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提案第20190217号
案 题：关于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尽早出台“生育促进”政策的提案
提 出 人：丁邦晗、赵先明、韦建瑞、朱颖恒、冯方平、林至颖(共6名)
分 类：医卫
办理类型：主办会办
承办单位：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内 容：
中国已经全面开放“二胎”生育，但从效果来看，并不理想，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少于2016年的1786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显著少于2017年。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代，将带来“人口危机”，需要积极应对。
一、“低生育率”时代已经到来，需要未雨绸缪“人口危机”
1.“低生育率”的时代已经到来。
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
2.“低生育率”将导致多种危机。
（1）生育率快速下降使人口结构快速老化。
据资料，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4%提高到17.6%，中国只花了38年（1980年-2018年），而日本56年（1934年-1990年），美国91年（1917年-2008年）。
2017年中国死亡人口数量为986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1‰；201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为7.09‰。201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32‰，201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
（2）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将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将使合格的劳动力比例下降，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将降低综合国力。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使经济增长变得困难，科技创新和国防力量也将下降，与生育率正常的国家比较，综合国力会因此而相对下降。
如果继续现在的社会经济模式，将陷入“低生育率—经济恶化—超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
二、低生育率的原因众多
低生育率是一个客观事实，其主要因素如下：
1.生育能力下降
从生理学看，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是20——25岁。在“计划生育”时代，倡导“晚婚晚育”，其结果是大部分女性的初育的年龄超过25岁，在城市甚至达到30岁。
2.生育意愿下降
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理想子女数只有1.7个-1.8个，全球最低。而实际生育率远低于理想子女数，比如日本1992年-2010年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53个，实际生育率只有1.37个。近年中国台湾的理想子女数还在2.0个以上，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1。
同时，我国是一个崇尚教育的国家，一个人的通常成长轨迹是先受教育，然后就业（立业），再成家。这种社会价值观导致一部分因为前两者而影响到成家，更影响到生育意愿。社会学调查研究表明，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与上一代相比下降30%——50%。
3.养育成本大幅上升
高房价、教育成本的大幅上升、围生育期的花费、生育对女性职业生涯等的影响，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上升，降低了生育率，尤其是头胎之后的生育意愿。
建议
一、强化家庭价值，倡导立业与成家同等重要的价值观。
我们的文化历来倡导“教育优先，先立业再成家”的价值观，导致婚育年龄晚，生育率低，生育缺陷率高。如研究发现美国的生育率从2007年的2.12降至2017年的1.76，原因之一是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从25岁提高到27岁。降低初育年龄可以提升生育率。降低初育年龄必须改变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先立业后成家”的理念，而倡导“立业与成家同等重要的”价值观。家庭是人口再生产基本单位，家庭价值是人口发展的文化滋养。
生育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而受教、立业的时间却是充裕的，互联网也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可能，没有必要挤压生育时间。我们需要缩短中小学的时间从12年调整为11年，上大学的时间提前1年，早1年大学毕业，可以早点成家，早点生育。
二、省级财政为头胎后出生的孩子成长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
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育意愿下降。帮助育龄夫妇提升生育意愿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在全国层面建议改革社保制度，加大对生育头胎后的税收减免，如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对头胎后的二胎孩子，根据社会抚养平均成本进行纳税前扣除。在省级层面可以制订政策对头胎后出生的孩子成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1.延长生育假期。
延长生育假期，如将女性生育假期头胎在现有的假期基础上延长2——3个月，二胎可考虑延长3——6个月；延长丈夫的陪产假至1个月。
2.围生产期相关费用全部纳入医保支付。
创新新生儿家庭社保机制完善生育保险，将围生产期的费用如（坐月子费用等）纳入社保统筹支付。
3.对多生孩子的家庭予以奖励。
建议对多生孩子的家庭予以奖励。如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将资金直接补贴到生育家庭账户。
4.对头胎后的孩子如二胎孩子进行医疗、教育全部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