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发言材料（82）
梁琦委员的书面发言
——关于深化广东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改革开放后，南粤大地掀起了经济改革的狂潮，导致了“孔雀东南飞”现象，出现了“人才洼地”效应。这一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达到高潮。但新世纪以来，人才的流向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长三角迅速崛起，“东南飞”的局面转变为“竞相东进”；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大量人才开始“回巢”。广东地区的“民工潮”骤变为“民工荒”。而在吸引高技术人才方面，广东地区相比北京和上海，其地缘优势也逐渐丧失。
另一方面，对于影响人才流动的户籍政策，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了户籍改革“四步走”的方针：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能否并如何抓住户籍制度改革的先机，再造“孔雀东南飞”的辉煌，这对于广东是一个考验。
一、户籍制度改革，广东先行先试的利得
废除户籍制度是未来的趋势。而当下，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创造改革红利。对于广东而言，目前是大力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好时期与历史机遇。
（一）通过先发优势吸引和锁定优秀人才。根据“四步走”方针，广东地区的广州和深圳可以趁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还没有进行户籍放开的时候，打个“时间差”，高枝筑巢引孔雀南飞，将大量有才华但没有户口的“北漂”等优秀人才吸引到广东来。
（二）提高政府城市治理能力。城市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而户籍管理和改革体现的正是政府的城市治理能力。因此，广东从放开户籍入手，是切实提高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促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块试验田。户籍制度是现阶段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广东若实行外来工落户政策后，城市的治理反而相对容易。
（三）优化人口结构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人口结构的升级要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人口结构也必须升级，而人口结构的升级又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吸引优秀人才，进而改变广东地区的人口结构。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撑。
（四）扩大内需和市场容量。对于外来工而言，原有户籍制度导致外来工在城市的归属感不强，安居乐业的预期较低。抑制了外来工在工作城市的消费。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户籍制度放松是扩大内需和增加市场容量的内在要求。
（五）推动公共社会服务公平。一方面，在广东的务工人员作为纳税公民，子女却难以享受同等的教育等，但另一方面，由于财税体制的限制，国家有关教育补助又拨付在其户口所在地，增加广东省的负担。这也是一种不公平。可以通过户籍改革来解决。
（六）打造城市体系，争做世界第六大城市圈。当代世界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成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广东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必须加强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为此，广东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市层级体系。
二、放开户籍，再造“孔雀东南飞”的辉煌
以户籍改革为契机，广东地区应先行先试，可以再造“孔雀东南飞”的辉煌。其具体推行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珠三角城市分两部走。前几年，全面放开珠三角次中心城市和其它城市的户籍。例如珠江口沿岸城市，包括东莞、佛山、中山和珠海等城市。2018年起，放开广州和深圳的户籍。
两步走，一是为了打造一个有序的城市层级体系，二是有利于积累城市管理经验。
（二）实行区域内部差异化的户籍登记制度。在各大城市内部，分区设立户籍登记制度，将外来人口有序吸引到新建和急需发展的区域。如，在广州，先放开增城、萝岗、花都、从化、南沙等区的户口。其它城市都可以制定市内户籍放开先试区。
（三）提高大数据时代的城市治理能力。户籍放开相应产生的城市治理问题，必然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对户籍管理本身要提出大数据管理要求，同时这也是系统工程，要做好相应的城市治理方面的准备，包括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医疗、社会保险、教育，等等。
（四）高等教育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吸引世界优秀大学来广东办学。广东地区和北京、上海相比，教育资源方面相对落后，应采取措施吸引世界名牌大学来广州办学，促进广东高等教育发展，以大量吸引优秀人才。
（五）让港澳台和外国人才及家属享受户籍红利。广东吸引人才要放眼全球。吸引更多的港澳台和外国人才应该成为深圳和广州的人才特色。为了更好的发挥这一特色，要让这些人才和家属享受户籍红利。
（六）加强岭南文化与蓝色文明的融合。以“开放、自由、活力、进取”为特征的岭南文化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方面。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岭南文化的这种特点，并加强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蓝色文明（外国文化统称），以与内地不同的特色吸引人才。
（七）下大力气营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广东要对广州、深圳下大力气改善居住和生活环境，要使得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远优于北京上海，这就会形成巨大的优势吸引高层次优秀人才，形成“孔雀东南飞”的繁华景象。
（发言者系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工商管理系主任，教育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