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往事

2007-12-07 来源:广东政协网

重庆往事

 

 

█ 从维熙

 

重庆朝天门码头--1957年

 

回忆起来,似乎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梦。那梦境中毫无快意,而是充满了郁郁悲情。

1957年秋天,我拿着寄自重庆嘉陵江北岸一座陵园的一张迁坟通知,走进了《北京日报》人事处办公室。通知书上写着,埋葬我父亲的那座陵园,要搞什么建筑,让家属速去迁坟,过了迁移期限,将按无主坟茔处理。事情急迫,虽然当时我的头上已然顶上了右派的铁帽,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人事处。人事处长听完我的陈述,又看了看那张通知书,脸色阴沉地问:“非要你去办理不可吗?家里别的人能不能去办这件事?”

我说:“张沪(我当时的妻子)也划成右派了,母亲是个农村来的妇女,剩下就是我的儿子了……”

他摇摇手,制止我再说下去。过去在编辑部他与我共过事,知道我家中的详情,也知道我的儿子还不满一周岁。他把那张迁坟通知看了又看,最后抬起头:“你父亲哪年故去的?”

“我刚刚四岁的时候。”

“他在重庆干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反动派。”

“档案里没有记载的事儿,你怎么会知道?”

“我听家叔说过,父亲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还与北洋学生一起,参加了南京的卧轨请愿,逼蒋介石抗日。根据这些,我想我父亲是倾向革命的。”

“那他怎么没有到延安,而到了重庆?”

我回答不出他的质询,因为我确实不知道父亲何以去了重庆。

大概过了一两天的光景,他派人从工地上把我找来,说不能断定父亲是反革命,但也不是革命分子,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其逻辑如旧:父亲没去延安。迁坟的事他还是批准了,但不忘警告我:“离开北京不要乱说乱动,更不要想入非非,跑是跑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心的。”

我的心顿生悲情——他认为我会借机逃跑。

……

准假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开往大西南的火车。1957年,我只有24岁,孤身一人奔往陌生的重庆,心里很不踏实。我只是从随身携带的四川地图上,找到了嘉陵江的位置,但仍不知那座陵园的方位。在火车上,我曾打算到了重庆找文学界的朋友帮忙,比如诗人孙静轩等文友,可当我到达重庆后,突然绝了这个念头:我已是上了报纸的右派,反右开始以来,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这样做会不会给人家带来麻烦?

多亏我在成都有个亲戚,在成都换车时,他交给我一张去嘉陵江畔墓园的详图,并指点我夜里该到哪儿投宿。抵达重庆当晚,夜宿枇杷山附近的一家旅馆,我隔窗外望,不但分不清东西南北,连山城那零零星星的灯光都显得格外陌生。离开北京时,母亲把她保存了多年的一张父亲的照片塞进我的衣袋。照片上的父亲身着西装,一副学士模样。母亲之所以把那张照片交给我,是担心万一找不到父亲的坟茔时,照片可以作为查对的线索。此时,我把父亲的遗照在灯下看了又看,希望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在重庆一帆风顺。

迁坟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先要找到陵园,然后开棺取骨,并送到火葬场火化——最后一道工序,才是将骨灰运回北京。

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先到商店买一个小小的木箱,然后按着地图的指向,坐公共汽车奔嘉陵江渡口。坐船过江后,沿山路而上,询问了当地的一个山民,很快找到了那个陵园。看守陵园的是个头上缠着布巾的四川老汉,他带我找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墓碑。我从他满口川腔的讲述中,听清楚了其中的一些话。他说,父亲下葬时他就在这里看陵。原来父亲陵墓的外围有个水泥棺罩,是北洋大学同学会建造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重庆,父亲的坟茔没能幸免,水泥棺外罩被炸掉了,所幸没有伤及棺木,老汉用土将它重新埋好。

“真得谢谢您了,您知道坟里的人,是怎么死的吗?”

老汉呆愣了好一阵,然后告诉我,听送葬的人说父亲死于肺痨。送葬的人都非本乡人,碑文上写着北洋同学会,想必是父亲生前的同学友好。我确信这位老人的说法,因为母亲曾告诉我父亲确实得过肺病。老人拿来撬棍之类的铁器,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棺木的上板掀开。我永生难忘的是,在老人打开棺木的瞬间,我见到了棺木里的父亲——当然这是分秒之间的事情,待棺木完全打开以后,父亲原本的人形迅速变成了一堆灰烬。我与父亲闪电般的面晤,使我感受到内心的极度满足。尽管这“海市蜃楼”消失之后,只剩下一堆骷髅,但我确信这不是精神幻觉,而是真实的面晤。看坟的老人解释说,这得利于棺木密封得好,如果当初密封得不好,我是没有福气见父亲最后一面的。老人看管陵园多年,不仅对死亡国里的事情知多识广,而且尽职尽责。他伏身在棺木里拾了老半天,才把父亲的亡骨一一装进我的木箱里。

那时的重庆仅有一个刚刚建成的火葬场。由于对重庆陌生,我手提着骨灰箱,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当夜,我就与父亲的亡灵共眠在旅馆里。我把装有父亲亡骨的木箱,放在床前的木桌上,心里是不可名状的悲楚:听参加过土改的乡亲们说,从父亲和母亲住的那间屋子里,曾找出一本毛边纸的革命书籍,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父亲又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南京卧轨请愿,可他为何到了重庆而不是延安?……

第二天早晨,旅馆服务员热情地帮我租了一辆汽车到火葬场。汽车跑了很远的路,直到临近中午,才找到火葬场的大烟囱。不知是不是当时的重庆人还留恋土葬习俗,火葬场十分冷清,来这儿火化尸骨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因而我很快完成了火化父亲遗骨的殇事。我从火葬场买了一个骨灰盒,将骨灰装在盒内。我舍不得扔下那个装运尸骨的木箱,便把骨灰盒套在木箱内,连夜登上北返的火车。

这是重庆留给我生命中的一个特殊的精神烙印。尽管40多年的时间已流逝过去,但那感伤的记忆并未褪色——一个当时头戴铁帽的“活鬼”,去寻觅父亲的亡魂,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大概到了1990年代初期,我才解开当初父亲去重庆之谜:我的小姑姑从台湾来故里探亲,告诉了我有关父亲的往事。抗战风云乍起之时,北洋大学先是西迁陕西,后又从陕西收缩到重庆。父亲与几个北洋毕业的学子,动议沿长江水路逃亡延安,就在他们付诸行动时,父亲却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被捕。父亲被关押进重庆国民党陆军监狱,在关押期间因肺病复发而死。199810月,我出访台湾,在高雄遇到了父亲北洋大学的一位故交,他印证了小姑讲述的一切——至此,我才解开父亲早逝之谜。

昔日阶级斗争的演绎法真的严酷,父亲和我都是此演绎法的网中之鱼。而今,写此半个多世纪前的重庆往事,虽仍然感到酸楚,但对穿越过历史混沌时期的芸芸众生,不失为“温故而知新”的提示;而对那些生于历史新时期的幸运儿,似更能使其认知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的缺圆之蚀。

月圆不忘月残时,这也算是在一个世纪之末,前人留给后人的一则历史格言吧!

2005年夏天,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家访,聊天中我谈及这段重庆往事,老金说我可以写个材料,申报烈士后代。我向老金表示了谢意,但我不想用父亲的血染红我的头冠。我永远是我——一个追求生活散淡的文人。

 

 

2006年初于北京

(作者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