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黄炎培两次上书毛泽东

2007-12-07 来源:广东政协网

1945年,黄炎培曾与毛泽东促膝长谈10多小时,留下了至今闻名的“窑洞对”;5年后,黄炎培两次上书毛泽东,洋洋万言直揭时政弊端……

 

1950:黄炎培两次上书毛泽东

□ 黄方毅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上书”或“万言书”几乎是灾祸的代名词。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被当作文艺界的反革命大毒草;1959年,庐山,彭德怀因致毛泽东一封关于大跃进的建言书而招致罢官和批判;“文革”初始,吴晗之厄运始于其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之倒台则源于“二月提纲”。凡此种种,因言而罪在历史舞台上不计其数,司空见惯。但反过来,言而无祸、书而无罪似乎是历史的鲜罕,当事者似乎也成了历史的“幸运儿”。1950年春,我的父亲黄炎培连续上书毛泽东,洋洋万言直揭时政弊端,意见直率,然而却“奇迹”般地被毛泽东接纳了。

 

 

进入官场,直言之习不改

 

从青年时期开始办学,且不肯从政做官的黄炎培,抗战时期开始被国、共双方作为社会贤达之一举荐为国民参政员,他于1941年创建民盟,1945年又创立民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几次相邀,黄炎培破除不做官的传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从政之后,他认真之风如旧,直言之习不改。到任之初,毛泽东问他感觉如何,他答:“有决心,无信心。”毛送他四个字“调查研究”。黄对此认同,而且认真去做。怎么调查研究呢?一是下去,虽已七十高龄,他仍坚持每年到工厂、农村、街道考察,而且考察之后,时有报告呈交中央。黄视察周庄等地后专门报告毛泽东建议予以保护,得到了毛的批准,从而使这块瑰地如今得以向世人展现江南传统风采。调查研究的另一方法是听取送上来的意见,主要是人民来信。黄对此非常重视,解放前从不用秘书的他,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人民来信,成立了由我母亲姚维钧牵头的秘书班子。来信中凡是他能办理的,他都努力去办;涉及大政方针,他上报中央;涉及个别部门或地区,他转交有关部门;涉及写信人的个人问题,如生活困难、就业无着,他都尝试去办,从不推诿。一直到他去世后多年的“文革”中,仍有此类来信寄到我家,要求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文革”时,作为收信人的我母亲自身性命都不得保,而即使黄本人在世,又能如何。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胜利,全国范围的斗争逐渐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7月,中央把陈云从东北调入北京,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陈云为主任。建国后,中央又提出让黄炎培和薄一波一起担任中财委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便正式婉拒,并推荐北京大学校长、老友马寅初出任。中央接受了黄的建议,任命马为副主任,之后又增补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黄自己则担任中财委委员。

在中央领导下,全国范围内以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战线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金融战线上,经过银元、粮食及纱布两个回合的较量,抑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1949年底开始,物价趋于稳定,财政逐渐好转,集中统一的财经管理新体制也逐渐形成。对此,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也说:“统一与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然而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参与其事的薄一波老人曾回忆当时的形势:“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据薄老回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的批发市场上,大米的交易量4月份比1月份下降了83%,棉纱下降了近一半。全市1000多家工厂倒闭, 2000多家商店停业。上海市长陈毅紧急报告说,“上海人心浮动”。

 

 

第一次上书毛泽东

 

在这种形势下,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黄炎培当然也收到了许多信息,惯于忧国忧民的他难以平静。195048日,毛泽东、周恩来结束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回京不久,即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黄炎培等30多人聚宴。之后数日,黄炎培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于417日完成三千余言,以信函形式写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四人:

毛主席、恩来总理、陈云、一波同志: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主席在颐年堂十二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他列举了他收到的三封信,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被逼人命等。“自政务院纠正征粮偏差的指示到达,救活了不少生命。这样被押被吊的,因指示到达而获释,苏南共一千多人,只松江一区三百多人。我所虑的,这样出人意外的偏差,怕还不只苏南一区,为维护生产计,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然后从积极而兴奋的心理中准备进行土改,不要从恐怖而消极的心理中进行”。反映问题后,黄提出纠正的五项措施:

