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优质民主”

2007-12-07 来源:广东政协网

我们需要“优质民主”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导)

 

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人类公共事务运作机制。近数十年来,民主与和平、自由、人权等等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公认的人类共同价值,尽管在关于如何诠释这些价值、如何实现和维持这些价值方面,总是存在着尖锐的论争。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解,选举是判断民主制度在实践上的唯一标准。但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鲁金指出,对于民主,除了熊彼特的理解之外还有别的理解,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单用选举来定义民主制度。而这部分人又分两派,一派认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不应仅仅表现为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也应表现为宽泛的多元主义;另一派则主张把社会与经济民主也纳入民主制度的定义。

从简明、可操作性等标准出发,笔者赞成实行自由的、一人一票的投票议事,投票选举是民主的核心内容。一人一票固然有一些缺陷,但人们还是愿意采取这种方式。例如,在当代中国的社区草根政治中,在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上,业主们比较喜欢一人一票的“公决”,而不是由他们中某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更不会选择由物业管理公司、房地产公司或“上级部门”说了算。

许多人担心民主会带来种种负面作用(他们可以举很多生动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而在下文中,笔者以一种较积极的心态,以中国大陆的“娱乐民主”现象和台湾的“民主乱象”为例,来说明民主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甚至也有劣质与优质之分。在“民主不是一天就能建起来的”和“不能超越国情”这类非常正确的话语之外,应当允许“每一天”在民主实验、民主训练方面,都有一点点作为、一点点进步,由量变到质变。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训练、改错来建立优质的民主机制,确保社会的和谐与国家平稳而持久的发展。

 

 

“娱乐民主”与实质性民主差距有多大

 

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些时髦的大范围民众“海选”现象,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娱乐业明星海选,,上演了若干灰姑娘穿上水晶鞋的奇迹;另一类是海选行业或地区内的模范人物,如“某某市十佳民警”选举和“某某市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选举等。

这两类选举的共同点是:都是声称通过“自由投票”而非“官方内定”来完成选举,同时又无一例外地引发出机构操纵、一人多票、“付费选举”(如11条的短信投票和搞出“天价报纸”的买报投票事件)等等疑云乃至丑闻。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是有竞争的差额选举,选举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投票热情(投票人往往会被告知:你手上这一票非常重要)。在“超级女声”这种马拉松式的“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选举活动中,那些“国家级”的娱乐新星,都是经由“粉丝”的短信投票推抬上来的,更让许多积极投票者有了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于是有的媒体就欢呼起来,将“公民社会”、“民主实践”等等加冕到这些事件上。

这些纷纷出现的海选,确实可看作是民主的热身操练。不过,媒体的过度报道与评论界的过度诠释,掩盖了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实质性选举”仍有待拓展和完善这个事实。海选娱乐明星与实质性政治中的选举公职人员(如人大代表、各级政府首长)有较大距离,前者最多对你的心情有影响,后者的能力强弱、品德高低却能影响你的实际利益。在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下,一人只能投一票,不能像“超女”选举那样,只要有钱一人可投50票。“娱乐民主”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娱乐”、“商业”。

尽管“娱乐民主”对动员人民熟悉、参与公共生活有一点点帮助,但不能过度拔高其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今后政治生活中的实质性选举延续“娱乐民主”的种种弊端,如金钱操纵、程序粗糙、盲目追星,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劣质民主”。

 

 

对“民主乱象”应当怎么看

 

台湾的选举成为观光事业的一部分,说明台湾的民主实践中也存在着“娱乐民主”的特征,存在着粗糙化、空洞化的弊病。

     从选举动员的力度来看,动辄人山人海的造势堪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样板。然而在热闹的竞选、助选表象下,民意表达被追星活动所稀释。说一件往事,2001年台湾“立法院”和“县市长”选举的真正主角,实际上是当时的“四大天王”(陈水扁、连战、宋楚瑜、李登辉)加上一个帅呆了的“小天王”(马英九)。天王级人物一站台,面目模糊、政见模糊的某个候选人的支持率就上去了,这是民主选举还是追星族的爱屋及乌?且不说还有黑金操纵选票等危害性更大的问题,总之,选举的选贤任能机制被空洞化了。

