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发言材料（46）
董美玲委员的发言
——加强广东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东产业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低端产业仍占较大比重”“一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受制于人”。处于创新链上游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知识创造和扩散的源头。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对我省实现前瞻性引领性原始创新成果重大突破，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全面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我省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仍显不足。广东省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经费，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参与不足，基础研究经费总量占R&D经费支出的比例仅为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的1/4—1/3。
（二）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机制尚需完善。目前我省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缺乏稳定支持，实施周期普遍为3年，个别类别为4—5年，省实验室等平台尚无经费支持，这与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性不相符，而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稳定性与竞争性经费的配置比例一般为7∶3，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通过年度预算拨款获得大部分科研经费。
（三）缺乏有组织的创新，考评机制有待完善。从产业发展质量来看，广东省“缺芯少核”和“卡脖子”问题十分突出，产业技术瓶颈最终都可以溯源到缺少针对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上。同时，在项目考评方面，过分依赖论文数量，成果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尚未形成。这些与基础研究前瞻性和被接收滞后性等特征不相符。
（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偏少。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基础设施的建造和使用过程，往往需要发展新的技术或者把已有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成为众多高技术的源泉和高新技术的摇篮。 “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规划布局的26个国家大科学装置中，由广东省本土科研机构主导为零。
（五）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缺乏大师级人才。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基础研究人才数量还需提升。如2013—2017年广东两院院士入选7人次; 同期，上海两院院士入选21人次，与北京的差距更大。
二、提升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建议
（一）充分认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对催生高新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作用。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经过长期演进可以预知或不可预知的方式催生颠覆性技术、关键核心、高精尖技术等，这个过程也为创新人才成长提供土壤。互联网、3D打印等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技术创新都是建立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
（二）多措并举，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层次投入体系，持续加大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健全稳定投入机制。保持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的较高比例，确立政府为主体，高校、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投入的多层次投入体系。大幅增加省级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设立省市联合基金等形式加大投入；鼓励高校、政府研究机构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完善促进企业进行基础研究投入的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重大平台等给予持续稳定的支持，鼓励研究人员全心投入研究。
（三）完善选题机制与评价体系，营造有利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我们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规律。在选题和评审方面，在自由探索项目外，增加战略需求导向的项目，根据广东省产业发展现状，在芯片、基础操作软件等受制于人的若干领域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开展有组织的创新。在评价方面，探索重大成果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和长周期考核机制。
（四）加大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端装备等的投入，通过平台建设集聚高端人才。支持本土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新设施的设计和建设，争取更多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广东；建立财政稳定支持机制，保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建立开放共享制度，形成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多方共建、共管和共享的局面；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的“筑巢引凤”效应，通过平台建设集聚高端人才。
创新与国运相牵，进一步提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对我省在新时代提升源头创新至关重要！
（发言者系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