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 “看病贵”的几点建议
民建广东省委员会
理由：
根据相当部分市民反映，目前广泛存在的问题实际是“看病容易，费用却贵”，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民间流传的“改革开放由贫变富，因为生病由富变穷”，的确是一个方面的写照。因此，看病难、看病贵已在我们政府和民众中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个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关系到每个民众的经济负担，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我们经过多方面调研和咨询，认为目前看病贵主要存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药价虚高：
导致药价虚高是一个很复杂的环节问题，药价从出厂定价涉及国家药监局、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药价处；中间流通环节涉及药品流通企业、医药代表、招标机构、医院；还涉及医保、医疗、医药“三改联动”的改革措施不配套；涉及政府对公立医院投放不足；涉及医生的医德教育及医生职业的价值体现（或称价值回归）。
（一）首先药品从出厂到定价上市先要通过药监局的出厂审批，再到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药价处定价上市。由于第一环节监管不利或存在商业贿赂等因素，使本来并非新特药的药品换一药名、换个包装、或填加些成份变成复方药，价格便提高很多。同种成份的药，商品名不同，价格也不同，老百姓是外行不懂药，但药监局的内行专家由于种种原因却好像对上述各种现象熟视无睹；而发改委药价定价处由于缺少认真负责的监管环节，同时由于要负责全国6000多厂家，几万个品种药价制订，这种制度的不科学且透明度差，很难对药品的成本、工艺、生产过程进行界定，往往是按药厂上标的价格定价，这样药品从生产到上市的第一环便开始虚高了。这个源头不把住，不进行有利监管，往后的各环节层层加价，药价就高的离谱了。建议国家及各省市药监局对各类成分相同的药品统一名称，如青霉素类或其他有些复方类药不要搞出几十种名字来误导百姓，误认为是新特药。药监局要严格行使监管职责，对改头换面而主要成份未变的药严禁以新特药名义上市。对进口药也如此。国家药价处在定价时一定要会同药监局、医保局及聘请廉政监管人员共同组成药品定价小组，使药品定价科学、合理、公开、透明。药品经定价后，一律在药品包装注明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这样即可让百姓明白消费，也可限制中间商随意涨价。
（二）目前药品在流通环节太多，从各级医药企业到各医药代表，再经过招标机构、医院、医生，其中医院又有院长、副院长、科室负责人、骨干医生、药房负责人、收费处负责人，这些环节层层加价，最终到患者时的药价高的就可想而知。而在国外的流通环节仅有两三个。如果从源头把住关，药品出厂时已标明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这些中间环节想乱加价就没那么容易，除非他们造假。因此药监局还应监管这些中间流通环节有无把经审核定价的价格偷梁换柱，一经查实有违规违法行为严惩不怠。
（三）在招投标中，取消招标费，专家组补贴每人次100元可由政府财政负担。专家组成员除现有的医院专家、法律专家外，还应有社保代表参与，具体采购用药医院应回避。应招标和议标结合，一次招标不成即改为议标，议标仍由上述专家主持。
（四）医生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多开药，开贵药，从中赚取回扣，这是导致看病贵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医生给患者过度检查、超范围检查、各医院之间重复检查，检查、化验费费用不透明也是看病贵原因之一。
当把药品贵的环节控制后，医生还可通过给患者做过度检查（如得个小感冒便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彻底查一遍），超范围检查，而这些检查费、化验费往往很贵，同时由于各医院之间互不承认化验及影像结果，导致患者重复检查，造成看病贵。目前卫生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医院互相承认化验报告和影像报告，解决重复检查问题。对各种检查费、化验费的价格应由国家明码定价，公布于众，这样可让患者明白消费，而对医生误导患者做过度检查越范围检查，则需从制度方面加强管理、予以禁止。
三、政府投入不足是看病贵原因之一。
在香港，公立医院主要是政府投入，占医院总投入90%以上，国外很多国家也如此。而我国在过去的医疗改革中，完全把医院推向市场，政府投入仅占很少比例，因此医院为生存发展只好走“以药养医”之路，导致药品利润占医院比例50%以上。要想解决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市区级医院的“看病贵”问题，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把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也可部分解决“高薪养廉”的医生待遇问题。
