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

2007-10-10 来源:广东政协网

 

当毛泽东诗词集中发表后,解说毛泽东诗词便成了郭沫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在积极解说毛的诗词的过程中,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他的古典诗词修养及文学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发生。但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屡屡发生,原因何在?

 

 

郭沫若: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

 

 

王彬彬

 

                          “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有两人享有在诗词上与其唱和的“殊荣”,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柳亚子。

毛泽东数次请郭沫若对自己的诗“加以笔削”。这种时候,郭沫若也会谨慎地指出他认为“不大谐协”之处,并贡献自己的修改意见。但不知何故,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总不大高明。郭沫若认为不妨修改之处,毛泽东往往都修改了,但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总被弃置不用。例如,毛泽东写于1959的那首《七律·登庐山》,第二句原为“欲上逶迤四百盘”,郭沫若觉得“欲上逶迤”“似有踟躇不进之感”,建议改为“坦道蜿蜒”,后来毛泽东将此句改成了“跃上葱茏四百旋”。该诗第四句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与上句“不大谐协”,建议改为“热情挥汗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后来,毛泽东只易了一字,即改“南天”为“江天”。(胡为雄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

毛泽东还曾数次利用诗词的方式对郭沫若提出批评。人们熟知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如果说还属“友情提醒”,那么在1973年所写的两首诗则是对郭沫若进行敲打了。这一年,毛泽东在决定把林彪与孔子绑在一起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时,想起了郭沫若写于1940年代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肯定和对秦始皇的批判,便拿郭沫若为“批林批孔运动”“祭旗”。据说,197385,毛泽东向江青念了两首诗,一首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另一首则纯属“打油”:“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两首敲打郭沫若的诗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为全国上下一齐“批林批孔”打下了基础。郭沫若自然惊恐不已。其实,郭沫若当年在重庆骂秦始皇,意在影射蒋介石;赞儒家,本意也是在为国民党政权确立一个正面的标准,或者说,也是在间接地出国民党的丑。当年的郭沫若,决不会想到这些“帮忙”的文章30年后会成为罪状。“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想不到当年奋力与蒋介石斗争,‘影射’蒋介石的文章,现在又获罪于毛泽东,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季国平:《毛泽东与郭沫若》,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应该说,首先是郭沫若总拿自己开玩笑,才招致历史与他开玩笑。这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之间最主要的关系,还在于郭沫若曾是毛泽东诗词积极的解说者,同时也是权威的阐释人。毛泽东诗词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便著文解说。当毛泽东诗词集中发表后,解说毛泽东诗词便成了郭沫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57年到1968年这10多年的时间里,郭沫若写下了大量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文字,还回复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就毛泽东诗词进行请教的信。从郭沫若总是在第一时间对毛泽东发表的诗词进行解说来看,他大有争做解人的意思。当然可以说,以郭沫若的身份,他会觉得解说毛泽东诗词是他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但似乎又不仅仅如此。他如此卖力地为毛泽东诗词做解,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在驱使。

196521,《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墨笔手迹,约请郭沫若写读后感。毛泽东此幅墨迹,有好几处笔误:“黄粱”写成了“黄梁”,“龙岩”写成了“龙龙岩”,词的最后也没有句号。对此,郭沫若在读后感中做了这样的解说: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典范。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典范。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

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郭沫若:《“红旗跃过汀江”》,载《光明日报》196521

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看了这样的解说,不知有何感想。

 

                        毛泽东满意这样的解说吗

1945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将那首后来极其著名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毛泽东的这首词,经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之手,公开发表于该报1114副刊。这是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之始。诗词一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和厌恶者在报刊上刀来剑往。赞赏者说这首词气魄如何大,如何“千古绝唱”;厌恶者则认为这首词表现了浓重的“帝王思想”。《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是厌恶该词者之一,他发表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长文,一开始就强调:“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

郭沫若当然是这首词的热烈称颂者,在1946720出版的上海《周报》第46期上,他发表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评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文章。文章在反驳王芸生的同时,对毛泽东这首词的“主题思想”做了解说——是为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之始。从郭沫若的解说,可看出他一开始就是把毛泽东诗词的现实政治意义放在首位的,或者说,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他只懂得苦心孤诣地挖掘其中的现实政治内涵,为此不惜移花结木、张冠李戴。

毛泽东在将《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时,就说明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的旧作。郭沫若在《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中,也写道:“这首词听说是毛主席的旧作……我在柳亚子先生的手册上,看见过毛主席所亲笔写出的原文。”毛泽东是193510月到达陕北的。1935年的中国政治局势与1946年相差甚远。但当郭沫若19467月解说这首词时,仍然极力把其“主题思想”往1946年的政治局势上靠。19467月,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于是,郭沫若对这首词的“底子”做了这样的解说:

