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出 人：王声效
内 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发挥育儿补贴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当前，适龄青年，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青年，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对未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结构优化构成严峻挑战。构建系统化、可持续的城市青年生育保障体系，已成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紧迫任务。
一、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低迷的主要症结
（一）经济负担沉重，“不敢生”成为现实顾虑
1.直接成本高昂：从孕产期医疗、母婴用品到孩子各成长阶段的养育、教育支出，尤其是与优质教育资源绑定的“学区房”压力，使许多年轻家庭望而却步。
2.间接成本凸显：生育行为，特别是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显著。孕期、产期、哺乳期可能带来的职业中断、发展减速、晋升机会流失及收入减少，成为影响女性青年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
（二）照护服务短缺，“没人带”困扰育龄家庭
1.普惠托育供给不足：0-3岁婴幼儿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数量少、覆盖低、费用高、质量参差不齐，远不能满足城市年轻家庭需求。
2.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城市年轻家庭远离原生家庭，“隔代抚养”因异地生活、老人身体状况、育儿观念差异等原因，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3.市场服务负担沉重：保姆、育儿嫂等市场化服务价格高昂，超出普通工薪家庭承受能力。
（三）时间精力冲突，“没时间”制约生育养育
1.工作时间挤压：“996”等工作模式在一些行业盛行，高强度、长时间工作严重挤占城市青年个人与家庭时间，影响生育意愿和亲子陪伴质量。
2.休假制度落实难：现有产假、陪产假、哺乳假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常被打折扣，男性育儿假普遍较短且使用率低，女性因生育遭遇职场隐性歧视现象仍存。
（四）观念变迁与焦虑，“不愿生”折射深层考量
1.个体价值多元化：现代城市青年更加注重个人发展、生活品质与精神追求，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独立性提高，生育不再是人生必然选项。
2.教育竞争焦虑深：对子女教育“内卷化”竞争的过度担忧，以及对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焦虑，使部分城市青年选择规避压力。
二、对策建议
（一）成立由政府牵头，卫健、人社、教育、住建等部门组成的生育支持工作专班，定期会商推进政策落地。
（二）经济补贴精准化，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设立生育支持专项基金，统筹财政资金、社会资本，确保各项补贴、设施建设资金到位。可实施递进式育儿补贴，按子女数量分级发放育儿补贴，二孩、三孩家庭补贴额度上浮30%-50%，补贴可覆盖婴幼儿照护、教育等关键阶段。鼓励有条件的村社集体对生育进行奖励，如：广州白云区龙归街南岭村实行双轨奖补，初婚最高8万元，生育三胞胎一次性补贴12万元； 东莞长安镇厦边社区：二孩一次性奖励2万元+每月300元（至2周岁）；三孩一次性5万元+每月500元（至3周岁）。
（三） 托育服务普惠化，破解 “托育难” 困境。
强化托育设施供给，新建居住区严格配建托育设施并同步交付；老旧小区改造嵌入社区托育点，打造 “15 分钟托育服务圈”。推行多元托育模式，支持幼儿园开设托育班，用人单位兴办托育机构；对普惠托育机构按托位给予运营补贴。
（四）推动“住房-生育”政策联动，缓解安居压力。
在城市规划、土地出让和城市更新项目中，明确配建一定比例的“多孩家庭友好型”或中小户型保障性住房。对多孩家庭在公租房申请、共有产权房配置等方面给予优先权或积分，或给予租金减免优惠。购房信贷政策倾斜，多子女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时，提高贷款额度、降低首付比例等。
（五）保障家庭时间，创建生育友好职场环境
完善落实生育休假，在保障女性产假权益基础上，全面推行并强制性延长男性陪产假/育儿假（建议不少于30天），探索建立父母共享、灵活使用的育儿假制度。鼓励企业实施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允许子女3岁前的父母申请非全日制工作或灵活工时。消除职场性别歧视，加强劳动保障监察，依法惩处因生育解雇、降薪、调岗等侵权行为。将企业落实生育友好政策、保障职工生育权益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或相关激励体系。
（六）加强文化引导，培育积极婚育社会生态
开展正向宣传倡导，通过多元媒体渠道，广泛宣传新时代幸福家庭观念、科学育儿知识，展现多子女家庭的积极形象与支持政策成效。推广普及婚前辅导、婚姻家庭咨询及科学养育指导服务。在城市规划、公共空间改造、社区建设中融入儿童友好理念，增补完善公园、图书馆、交通设施等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儿童活动区、安全步道等设施，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与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