四、目前医疗改革中的医保、医疗、医药三方面没有相互配合，做到“三改联动”，也是导致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医疗、医药、医保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在医疗系统中的定位和相互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三项改革必须联动。
（一）在医疗方面，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放开对各类医疗单位的审批经营权，使外资和私营医院、诊所走入社区，开展良性竞争，方便广大市民就医。政府应鼓励看小病在社区康复中心或其他诊所，看大病或住院到市区各大医院。社区诊所或康复中心免收挂号费以方便群众。而大型公立医院则提高专家门诊挂号费，便患者分流到社区诊所去看小病常见病。专家的待遇应与门诊量挂钩，名望高，医德好的专家医生必然就诊患者多，医院在工资及奖励制度方面应充分体现这种机制，使医生都朝医德好、服务好、医术高、待遇高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像现在抛弃医德、医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对轮换到住院部的医生也应根据手术量，手术水平来确定待遇。要分流患者，就要尽快发展完善各种性质并存的社区医疗服务体系，使其切实担负起“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功能。使小病、常见病可以在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社区诊所就诊。
（二）医保方面改革要建立综合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保范围，同时扶持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将目前的深圳社保推广到儿童，只要交纳一定的社保费，在生病住院时就可享受和成人同等待遇。同时要解决在深圳就业群体的医疗保险，设立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基金探索，解决农民工的合作医疗制度。
医疗改革尤其要重视扶持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首先通过政策法规界定社会保险的经营范围，对这个范围，商业保险不应插手，而属于上述社保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以外的领域应通过税收政策给予优惠。例如商业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的4%内予以税前列支；对经营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其保费收入减免营业税；对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
要针对医疗保障的运行特点，确定一套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对参保情况，基金的收缴、管理和使用、医疗机构的服务和医药市场公平性、可得性、个人负担比例、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医疗资源配置、健康改善与医疗保障的关系等进行科学评价，为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医保要加强医疗行为的监管，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和药费。对参保者，要通过分类给付、增加个人费用意识，对出借、冒用医疗卡追究其经济责任，对企业、单位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基金征缴力度，切实保证医疗保险基金有长期、稳定运行，保证患者就医。
五、医生待遇问题是影响“看病贵”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前所述，某些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等，即使把药价虚高问题解决了，他又可通过过度检查，超范围检查等方式谋利。因此医生待遇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医生进行医德教育是必要的。医生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已任。但培养一名医学学士需五年，医学硕士需七年，医学博士时间更长。医生的合法收入与医生掌握的信息资源和创造的价值是不对称，收入明确偏低，这里就存在价值回归问题和高薪养廉问题。医生作为人的生命的守护神，他们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而他们的良知更是无比重要，通过政府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真正做到“高薪养医”，通过设立高于普通门诊挂号费的专家挂号费及设立“处方处置费”来达到多劳者多得，高技术高医德者高薪的目的。因此对举报收红包的医生，可以认为是变相或暗示收受红包，有举报的一定严肃处理以正医德医风。
