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提案第20120285号
案 由：转变农村金融发展方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提 出 人：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共1名)
办理类型：未分派
承办单位：
内 容：
我国大部分农民经营的是小块土地，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小块地”成功经营的条件是资本集约，近年来在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地的“小块地”经营典型都是资本密集的。事实表明，无论国内国外，“小块地”经营必须高投入。所以，向农村供给金融资源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形势不容乐观，根据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2010年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2.3万亿 ，仅占全国各项贷款年底余额（73.3万亿）的3.1%。而在2007年这项贷款仅有1.5万亿。但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自1997年开始，各种金融机构持续撤离农村，截止2009年6月，全国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另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抑制作用，使得农业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相配，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
目前农村金融政策冲突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国农业经营模式与主要发达国家不同，金融市场化条件不足。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农民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获得有限的收入，风险极高，很不利于金融的市场化经营。世界各国成功的农业经营模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大规模土地集约耕种模式；一种是小地块＋合作化模式。而我们即没有条件采取前一种模式，也没有推行后一种模式，缺乏金融市场化的基础条件。
二、我国的土地制度与发达国家不同，农民缺少实物担保。
发达国家的土地是私有的，土地上，甚至土地下面的东西（矿藏）都归农民所有。而我国的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能成为贷款的抵押品。但我国农民除了土地，几乎一无所有。这样的农户，对于要求保本收益的市场化金融业，也没有任何吸引力。
三、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农民金融交易成本高。
我国农村的主要管理模式仍然是政府和党的组织起主导作用。这种行(官僚)政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任何一种交易的成本都很高，寻租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习俗 ，农村借贷的实际利率要高过20%，这就是农村民间的借贷利率要超过30%的原因。
四、我国与西方政府管理农业的方式不同，资金趋向工业。
我国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发展采取主动的推进或引导，主动选择发展模式。目前对发展指标见效最快的选择只能是发展工业，这必然导致所有可能的资源优先用于工业。金融是农村工业最短缺的资源。
五、我国金融发展和治理顺序与西方国家不同，稳定中发展需要高昂成本。
我国金融发展理念，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稳定，顾虑金融危机的后果而不发牌照，先稳定后发展，在稳定中发展。西方国家先是不顾后果的发展，等出了严重问题后，再着手制定规则（虽然他们并没有预先设定这个顺序），先乱后治。
综合以上，中国农民获得金融资源的条件特别差，既不能集约使用土地，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合作组织。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还套上了行受贿风气的社会枷锁。这些 “自然”条件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加之地区政府急于脱贫致富，趋向于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工业；而中央政府的稳定中发展政策隐含着无法承受的金融推进成本。总而言之，条件极差却急于发展，成本极高却优先稳定。
与20世纪金融短缺的形势不同，当前的中国金融资本迅速膨胀，累积了巨额的金融资本， 2010年全国各项贷款余额比2006年翻了一倍还多。然而，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却发展有限。在巨额社会金融资本面前， 农村金融的发展应该改变思路。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快发展合作化组织，提高农民的信用基础。
我们农民的经营模式是小块地劳动密集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小块土地上的成功经营也必须是资本密集的。而要获得资本只能合作，因为合作制不仅是一种理想的生产经营形式，也是一种理想的集体担保信用形式，也是一种能够对农民进行信用培训的有效组织。事实上，城市的信用条件也是一样的，有单位和没有单位的人，信用条件显然不同。在单位里，不仅存在着个人的生活状况和道德品质的信息，而且还有收入的记录和控制可能，存在着单位提供收入担保的可能。完全分散的农民缺少这些基本的信用条件，而如果参加了某种合作社，那就是有了“单位”。而参加多个专业合作社，信息就更丰富了，信用条件当然就更好了。
二、多管齐下，降低农民贷款的风险程度。
合作组织能提高农民的信用，当然也能降低农民的信贷风险，但是这种合作社刚刚开展的初期立竿见影难度较大。
因此在当前的条件下，政府还应从其他两个方面支持农民：第一，由财政拨款成立合作支持基金和信贷担保基金，向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担保。第二，组织和引导各种慈善基金面向农村和农业，或提供利息担保和直接提供部分利息的支持，或者直接提供资金互助社建设的援助。目前许多慈善团体和个人希望面对农户直接捐赠（有些人想得到“感激”的回报），但这种捐赠普及面有限，如果只对贷款的利息提供捐赠或部分捐赠，将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大范围（数十倍）的利用；提供担保的效果也超过直接的捐赠（国家财政补贴的使用原理也是如此，扶贫资金用于风险担保和利息补贴远远优于直接捐赠）。所以，应该从意识形态引导入手，开动宣传机器，对全社会进行全面引导，将爱心惠及更多的贫困农民。让主管意识形态的国家职能机构多做些对农民有利的事，符合党和政府的社会总目标。
当然，如果能推行保险机构下乡，也是一种好的支持。
三、全面规划，“兴修金利”，综合治理。
近几年，高等教育普及率迅速提高，与此同时，各种志愿者运动迅速普及。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以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里志愿者运动广泛推行，为合作社人才培养提供很好的社会基础。政府可以开办一个合作社人才培训学校，在鼓励制度上脱离政府的官吏职务奖赏模式 （采取社会志愿服务价值体系鼓励），产生大批合作化人才。只要通过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合作化运动会很快开展起来的，如果有了足够多的合作组织，不仅会使农业的面貌改观，也会使金融的资源得到运用，而金融资源的运用会使合作的效果更好，又会进一步促进合作化，从而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经济。要提高领导层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认识水平，动员更多的志愿力量和更多的慈善捐赠，以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
要明确融资先行的意义。目前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同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各自遁着不同的线路：有的力图提高技术，有的力图支持粮食生产，有的全力支持农业机械化，有的注重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应该看到，种植业必须依赖水利，而农业必须依靠金融。所以，农村金融政策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全盘规划，在所有的农业政策中，应优先考虑和发展的是能够使金融“灌溉”到农业中的政策。
办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