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罗尔纲非比寻常的师生情

2007-12-07 来源:广东政协网

胡适与罗尔纲非比寻常的师生情

 

1950年代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方之光

2007525,是太平天国史研究者罗尔纲教授逝世10周年。罗先生之所以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第一代宗师,与其师胡适先生的严厉督教和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他们感人至深的师生情谊在海内外已传为佳话。

 

 

三次受到胡适责斥

 

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罗尔纲从他的家乡广西贵县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浦东中学、上海大学,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后又求学于吴淞口上海中国公学,该校校长正是胡适。罗尔纲品学兼优,深得胡适赏识。

1930年,罗尔纲于公学毕业,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胡适便请他到自己家里——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49号甲。罗尔纲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后又随同胡适全家迁至北京地安门内米粮库4号。他的主要任务是辅导胡适的两个儿子读书,帮助整理胡适父亲胡铁花遗稿以及校正胡的《聊斋全集》等。罗尔纲在胡适家前后5年时间,他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胡适对罗尔纲的关怀,令他终生难忘。

在北京,罗尔纲以“卖文”补助生活,但有一些文稿是急就章。当看到罗尔纲在《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聊斋文集》的价值,就这部新编的二百十九篇来看,其中只有《述刘氏行实》一文是一篇好文章……胡适有点生气了,他批评罗尔纲“太武断”了,“《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文集里好文章还有不少” ,“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罗尔纲将胡适的这些教训记在了文章里。

次年,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其中有一段论清代士大夫好利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胡适看到这段话再次生气了,他当即写了一封严厉的责备信:“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 胡适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读了胡适的这封长信,罗尔纲一连四个晚上伏案写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老师恳切地表达感激之情,并报告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经过。后来,罗尔纲在研究清代军制方面有了成绩,得到学界很高评价。他回忆道“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叫我怎能说得出我的感激哩!”

1937年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了,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是难能可贵的原创性看法。同年221日早上,罗将此书送给胡适,当时胡刚从协和医院出来,尚躺在床上休息。罗说还是等身体完全好后再看,但胡适说要立即看。罗中午回家已看到了胡的条子,叫他午饭后即去。“那天吴晗来我家,我就同吴晗一起去。到了胡适家,他已下楼在书房里等候我。他一见我就厉声斥责,说我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公正。”罗尔纲再次受到恩师胡适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深感惭愧。胡适在白天对罗是“盛怒下责斥”,当晚记的日记却已温和委婉了,只说“做书不可以学时髦”。

 

 

《师门辱教记》风行台湾

 

6年后,有书店约罗尔纲写自传,他又想起这些师生往事,记录下来,成《师门辱教记》一书。他在此书中说:“我为什么叫《师门辱教记》呢?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有发现,我也和当时人们一样认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此把书叫做《师门辱教记》。”1944年,罗尔纲从湘乡曾家找回《忠王李秀成自述》并搜集到新史料,“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尽管罗尔纲不赞成胡适对该书的批评,但仍肯定恩师的苦心,“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

罗尔纲于1945年在四川李庄镇修改《师门辱教记》后,寄到重庆独立出版社重印,“(出版社)先生要适之师写篇序。适之师于19483月才在北平写,他抄了一份寄到南京给我,在信中说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就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胡适桃李满天下,没有一个学生得到他如此高的评价。

胡适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罗尔纲则说,“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1958127,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把罗尔纲60年前写的《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付印,不作卖品,只赠朋友。17日,台湾中央大学纪念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并祝贺胡适68岁生日,胡适给拜寿人梅贻琦、朱家骅、罗家伦等人赠送《师门五年记》,去世前还把这本书送给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四位院士,可见他对这本小书的重视。

    曾参加胡适68岁生日聚会的金承艺先生读《师门五年记》后说:“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他不单介绍出一位对学生态度如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1959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友人处看到罗尔纲这本小书后给胡适信中说:“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不识先生手头尚有余否?如有存者,乞预留一册惠赐为荷。”

   令胡适意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20年后的1980年代,《师门五年记》竟如教科书一样风行台湾。香港《明报》于1982年刊登江荼的《两位史学家》,文中说:“最近读到二本好书,第一本是罗尔纲写的《师门辱教记》,第二本是吴晗(也是胡适学生)著的《朱元璋传》。”“读这本书我们深叹今日教育界何等缺乏适之先生一般的好老师,而像罗尔纲一样的好学尊师的学生更属凤毛麟角了。”

我当过学生多年,也当过教师多年,写到这里,与金承艺、严耕望、江荼三位先生深有同感。

谨以此短文纪念胡适先生,也纪念罗尔纲先生逝世10周年。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 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