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人：邓毛颖
内容：
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广东57个县（市）面积广、人口多，多位于粤东西北，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全省县（市）城镇化率增长至45.8%，经济规模增长至1.69万亿元。但作为县域经济和要素配置的引擎，县城建设仍存在不足：
一是产业引擎不足，制约提质增效。全省有40.35%的县（市）经济总量不足200亿元，其县城普遍缺乏承接重大项目的连片产业园区，多数处于中低端产业环节。全省县（市）平均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为江苏、浙江的20%左右，企业产值则不足20%。现有产业协同多依赖行政驱动，市场化的产业链联系不紧密，如广清合作区对英德、佛冈的带动仍不显著。
二是服务功能和人居品质存在短板。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缺失，截至2024年初，粤东西北仍有多个地市存在三甲医院空白县，优质公共服务和商业匮乏。大量居民自建房和老旧小区普遍品质不高，存在安全隐患、设施老化等问题。县城“千城一面”现象突出，公共开敞空间供应不足。
三是人力资本持续流失。全省县（市）城镇化率比江苏、浙江仍有约15%的差距。受珠三角“虹吸”，2023年广东县城常住人口净减少10万人。人口结构加速老化，根据七普数据全省县（市）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较2010年减少了244.7万人。
四是空间保障与利用效率双低。全省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的县级产业园数量仅占总数的1/3，且高度集中于少数6个县城。已批产业用地存在大量闲置，县城开发区内厂房平均空置率高达12.7%。
五是财政保障弱，市场融资渠道窄。2024年县（市）的财政总额仅占全省的5.8%，远低于其他省普遍的30%，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广东县属国企发行债券规模仅1334亿元，国企AA级以上数量仅43家，均远低于江苏和浙江。
为此，提三点建议：
一、分类施策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城市化地区县城加快承接核心城市的功能疏解。深度融入都市圈，主动对接核心城市的产业、科技和人口功能。按全域城镇化的要求高标准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和公共服务设施。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强化联城带农的中枢转化作用。强化县城及副中心镇的服务功能，系统性补齐商贸物流、职业教育、区域医疗等短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打造生态价值转化的核心载体。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县城适度集中。精塑县城山水人居环境，完善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服务配套设施。对于基础条件不足的，可探索共建共享服务设施的“城镇联合体”模式。
二、构建“产、城、人、地、钱”协同发展措施体系。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县城产业体系，城市化地区县城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省级开发区和“专精特新”企业；农业和生态地区县城集中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布局生态旅游集散、森林康养特色产业。建设功能完善、宜居韧性的高品质县城，鼓励组建紧密型医疗共同体，实施三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县级公立医院。完善以人为核心的配套政策与服务，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创造非农就业岗位，支撑县城打造人口集聚中心，支持县城在珠三角高校挂牌成立“引才联络站”，探索人才“异地孵化”。多措并举创新空间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系统整合县城内低效的闲置用地零碎图斑，优先整备成为成片连片的产业导入区，推广“标准地”供应模式，事先明确投资强度、亩均税收、能耗等核心指标，实现“拿地即开工”。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建立健全与县级政府事权相匹配的财力保障长效机制。提升县级国企市场化融资能力。探索将县城周边的土地、矿产、林业碳汇乃至低空空域等资源整合开发。
三、深化政策协同与保障机制。一是深化扩权强县改革，向县城精准放权赋能。建议省级层面出台新一批下放至县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围绕产业项目审批、规划局部调整、资金统筹使用、人才自主引育赋予县城更大的发展自主权。二是建立省级统筹的政策集成与协同机制。探索建立省级县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由省指导县城按需组合产业、人口、土地、财政形成“综合政策包”。三是建立差异化的考核激励与动态监测体系。城市化地区县城应重点考核工业发展和创新转型；农业县城考核现代农业发展和服务农村效益；生态县城考核生态保护与生态价值实现。探索建立县城发展动态监测评估平台，并将评估结果与省级财政奖补、用地指标分配等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