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案第20120120号
案 由：关于取消“农民工”称呼的建议
提 出 人：江龙(共1名)
办理类型：未分派
承办单位：
内 容：
一、“农民工”称呼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规模得到了迅猛的扩大。在城市里，产业工人在数量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急需补充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农民为了养家糊口，逐步自发的脱离农业生产，背井离乡转移到城市从事一些较为辛苦的低技术含量、高体力消耗的劳动。在行业分布上，以建筑工程施工、城市保洁、低端制造业等行业为主。对于这部分因改革开放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城市产业工人，1984年，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在《社会学研究通讯》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农民工”的称呼。此后，“农民工”这个说法被大量地引用，为了某种统计区分、政策扶助或其他需要，上至党政文件，下至街头巷尾普通百姓都称呼这一特定的群体为“农民工”。
据统计，目前全国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约有2.42亿人，在这一庞大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80后或者90后的新生代，他们大多集中在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成为企业、工厂等各行各业尤其是生产一线的重要生力军。广大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我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飞速的经济发展中，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奉献着青春和汗水，也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生活和城市梦想。但是“农民工”这种印迹着某种身份的称呼，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传统的观念中，似乎还隐含着某种关系的成分。“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异味”的感觉，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魔咒沉淀在他们心理，束缚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把他们和所服务的城市无形的割裂了开来，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群体。这种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农民工”称呼，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性产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二、取消“农民工”称呼是时代的要求
（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工”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如南美在上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大规模农业人口进城潮，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出现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许多农民参加支前，为解放战争提供后勤保障，为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民工”。而我们目前的“农民工”概念，则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伊始，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较少，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才诞生了“农民工”一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描述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社会现状，也不能顺应当下的社会发展潮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队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一部分亦工亦农的季节工外，绝大多数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与土地之间已没有劳动和收入上的关系。尤其那些“80后”的务工人员，他们长期在城市取得工资收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并在很多行业已占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据中宣部理论局的刊物《理论热点面对面》介绍，早在2006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使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这种情况下，再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人为的划分“农民工”和“城市工”，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二）从用工制度的角度来看
建国以来，在我国由农业为主向工业化社会进程中，产业分类和招工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出身”来定产业工人的身份或者称呼，也不存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封建世袭做法。从现代用工制度上讲，“农民工”的称呼不利于建立高效合理的用工制度。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到城市打工，从职业角度来讲，他们从事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完全脱离了农业的范畴，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和农村唯一的联系是他们的户口和割舍不下的乡情。然而，当前我国的用工制度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和分配。
当前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劳动力低成本使用基础上的，而这一成本的最终承担者，便是在生产一线的广大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相对传统城市职工而言，他们的工作以及生活条件相对较差，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使得所有的公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对于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和分配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当前的“农民工”称呼，则人为的把劳动者区分开来，这种做法不利于建立一个高效、稳定、健康的用工制度，更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目前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就业和分配差异依然存在，而“农民工”的称呼更加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称呼的差异，隐含着不平等的就业和分配制度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对“农民工”这一群体，造成了心理上的暗示，身份称呼的差异，使得他们在面对不平等的用工制度时，缺乏重新审视制度安排弊端的意识
