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的“静默”是怎样炼成的

2007-10-10 来源:广东政协网

汉景帝的“静默”是怎样炼成的

 

陈 仓

 

参观完汉景帝阳陵,笔者无心赞扬出土文物的精致,也无意赞扬历史的悠久,思考最多的倒是“文景之治”的因缘。这种帝王个人风格明显的盛世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依赖汉景帝个体的“身体政治”能不能复制?汉景帝的“静默”风范是怎样炼成的?

    前朝殷鉴,本朝教训。秦帝国二世而亡是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统治者的反面教材。汉景帝遵照先祖既定方针,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避免百姓揭竿而起;减轻刑罚,避免官逼民反;广开言路,防止民怨沸腾。这些政策是基于刘氏家天下长治久安的理性选择,主观目的不是为百姓谋幸福,而是为皇家求稳定。汉景帝宣称“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其“民本”政策是以百姓为生财之本、执政资本的。汉朝的州级长官叫做“州牧”,地方官叫“牧民之官”,官员管理百姓与牧羊一样。君臣之间是主仆关系,官民之间是主奴关系。汉初统治者除了提供国防和境内治安两个“公共产品”外,没给纳税人办过什么好事实事,也没过分坑害纳税人,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治”。

形势比人强,体制造形势。从汉高祖至汉景帝四朝的政治形势大同小异:中央有将相分权、外戚专权,地方有诸侯争权,外部有匈奴军事威胁,百姓穷困,国家财源不足,财力分散,政府无法积极作为,只好保持“静默”。西汉前四代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一国两制”。高祖时期,实行刘氏中央政府部分集权与有功诸侯王高度自治的体制,皇室与楚王、赵王、淮南王、梁王、燕王、长沙王等异姓王共享天下。这种“业绩股份制”因事权不清、互相猜忌、利益冲突,维持五年后即告破裂。刘邦武力剪除七个异姓王后另封九个刘姓王,以防诸吕篡权。这种“DNA股份制”又因公共权力与私家权利边界不清,导致宗族矛盾进而激发“七国之乱”。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大、信息传达困难的西汉,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高度自治相结合的体制是一种现实的治理需要。“战国七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自治基础,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速亡的教训对汉初君臣是一种警示。汉高祖试图建立一种统分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新体制,但他不懂分权治理的宪政技术,最终制度缺陷激化宗族矛盾,导致手足相残,生灵涂炭。

汉景帝的“静默”风格是命运塑造的,也是文化教育养成的。文景二帝成长于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代州,吕氏外戚专权之时,他们备受冷遇、猜忌和算计,艰险的处境迫使他们学会了韬光养晦、谦虚谨慎、明哲保身;受深知宫廷政治险恶,精通人情世故,谨小慎微的薄太后和窦皇后的影响,他们形成了谨慎、俭约、宽厚、大度、包容、静默、坚韧的个性。这些个性优势令文帝在刘氏宗亲与吕氏外戚争权夺利尘埃落定后脱颖而出。文帝对景帝的教导和政治历练又使景帝政治“早熟”,父子皇帝个性相似使文景两朝保持执政风格一贯性、基本政策连续性。同时,汉景帝在政治思想上继承先祖倡导的黄老思想——秦朝崇尚法家的霸道和权术,实行严刑峻法,暴政导致二世而亡,法家思想于秦崩溃时被全盘否定,西汉初期思想文化和社会舆论的主流是“黄老学说”。  

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他生活的时代,政治家尤其如此。汉初社会形势、政治环境、制度、文化氛围和景帝个性及教育背景的综合作用,炼成了他的“静默”风范。

 

(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