖问题。

信息不完全,谈判不充分条件下的博弈过程的另一后果是,使得制度创新实施的外部条件逐渐丧失。低水平的均衡使得资源效率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上一节的命题表明,新制度实施前后,制度实施地区(或企业)的资源投入的相对水平越高,新制度完全实现的可能性则较高。如果现实条件满足了这一条件,相关制度却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循环经济就无法深入发挥作用,进而使得下一个时期资源的可利用潜力达不到理想的水平。而在下一时期,如欲充分推行相关制度,却很可能因无法满足上文所述的博弈所需的激励相容条件,而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淖。

经验分析也表明,环境资源较充足时,循环经济推行的成本较小,收益较大,推行的阻力也较小。此时如未能抓住机会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环境资源就会被逐渐破坏,甚至出现环境资源接近枯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再欲发展循环经济,就会面临着严重的就业、生存与环保的矛盾问题。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已在我国西部地区屡屡出现。如果在这些地区仍然一味采用循环经济的常规制度,必然会造成环境资源的损失殆尽。因此,在这些地区必须采取非常规的、有力的手段(比如迁移人口和企业),方能使环境资源状况和人的生存发展条件不会发生进一步的恶化。但这些手段已脱离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本意,因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居民和企业,如果主体都迁移了,循环经济也就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路径依赖的问题的解决,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新的政策制度的实施,一定要小心谨慎。

四、总结、建议及未来研究方向

1、总结与建议

从长远来看,循环经济的推行无疑是解决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循环经济的实施,需要有必要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作为保障。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循环经济相关制度创新问题进行的初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循环经济所需的新制度的推行,需要以充足的政策及相关信息透明度、必要的利益集团间的沟通与交流、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较高的资源利用能力作为基础条件。我国现在的情况是,这些条件仍远未成熟。在这些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推行新制度,不仅达不到资源优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还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并形成难以解决的路径依赖问题。

实施循环经济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企业及公众都应负起其应有的责任。政府部门应在制度设计、全局规划和区域协调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情况,小心谨慎地制定并推进相关制度的实施。并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加大生态工业园的投入建设力度,并及时给与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另外还要通过多渠道的努力,以保障循环经济推行所需各项资金能够得到落实。企业是循环经济实施的主体,应该充分认识到,环保型、高科技型企业已成为现代化企业的发展的必然方向。企业应积极改进各项生产技术,努力提高资源利用能力和效率,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公众应了解和理解循环经济政策,并主动对政府和企业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发挥主人翁精神。同时,有关各方应加强信息沟通,只有在相互充分理解、支持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2、未来的研究方向

除了本文所采用的最优均衡点的研究手段,另一种研究方法-----复杂性研究方法正在西方学者中逐渐兴起。新的研究方法导致了新的研究观点。这种方法的坚持者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是不可分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置身其中,在作用者与被作用者之间不存在区分,因为人类是这个相互锁定之网的一部分。如果人类采取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行为,而不了解整个系统会如何对此做出调整,比如像砍伐雨林,那就会连带出一连串的事情,这些事情很可能会反过来以不同的模式迫使人类适应,比如像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因此,除非人类真正了解了这个复杂的系统,否则试图充分利用资源,求得最优解的做法很可能都是错误的。估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新的、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会与传统研究方法很好地结合,开辟出全新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的出现,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在实施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在没有论证清楚前,不能盲目行动。

 

注释

①测量技术问题非本文讨论主要问题,仅是顺便提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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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