     台湾“民主”空洞化其实也是欠发达地区民主化进程普遍遭遇的波折。就台湾而言,这种空洞化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一、前现代的人际关系传统使政治“泛伦理化”了,地方、宗族、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等种种因素消解了现代政治程序的严肃性,民进党在台湾南部的竞选成功就与上述因素有关。二、长期的专制统治所孕育的腐败和金钱政治风气愈演愈烈,形成了破坏选举公平性的恶性循环,选举不能有效表达民意,反而成了权钱交易的方便通道。

然而,如同金大中所说的“民主是我们(亚洲人)命里注定要得到的东西”一样,笔者也相信民主是东方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一般而言,民主会出问题,选举会有漏洞,但这些问题和漏洞远比不民主的制度所积累、爆发的灾难要好得多。

总有一些干扰因素使民主发展进程出现失范、失序。例如,转轨国家的社会动荡不能完全归咎于民主制度本身,旧制度下严重的官僚体制、特权体制、对社会的箝制和压抑、人治大于法治等等弊端有一个比较长的“半衰期”,从而使转轨过程出现了较严重的颠簸。又如中国台湾与韩国相比,韩国把“南北问题”控制得比较好,结果其民主政治的运作较少受到偏激情绪的干扰;而中国台湾的族群、“统独”问题常随着重要选举临近而高度发酵,从而使民主政治的运作出现了较大的动荡和失序。

劣质民主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主、稳健的公民社会和成熟的反对派的缺席,要它们马上出现是不现实的。要改变这种情况,最有效的路径就是使民主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量变积累到质变。

 

 

优质民主如何建立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不可能“一选就灵”。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民的政治参与度低和普遍的政治冷漠同样非常危险,因为这样只能使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积聚起来而得不到处理,民众的自治、自律、参政能力也得不到锻炼,那么在通向未来的航路上,就有可能潜伏着巨大、难测且难以控制的风险。

另一方面,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劣质民主”现象,如选民手中的选票被收买,选民盲目、非理性的投票,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成为垄断利益集团剥夺弱势群体的盛宴,却又是以“民主”、“投票通过”的方式来进行的。对于这些“劣质民主”现象,需要对出错的民主程序进行改错,对不良的选民素质做出改善。

在程序改进方面,我们应当了解到,决策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之间、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智者的意见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作出精巧、合理的制度安排——以民主程序为基本骨架,辅之以其他起支撑、制衡作用的机制,如保护少数人的制度、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衡、强化民间自治和自律、法治、经济自由等等。有人提出中国更需要法治而不是民主,这种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法治真正好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而如果缺乏民意监督,不仅不能执行良法,甚至不能确立良法,所谓“法治”就成了空中楼阁。

“优质民主”的建立,不仅需要良好的程序和制度设计,更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社会不能自我管理的现象:表面上社会大体平静,但是里面的人却互不关心,一盘散沙;对国际大事有高涨的表达欲望,但对地方公共事务却缺乏参与热情;没有稳定、互助的公民社会结构而空有“社会一统”的表象;由于在现代政治生活方面普遍缺乏训练与磨合,在大众中间也难得有理性、宽容的政治心态和“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君子之风。如果只是空降一套自由投票制度而没有一个强大、稳健的公民社会作支撑,就很可能出现人们常常讥讽的“民主乱象”。

民主实践不能仅限于选举官员和民意代表,公民社团、行业协会、社区、企事业单位等等在处理内部事务、进行自我管理时,也应当养成平等讨论、自由投票、公平竞争的习惯。如果国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种习惯,那么他们在参与较高层面的政治活动时,能否积极、理性、有效地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就颇值得怀疑了。

不过,有一个令人乐观的趋势是:知识时代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民主实践日常化、生活化的可能性大为增强。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科学发明,每一新的知识,每一新的思想,都应被视为人民行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诗才、口才、记忆力、心灵美、想象力、思考力——上天随意降下的这一切资质,都在促进民主”。托克维尔提到“科学发明”和民众的“诗才”、“口才”都在促进民主,令人想到“彭水诗案”,想到国内活跃的网络议政现象。优质的民主一定会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

据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中,已有140个实行了自由选举,这些国家的人口接近40亿,显示了时代潮流的浩浩荡荡。当然,民主只是一种制度工具,它的作用不必过分夸大,但也不应刻意贬低。一个民主的社会,总是比一套民主的制度要来得慢一些。在观察或研究社会转型课题时,人们往往关注民主制度的引进和设计,但较少关注如何培养一个民主社会的问题,而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不仅应在政府和制度层面确立起来,也应在民间层面确立起来,在“你我”层面确立起来。

 

 

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