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和尚,只做居士

2007-12-07 来源:广东政协网

1957年,章乃器被两会撤销了领导职务,接着被撤销了粮食部长和人大代表职务,仅保留政协委员一职,但仍直言不讳。他说:“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

 

不做和尚,只做居士

—— 章乃器的党派观

 

 

章立凡

 

1977年5月13日,中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粮食部部长章乃器逝世

 

今年是父亲章乃器诞辰110周年和逝世30周年。他的一生与“七”这个数字特别有缘,不但生死之年皆逢“七”,其一生的转捩点也常与“七”有关。

父亲自1927年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抗战前夕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获释时,已是举国闻名。1947年,他因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流亡香港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并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这一时期是他个人经营事业的巅峰,但很快舍弃,秘密赴东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1957年,他成为中国大陆55万“右派”中的一员;1967年,他在斗室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七十自述》,1977年,他在北京医院的地下室里逝世。

父亲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生做了许多事,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经济事业上,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每到关键时刻,说放弃就放弃,“舍得”毫无遗憾,很有“悬崖撒手”的气势。

 

 

【“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

 

父亲一生参与了三个党派和一个团体的发起,但结果不是自行退出,就是被组织开除。其中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民主建国会是党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是团体。

193512月,他与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等创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来发展成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于1936年与沈钧儒等一起身陷“七君子之狱”。

抗战期间,救国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于19391月参与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的发起,该会的信约和简章也是他和左舜生共同起草的。信约提出了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实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各中间党派的联合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信约中的原则,后来也被应用于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

但到了1941年,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与救国会的同事发生分歧,就毅然退出了。1957年他与王造时谈起此事,仍坚持“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

1945年他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并执笔起草了该会的政纲、宣言、组织原则等发起文件。民建的组织原则是:民建为人民与闻国事之集合,但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据说起草者章乃器曾主张国共两党的党员均不得参加民建,但由于无法识别参加者的政治身份,最后定稿为:广泛征求无政党关系者之参加。其已有政党关系而仍愿以争取本会主张之实现为其当前之最高任务等〔者〕,亦所欢迎,但于必要时得加以限制”。民建的章程还规定会员应非现役军人。民建的组织原则不采取领袖制,而采用了原救国会的理事合议制,以集体领导防止个别领导人实行家长制和个人独裁,在中国党派史上颇具特色。直到1950年代初,才仿效中共改行领袖制。

父亲是民建1949年出席新政协的代表之一,在新政权中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首任粮食部长。1950年代初,他又与李维汉、陈叔通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从1951年开始,他因民建是否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否有了改变等问题,先后与民建、工商联(统称“两会”)的同事们发生争论,并不断遭到批判,他曾几度表示要退出民建。在1957年“反右”中,他再度因这些观点受到批判,但仍坚持己见,并不断与批判者辩论。

在同年815粮食部领导的会议上,章乃器表态:“对工商联、民建会的两个组织,直到现在我还想退出。” 他对此的解释是:

我这个人参加一件工作,要做就做到底,这也是事业心。从前搞救国会、民建会,我确实是花了许多心血赔了许多钱去搞的。搞成后,说退就退,说扔掉就扔掉了。有人说我这个人是会创业不会守成,我也确实是如此。

我可以这样说,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

当部党组书记要他为了真理,为了社会主义而做检查时,父亲仍坚持说:真理要符合自己的思想

父亲被两会撤销了领导职务,接着被撤销了粮食部长和人大代表职务,仅保留政协委员职务,但仍直言不讳。对于“大跃进”,他在1960年三届政协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质疑说“对于农业生产跃进的速度,不能机械地搬用工业生产的百分比。”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后,父亲在政协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在一次发言中他指出: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

为此,他于1963119被民建中央开除了会籍。同年37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他被以“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多次在政协工作组会议上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实属屡教不改、顽固不化”为由,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职务。

至此,“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这句话,算是全部实现了,只剩下了做人。

 

 

【身处逆境,诤言依旧】

 

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但从未停止过独立思考。

1971310他在致周恩来的万言长信中指出,由于多年来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严重的恶果。他从批判教条主义的定型论切入,对“血统论”和“ 唯成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评,要求“适当放宽新闻封锁和缩小保密范围”;又举出巴黎公社颁布的法令为例,说明革命专政不应与暴力划等号,指出抄家和打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

父亲秉其直言不讳的一贯风格,对民主党派中的政客陋习,以及政治高压下“虚伪竟成为风气”的社会现象发出谴责,并提出总结历史经验的建议:

回忆解放以后,在民建会起初是有人不许自称政党,以后是不许自称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再后是不许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对外不许宣传社会主义更不许说解放全人类。在这种种不许讨论未来理想的束缚下,政治学习就完全陷于表态的导演和说话的技巧。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将来有人提示,可能连我这个身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一位老者还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学习不过为的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

民主党派的任务,应该是把自己所属阶级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党反映,并适当地向社会报导……

父亲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几次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所作的抉择。他自我总结说: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