（三）从所涵盖群体的角度来看
从“农民工”的语意涵盖上看，“农民工”的称呼不足以承载整个外来务工群体。我们当下语境中所描述的“农民工”，许多人的出身并不是农民，而是来自于中小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城市化的发展，由于社会资源向大中城市迅速集中，部分中小城市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明显落后于大中城市，致使部分来自中小城市的居民涌入大中城市。对于这部分来自中小城市的劳动者，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和来自农村的务工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在诸多场合，他们一并被视为“农民工”。然而，根据我国当下的户籍制度，他们并不是农民，用“农民工”的概念统一不加区分的进行描述，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很不严谨的表现。
同时，对于第一代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他们自城市出生，城市长大，其思想价值体系和生活习惯，都与城市青年没有太大差异。把他们冠以“二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体现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割裂感和城市户籍居民的优越感，更是社会管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突出表现。
（四）从社会管理和维稳的角度来看
“农民工”称呼长此以往，无论从社会心理和社会管理方面都可能会加深社会阶层的割裂和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产生不安定因素。任由当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农民工”称呼这一看似很小的问题，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在城市中，缺乏城市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将彻底的被边缘化，正如在南美国家出现的大量的贫民窟，其最早的起源，便是由于失地农民在城市里被边缘化的结果，贫民窟的出现和固化，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深受影响。目前，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倪端，部分“农民工”聚集的区域，社会公共服务缺失，治安恶化，生活环境非常恶劣。致使这种结果的出现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称呼的歧视性，导致制度安排上缺乏一致的城市价值认同，把“农民工”割裂在城市的核心价值圈之外造成的，必然会造成一系列新的社会管理问题，这将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
三、取消“农民工”称呼的意义
“农民工”这一称呼不再使用后，可以本着“淡化出身，利于平等”的原则，根据不同场合、不同使用要求，可以采用不同的称呼，如“新型产业工人”、“务工人员”等。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广州市提出的“新广州人”，东莞市提出的“新莞人”等概念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取消“农民工”的称呼，貌似很微小的改变，却可以成为更大的社会变革的开篇，既有利于全面消除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心理隔阂，也可以增强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感，进而促进务工人员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取消“农民工”称呼有助于消除社会心理隔阂，促进社会和谐
在历史上我们也从未如此过度的强调身份标签和过度的强调出身来源，根据出身而不是其所作所为进行身份标签化，无异于人为的划分社会阶层，极易引起阶层对立进而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取消掉“农民工”称呼后，可以迅速的淡化出身意识，消除掉由于语言表述带来的隔阂感。一方面使得广大城市居民从根本上认识到，务工者是他们所在城市的建设者，他们的劳动使得城市更加美好，作为劳动者是值得尊重的，他们是和城市户籍居民一样的“城市人”。另一方面也使得务工者可以摆脱掉歧视性的身份标签，逐渐消除“外来人员”、“进城农民”等心理上的隔阂，从被边缘化的社会状态转为更加自信的群体，主动融入城市，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取消“农民工”称呼有助于增强城市文化认同感
以分工协作以及现代公民意识为基础的城市文化是有别与我国的传统乡村文化的，对于务工者来说，“农民工”称呼的存在，像一条把他们分隔在城市之外的鸿沟，使得他们缺乏融入城市文化的途径。同时“农民工”称呼的歧视性，也使得务工人员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心理上对城市文化并不认同，甚至是排斥的，使得他们缺乏融入城市文化的动力，从而加大了他们和城市之间的鸿沟，易形成恶性循环。
“农民工”称呼的取消，可以逐渐淡化务工人员的出身来源，消除他们和城市之间的隔阂，打开城市认同感的大门，使务工人员不再只是把城市当做谋生的场所，而是把自身当成城市的主人，把所工作的城市看作是实现生活理想和城市梦想的地方，是一个可以安家立业的地方，是一个值得自己去爱护去奉献的地方。无论是东莞提出的“新莞人”，还是广州提出的“新广州人”等称呼，都是增强城市凝聚力，统一城市文化认同感的做法，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和谐友爱，包容团结的城市文化。
（三）取消“农民工”称呼有助于完善民生保障制度的设计和实施
在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过程中，由于种种责任缺失等原因，使得这一群体不能享有较完善的民生保障，这种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差距或歧视之所以存在，确实是与广大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等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维护有很大的关系。
取消“农民工”称呼，不仅能够消除社会心理隔阂，增强城市文化认同感，称呼的转变也有助于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把“农民工”在身份上和户籍居民同等对待。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农民工”称呼的取消可以在观念上为政策的施行清除障碍，利于完善对务工人员的各项民生保障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从制度上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消除户籍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差别待遇。这也符合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为进一步缓解城乡二元分割，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淡化务工人员的出身来源，彻底取消“农民工”的称呼，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确认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极大地壮大产业工人的队伍，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对新生社会力量的凝聚力，也有助于实现国民的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建设总体的要求。
办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