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

2007-10-10 来源:广东政协网

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

 

邵燕祥

 

自古以来,除“兵不厌诈”一语外,从来没有人公然号召说假话,但说假话者代有传人,假话千秋百代不绝于耳,可见重在身教,言教倒在其次。

大概在某个历史关头,大家发现真话稀缺,于是痛感说真话的必要。只是“说真话”这样一句话,还是巴金老人在垂暮之年,鼓起勇气说出的。因为你表示要说真话,就意谓你认为假话太多,搞“瞒”和“骗”的人能不多心,不感到你要挖他的祖坟?

说巴金晚年的贡献在于提倡说真话,不假。但在他之前,关于“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的话,讲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主席。早在1958年到处一片浮夸虚报大说假话之际,他就说过“假话一定不可讲”之类的话。这是从世俗理念来说,针对我们这些还不免要考虑个人利害得失的常人说的。对于更高档的革命者,为了动员他们说真话,不说假话,毛泽东还讲过“五不怕”的道理,就是为了坚持求真,不要怕撤职,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老婆离婚,以至不要怕坐牢杀头。

看来,这里所说的真话,是政治上的真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比如对一位绝症病人,明知其不久于人世,还是不妨安慰他,说等明年开了春,就会好起来,或是请他笃信的气功师来,再做一个疗程,管保康复无疑……这属于善意的假话,只管说,对老领导大首长这么骗一回,也不算犯了欺君罔上大不敬之罪。

但即使是政治上的假话,也不是不可说的。

我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中,看到发表于193610月的《半夏小集》一则: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鲁迅此文,是站在革命者——在当时就是他引为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嘲笑、谴责乃至抨击了不肯向敌人(在当时是指国民党)说谎的人。

这就是说,对敌人——首先是政治上的敌人——是不必说真话的。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说,假话甚至不失为一种武器,既以防身,并以克敌。

普通人有什么政敌呢?那就说是坏人吧。比如有人被绑架了,绑匪威胁不许报案,你一边“有困难找警察”,一边还不是向绑匪说假话,承诺不报警?接着在警察的策划下,继续用假话敷衍绑匪以拖延时间……若说假话一定不可讲,就是同绑匪合作了。

也不一定是手无寸铁的人在必要时才可以说假话。本来“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而阶级斗争如同战争,适用“兵不厌诈”的原则,“引蛇出洞”,屡试不爽。

且说1976106,有计划地抓捕江青等“四人帮”。那四个伪君子可以说是真小人了。圣人云“君子可欺以其方”,事实证明小人亦可“欺以其方”。你们不是最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吗?好,今天晚上开会就是讨论毛选五卷出版的问题,不会缺席吧?来得正好,一网打尽。江青再矫情,也怨不得叶帅、华主席和汪主任“说假话”吧?

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事。不管是君是臣,是官是民,没有例外。对于什么条件下说真话,什么条件下说假话,各有算计,因地位不同而不同。

赵高在朝廷上“指鹿为马”,明明是说假话,却没一个人敢说二话,他们都信吗?当然不信,慑于威权罢了。赵高不知道大家对他假话的认可也是假的吗?他又不傻,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我镇住你们了。挟持胡亥,压服同僚,一时好似稳操胜券,冷不防变生不测,山东乱起,泱泱大秦,二世而亡。

萨达姆呢,他对百分之百选票的支持率究竟是不是真信,闹不清。不过,看来他是信以为真了,才那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骄横跋扈,轻举妄动,他被他的党徒和共和国卫队的假话骗了,他被举国一致誓死拥护的传媒以及替他画影塑像的匠人们骗了,他被全国投票人百分之百的虚情假意骗了。像萨达姆这样说话不算数又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式君,天不怕,地不怕,但人们的假话成了致他死命的武器,他在一片颂歌声中走向灭亡。

不但全人类有普世的价值,人类中一小撮昏君、君也有他们不分国界的共同性格、共同思维模式,乃至共同命运。萨达姆没读过中国的“二十四史”(更不用说二十五……史了),不是“殷鉴不远”,而是“殷鉴太远”。然而天造地设,他跟敝邦历史上有些皇帝太“神似”了:光说对小朝廷里也就是“体制内”的官员们,说真话敢进言的他恨,要干掉;不说话没表态的,他怀疑,也必除之而后快;剩下的就是他的所谓亲信,唯命是从,一心紧跟,只是到了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忽然都不知所之了。

这些故事新闻,属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供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庙堂之上,谁是忠臣“文死谏”,谁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斧声烛影,喋血萧墙,对局外人来说,正是“干卿底事?”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自然也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人,民间市井中的小人,不同于江青之流的小人,他对你固然可能采取敌对的态度,随时来点突然袭击什么的,但按照毛泽东“两类矛盾”论的案例,多半称不上敌人。然而你看透了他,觉得他不配听你说真话,也不值得你费心说假话,用季羡林老人的办法,叫作“虚与委蛇”吧,漫应之、敷衍之可耳。

真话即真心话,说给亲人朋友可信任的人。当然,在不正常的年代,这一点也难办到。不但是隔墙有耳,而且因为在所有从上到下的整肃中,都要抓“知情人”,好从他们嘴里撬口供,有鉴于此,越是对亲近的人,也许越不要说什么要紧的话,才是保护他们也是自保之道。

这是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反之说真话足以贾祸的年代熏陶出来的见识,不客气地说,这也是多少先死者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反对人们汲取历史经验者,干的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行径。尽管对毛泽东评价不一,但他晚年一再讲的这句话,从原则上看,乃是不刊之论,至于党政军民各色人等各自汲取什么样的“历史的经验”,那是因人而异,不待说的了。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在说真话的问题上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应该是:谁对你讲真话,你就对谁讲真话。这是不会错的。

而假话未必不可讲,自然是对那些欢迎讲假话的人,不许讲真话的人,还有不但恨真话和说真话的人,也对保持沉默的人不放心(认为他们不开口,就表明他们跟讲真话的人一个鼻孔出气)的人。那就对他们讲假话吧,不妨大讲特讲,讲得像真的才好。不论是程序假话,还是实质假话,他要什么给他什么。

或谓,这样说来,你是决心有条件地说真话,而大幅度地说假话了?

我以为,要说假话也不那么容易。在三五十年前时常需要炮制检讨材料的时候,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已在字斟句酌地写假检讨,即用他们后来所说的“违心”之言蒙混过关,而我却是在真诚地做检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又经过了既提倡说真话,又限制说真话,还不时批判说真话(如指出“真话不等于真理”)的阶段,徙倚真假之间,捉摸真假之辨,发现说真话固然有风险,而说假话实在太累,只适于春秋鼎盛的朋友们特别是驰骤于官场商场的健将去操作。“白发渔樵江渚上”,乐观其成,这把年纪了,学也难。

2007212

 

(作者系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