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腊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据说毛泽东是很喜欢雪的。这首咏雪的词,也的确鲜明地流露出写作者面对北国茫茫雪景时的心旷神怡、踌躇满志和顾盼自雄。其实,“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已把写作者对雪的喜爱暴露无遗。郭沫若如果连这点审美能力都没有,那还是“郭沫若”吗?然而,尽管词的写作者把对雪的喜爱表现得十分充分,尽管郭沫若不可能读不懂词的写作者对雪的喜爱,他还是要把词中的“雪”说成是代表着“白色的力量”,代表着应该被“消灭”的各种人物和势力。郭沫若之所以如此牵强附会地解说这首词,除了要不惜一切地往现实政治上靠以外,恐怕还与雪的“白”与“红色政权”的“红”相对和相反有关。既然雪的颜色是“红”的对立面,那就只配和只应代表“反动”的东西了。但问题是,经郭沫若这样一解释,这首本来不无诗意的作品,就变得索然寡味了。这番解说真可谓大煞风景。这样的解说,能令毛泽东满意吗?

           

毛泽东《沁园春学》手迹

 

 

 

郭沫若书毛泽东心愿春雪

 

 

郭沫若的尴尬

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注家蜂起。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当然会有冲突,但当有人看法与郭沫若不一致时,一般来说是不会战胜郭沫若的观点而被普遍接受认可的。因为郭沫若

已是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权威。然而,如果毛泽东自己出来纠正郭沫若的说法,那郭沫若只能惴惴不安了。惴惴不安之余,当然是赶紧写文章更正自己的观点。这种时候,也应该是郭沫若颇为尴尬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总是很失“权威”的脸面的。

19352月,毛泽东写了《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对这首词的解释上,郭沫若就颇出洋相,只不过这洋相出在他身后。

196237,郭沫若在广州与一些人座谈诗歌中的一些问题。在谈及怎样才能“真正读懂一首诗”时,郭沫若从口袋中掏出一本毛泽东诗词,反复朗诵了这首《娄山关》后,逐一问在座者:“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有人说是写一天的事,有人说写的不只是一天的事。郭沫若说,他仔细研究了遵义的新旧县志,终于弄懂:“这首词写了三个月的事。”他将此解说写进了文章,在将文章交刊物发表的同时又送了一份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文章后,亲笔将关于《娄山关》的解说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吻写下了一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诗。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在这里,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口吻,替郭沫若纠错。特意提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加以强调,一方面说明这两句确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另一方面也说明郭沫若对这两句的解释,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但毛泽东的改写稿,未能及时返回郭沫若。《人民文学》仍按原样发表了郭沫若文章。直到19911226,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郭沫若文章的手稿,此事才广为人知。

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几次三番地更正自己的看法,结果还是“错了”——这种情形在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生涯中,不只一次地出现。有时候,过于牵强附会过于无视常识后,郭沫若也会觉得不妥,从而出面自我纠偏。

 

郭沫若为何争当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及文学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发生。但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屡屡发生,原因何在呢?

要明白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为何一再出洋相、闹笑话,还得先明白郭沫若为何那么积极地充当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可以想见,1949年后,毛泽东诗词集中公开发表,是令郭沫若万分欣喜的。这时,像郭沫若这样的文人,已自觉地把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思想当成自己的新使命;然而,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从政治身份上来说,是轮不到郭沫若唱主角;从个人的知识结构上来说,也不是郭沫若的强项。即便是宏观地和原则性地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郭沫若也不能挑大梁,因为自有周扬这类更有资格也更受信任的人在。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前,在阐释毛泽东时,郭沫若的角色是有些暧昧的,这块蛋糕中并没有哪一份明确属于他。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可以唱主角、挑大梁、当权威的地盘。环视四周,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有谁能与郭沫若争胜呢?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可与郭沫若对垒者,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无法与其相埒;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可与郭沫若铢两悉称者,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又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对于郭沫若来说,某种意义上是天赐良机。

已有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还不能保证郭沫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要使权威不被动摇,就必须绝对保证政治上的“正确”。那个时代,文艺的政治性是第一的,其实也是唯一的。文艺创作必须为现行政治服务,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那么,在阐释毛泽东诗词时,郭沫若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全力挖掘毛泽东诗词的政治意义,当然会极力把毛泽东诗词与现行政治挂上钩,为此不惜牵强附会、“失诸穿凿”。毕竟,再牵强、再穿凿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失误,甚至只会在政治上越安全。而只要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不犯政治错误,权威的地位就是稳固的。

1958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郭沫若则认为,毛泽东诗词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在1958年《红旗》第3期上,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文中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毛泽东同志十九首诗词(引按:其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是19首)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

毛泽东怎样看待郭沫若对其诗词的解说呢?他对郭沫若的劳作满意吗?我以为,是不那么满意的。“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朋友周世钊读了许多毛泽东诗词注释本后,致信毛泽东,问在众多注释中,哪些较好。毛泽东于1968929复信说:“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毛泽东没有回答哪些较好,说明在诸多注释中,可能没有令他满意的。“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恐怕应该解读成“诸多注释,无甚意义,不必置理”了。这当然也包括郭沫若的解说在内。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诸家中,臧克家大概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一家了。1961年,毛泽东数次致信臧克家,说要请臧克家和郭沫若到家里来,就其诗词谈谈,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