我想到的有效方法:

第一,陈云同志对这些问题多次说过要派大员去办,我极赞同,凡认为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严重的地方都应赶快派员去,眼前的救灾,下届的征粮,如何处理?如何改进?皆须从此行取得确切的材料,做新的决定的根据……

第二,这许多不够格的县长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必须快快举行轮训(重点号系原文所加,下同),连同税收人员……

第三,……我想提出一个办法,可否设副县长……县副职不定须本县人,邻县人也可,顾亭林(炎武)主张县官以五百里之内人士充任,不一定本县人,但总须熟悉地方情况,见其所著《县官论》。

第四,县政主要的武器,当然还是县人民代表会议。上文所列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发生,都由于这些县没有办或没有办好代表会议,我所知道,许多县代表会议没有人敢代老百姓陈述痛苦的,领导者一切了解程度不很够……

第五,加强监察。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县市以上都须设人民监察机关,实行监督,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这都规定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间的。今既有此现象,急须考虑一下,是否添设地方监察机关……

以上五项建议,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县长,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深信上列种种不合理现象,依此一定可以彻底纠正的。

黄炎培此信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然而不断收到下边告急信息的黄炎培更加焦急,此后几日他又多次向陈云书函:

陈云同志:恕我尽言,以我所知,上海(当然不只上海,不过我来往人较多,知之较多且切)市况实已近于危急。必须趁早用全力来扭转,越迟越难。如您想定办法,我意不必迟至下星期二……

这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催促。收到黄炎培信后的毛泽东,也先后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类似情况,陈毅市长的报告也呈交上来,陈云、薄一波的意见似乎也同黄差不多,这从30年后薄老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

 

 

再次上书毛泽东

 

对于这位自己在1920年便倾听其演讲的师长辈朋友,毛泽东是了解的。虽然黄炎培信上提及“人心在恶化”、“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等语句,未必很入耳,但善于从大处着眼、“抓大放小”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年代里,不太计较这些。黄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26日晚,毛泽东召见黄炎培,长谈两个半小时,黄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陈述,同时又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之后,毛、黄两人在毛的书房里促膝相谈,商讨黄信上提出的补救办法。

临别,毛再嘱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回到住处,黄极为兴奋,虽已连续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的态度鼓舞并为之感佩。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再次日,黄拿起笔给毛、周、陈、薄写信,写了三天,29日方搁笔,共七千余字,急呈毛泽东。信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第二大部分是“我的看法”;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

在第二部分“我的看法”中,黄炎培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的看法,不论乡村或城市,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什么都顾不到,说他们是偏差,偏差是从这上边来的。这完成任务,倒不完全是邀功行赏,是有意义的,为的是打台湾,为的是回笼货币,平衡国库收支,符合了共同纲领第四十条规定的上一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可惜没有符合下一句,“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向老百姓有所取,政府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中间有一个铁的原则,征粮也好,征税也好,乃至募公债也好,都不违反这个原则,这一原则是什么?“取之有余”,就是“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多余多取”当然是好的,那么到“少余少取、无余不取”时怎么办呢?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政府要十分小心,多方照顾,要使老百姓走上“多余多取”的路,才是公私两利,千万不能让老百姓走上“少余”乃至“无余”的路上去。如果真做到农家关门了、工厂商店关门了,那政府也只有关门的一法(作者注:最后这一句,在信的原稿上已被划去,不知正式抄件上是否保留)。所以主席提出:“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指示,所以共同纲领有“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上一句话,还有“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下一句话,只有“增加生产”、“照顾生产”,才能培养税源,税源得了培养,才能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因此我想到真理怕是在这上边,就是做事要‘适度’——深度、广度、速度。如果说一般农村、一般工商业,本来存在着许多不健全的基本因素,那使我们更想到做事要“适度”了。

黄信的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作法”:

第一,把各项税种、税则、税率重新审核一下……

第二,在不致走上通货恶性膨胀的道路下,关于贷款、关于定货购货等等酌量开放,采用各地照顾原则……

第三,扩大向国外开门,要缩短减少税收时期,必须加速恢复繁荣农村购买力,一时还不易恢复,唯有排除一切困难,尽力打通国际贸易路……

第四,农村有灾必赈,切实执行主席“不许饿死一人”的告诫……使一般人民确信是自家的政府……我向认为于农民最有利的方法只有抵押放贷,经过若干时间,农民得于涨价之后脱售,这样利归农民了。此法公家当然好办,同时也可鼓励民营金融业来办,但须限制其利率……

第五,宜有一种文告……说明将有新的措施,过去不合理的都将予以纠正……这样涣散的人心重新团结兴奋起来,应是不难做到的。

如果说黄炎培致毛泽东第一封信建议的五项措施,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那么第二信的这五项建议应该说是一整套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这是几十年来黄炎培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建国后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的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有的则被束之高阁几十年,甚至直接、间接地受到批判,直至新时代到来,才逐一成为现实并超出了黄当年的预想,如对外开放、外商外资、私营经济、农村手工业等;还有的建议如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陈云:“黄炎培是好人”

 

思想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经历时间的考验。黄炎培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在社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50年变迁,国家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灾害、“文革”、改革开放等一场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变化后的今天,反过来重新审视黄炎培信中的这番话,应当说它已经被历史所认可。当然,在建国之初,黄的看法与毛泽东本人的经济理念与经济主张不甚合拍,这从此后几年里陆续发生的毛泽东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批判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中得以证实;更不用说1959年开始批彭德怀以及后来发动“文革”等,越走越远。

但无论如何,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对他的万言书是接纳的。对此,黄炎培满意,也感动,在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1950530日日记)。几个月后,黄又亲笔书写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并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19501129日日记)

就黄炎培的信本身来说,也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之后,黄也发现他所了解到的数字,有的是被夸大的,为此他向毛泽东坦陈自己的过失。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建议的内容,而且在于建议的形式。“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黄炎培欣慰自己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欣慰发言的权利得到毛泽东的尊重。就这一点来说,民主之风在建国之初、在毛与黄之间是做到了。只可惜这种权利,或许仅仅来自政风开明,来自政治需要,来自领袖宽容,来自个人交情,而难以为继,更难以为久。没有制度保障,权利只能算作礼物,算作恩惠,是靠不住的。此后一些上书人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黄本人发言权的逐渐减弱和晚年远离现实政治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即使这样,黄也是幸运的,与之后彭德怀相比,与刘少奇相比,与梁漱溟相比。但真正幸运的,还属为之受益的干部群众,无论黄信上讲的中央指示到达后被释放的人们,或受灾后能吃上饭的人们,还是三年灾害政策调整下的人们,尤其是“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百姓们。遗憾的是,毛虽接纳了黄的信,但有的问题并未真正在实践中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严重。彭德怀信与黄炎培信虽相距近10年光阴,但黄、彭所提的问题竟如此相似,有的如出一辙。经过10多年历史的实践与反思,“文革”之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称黄炎培等为共产党的“诤友”,也不足为怪了。

人言要面对历史,人格更要面对历史。值得一书的是,20055月,我应老校友薄熙来之约去玉泉山看望当时已届98高龄的薄一坡老人,作为55年前这桩往事唯一健在的当事人,薄老听着我的陈述,不住点头,凝视着我,仿佛在我身上找寻着当年父亲的身影,之后说话已有困难的他一字一字地吐音:“黄——炎——培——好……”约定的20分钟见面时间已过,老人却不让我离去,嘴唇颤抖着,眼中闪现晶莹的泪花。

还值得一书的是,这桩往事的另一当事人陈云,40余年后的1991年,在收到为黄炎培故居题名的请求时,毫不犹豫地对身旁人说:黄炎培是好人,我要为他写。87岁的他当日即写下题字。或许他提笔之时,还能依稀记起40年前的这段往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原北京大学教授、黄炎培先生之子 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