这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的最后心声。他提醒说:“脱离实际就一定犯错误,甚至反动。所以方向性的定见不可无,一成不变的成见不可有……有权威的人的成见是可怕的。”

 

 

不做和尚,只做居士】

 

中国近代的政党,往往继承了会党政治的血脉。如国民党在其早年历史上,曾利用会党组织发动反清革命,后来在“以俄为师”的改造中,又接受了列宁式政党的模式,但将老师的缺点也学来了。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父亲晚年在一篇回忆录中,曾谈到这个历史教训:

深入到国民党的内围留心观察,真有“如入无人之境”之感。那里面,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少有人关心国民党的利益;那里面,懂得如何正确地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国民党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就几乎没有了。无怪乎,陈立夫同何思源谈话,要以“结党营私”为号召了!那里面,几乎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而多数人是可以战胜的。一句话,在国民党内部,有的是假国民党员乃至反国民党员。这就是号称有四百万党员,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民党不堪一击的秘密。

父亲在1928年创办《新评论》杂志时,自认为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实信徒,要求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当一家国民党御用刊物请《新评论》和他们合作时,他回答说:“在目下党员在党内的自由批评权还没有确立前,像我们这般爱说话的,还是立在党外好。” “我们可以说是中山主义的立场,但暂时还不想用国民党的立场”。

他承认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中心政治势力,“既然一时没有第二种势力可以代替国民党,我们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再来下几个方剂……那怕目下的国民党真个完全地失败了,中先生的主义总还不应该就跟着失败。”将主义与党派分离,保持对中心政治势力的独立批评权,是他的一贯思想。

抗战期间,父亲的老同学陈诚曾奉蒋之命亲往家中劝说他“出山”,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父亲对陈诚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年青的时候,就已经认真读过,也很佩服,还办过一个刊物叫《新评论》为他作过宣传。我一直决心当三民主义的居士,不必出家当和尚了。其实有些居士信佛,比起和尚还来得虔诚。我见过偷吃狗肉的和尚,却未听说有口是心非的居士。”

从发起救国会起,父亲一直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厌恶政客政治。他晚年回顾退出救国会和创立民主建国会的动机时说:

我对于当时左舜生之流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是憎恶的。但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左舜生之流的声浪比救国会大。我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后来发起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我认为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

他在起草的民建成立宣言中还说过:我们这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刚出狱的全国各界救国会“七君子”

 

 

【相忘江湖,冷暖自知】

 

自古及今的创业,无论是创建王朝、党派、社团乃至公司,往往是希望自己创立的大业传之后世乃至千秋万代,不但自己要获取收益,还要子孙世代永享。这也就是吴思先生总结的“血酬定律”,但父亲的党派观不是如此。

父亲的事业观也与其党派观一致:他在1930年代为从事救国运动放弃了上海银行家的事业,1940年代以经营实业在重庆再度崛起,到1948年又舍弃了成为香港地产商的前程。他晚年在《七十自述》中谈到:

一九四七年,在民主同盟被解散的前夕,我流亡到香港。仍然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一九四八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毅然舍去”这四个字。他大把地赚钱,又大把地舍去,都是因为政治上的抱负。到了1950年代,他又将搜集的大批珍贵文物无偿捐献,也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有意为自己安排一个“身后萧条”的结局。

“君子群而不党”和“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父亲虽然参与了近代历史上三个著名党派的创立,也曾坚持这些党派的政治理念,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任何党派的门户,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仍是一个持超党派立场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自己通过独立思考认为正确的观点,他都会坚持;对于因坚持己见而将失去的名位,他也不在乎放弃——这是他的做人之道,也是他的党派观。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议政传统,已随着那一代人的辞世而远去,理想主义者往往难有理想的结局。

作为1949年的联合政府成员,民主党派在1950年代逐渐成为改造对象,到“文革”期间完全停止了活动。10年浩劫结束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民主党派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于1989年被定位为“参政党”。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主党派存在边缘化、机关化、功利化的现象,政党特征有些模糊。当商品经济的复兴唤醒了国人的权利意识,众多公民参与到维权行动中时,其中难得见到民主党派的身影;当理论界热烈探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时,也鲜有民主党派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政治生活中的监督功能,有时甚至不及媒体和互联网。

民主党派自身的历史,也同样变得模糊不清。2005年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活动,一位旅居海外的国民党将领,曾向一位“七君子”后代询问:老友章乃器的后人为何没有出席?后来才得知是相关党派没有在名单中上报,因为办事人不知这段历史,并非该会发起者的领导,却被列为五位发起人之一。按官场“潜规则”而不是按史实撰写历史,是民主党派历史撰写中的一大弊病,甚至已经落后于当前的中共党史研究。

193779,“七君子”曾在狱中为一名青年看守题字,父亲的题字是:秉出世观,下入世愿。他一生主张讲真话,晚年在给我的信中说: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作为后人和历史研究者,我在人生中所能继承的,只有父亲讲真话的精神。已过知命之年的我,无法告别历史,但还原历史也是一种责任。秉出世心,做入世事,其余的白云苍狗,都将相忘于江湖。

 

 

200799 风雨读书楼

(作者系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