六、医疗器械零售价与出厂价的价差太大，买设备尤其是进口医疗器械更贵，医院把这部分成本转嫁到患者身上是造成看病贵原因之一。看看深圳各医院竞相进口各种医疗设备，在广告中不是说医生多有水平，多有医德，而是一律盛赞进口或国产医疗设备的高科技含量，通过检查费、治疗费的方式把购设备的成本摊到患者身上。另外这种各医院竞相购买大型设备的做法往往是重复的，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要通过改革完善后的招投标及议标制度，让有社保代表、市民代表、法律专家代表、非使用单位医疗专家共同组成招标或议标小组，采取临时抽签决定专家组成的方式进行招投标或议标，并将整个过程向大众公开，向监管部门公开，增加透明度，抑制商业贿赂。而政府投入后既可控制这种各医院重复买大型设备，浪费资源的做法；又可解决将设备成本转嫁给患者的做法，可谓一举两得。
办法：
为解决“看病贵”问题，建议：
一、从根本上抑制社会个人卫生费用支出速度，增大政府的卫生投入。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急速上涨到2003年的6623.3亿。但在这飞涨的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却从42.6%下降到27.3%，个人卫生支出则从21.2%剧增至55.5%，甚至在2001年曾一度达到60%。据有关研究指出，2000年发达国家政府负担的卫生费用为73%，转型国家为70%，最不发达国家为59.3%，其他发展中国家为57.2%。中国政府则是负担39.4%。因此解决 “看病贵”问题，首要因素是加大政府对卫生费用的总投入。建议政府的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投入的80%是完全有经济条件和可能的。
二、由省政府负责牵头解决，对涉及国家发改委药价处及国家药监局的药品监督，新特药监督，科学合理定价问题，由省政府及时上报国务院以督促发改委和卫生部尽快完善药监监管程序和科学、合理、透明的药品定价体系，在各药出厂时明确标明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从源头上解决药价问题。
三、加快和扩大劳务合作医疗改革。
如深圳市劳务工合作医疗试点在
四、设立两条收费基准线，规范医疗行为降低病人费用。
两条收费基准线：一是对常见病、多发病等一般病实行低收费限制基准线，规范各种医疗行为，收费做到公开公平；二是对各种单病种治疗实行最高限价，如急性单纯阑尾炎、剖宫产、单胎正常分娩、胆囊切除术、乳腺癌根治术、子宫平滑肌瘤切除术、卵巢肿瘤（良性）切除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术、扁桃体摘除术、包皮环切术等单病种的医疗费用，规定最高限价。治疗费用未超出限制的，据实际费用支付；治疗费用超出限价的，超出部分无需支付。这样做既规范了医疗秩序，也实现了医疗收费的公开性。
五、解决病人千方百计向大医院挤现象，建立政府公立、对应挂钩的新型社会医疗站。
新型的社会医疗站是指基层医疗站。是在人口密度超过二万人的居民点建立能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高效常见病、多发病医疗服务的医疗基层单位。政府公立，就是政府经过调研论证选址由政府财务支出建立。对应挂钩，就是由省、市、县卫生局统一安排医疗站与具体的医院挂钩，定期安排有经验的医务人员下站蹲点医疗，并转接危重病人。为了保证医疗站的效能，建议启动“银发工程”，广泛动员和招募居住在各社区（附近）的本市退休医生重新上岗，充实和确保医疗站人力资源的来源。
六、建议放开政策、允许各种办医形式存在，尽快完善社区医疗服务体系，使小病，常见病在社区诊所诊治，大病再到大医院，分流患者就医，降低患者诊治费和不必要检查化验费。
七、设立 “政府药品器械采购调控中心”，实行药品器械直接由生产厂家进入。
由政府卫生部门设立的政府药品器械采购调控中心，不是一般的物流中心，以不盈利为目的。调控中心直接与生产厂家（公司）挂钩、洽谈，采购医疗单位药品和器械，然后按出厂价分拨医疗机构，这样就可以杜绝药品器械进医院出现的层层回扣、手续繁琐从而滋生腐败的现象。药价“推高”“虚高”现象也就可以解决。
八、调整医疗挂号费，按照医疗技术“含金量”公开医疗服务费用。
挂号费是医疗的最基本费用，目前看的确被低估弱化。所以，只要药费、多检查费降下，提高挂号费也不会重新造成“看病贵”问题。同样为了改变对医技价值的低贬，鼓励医务人员对症施医、不开大处方，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合理地调整医技收费标准，并根据岗位的难、易、量、质，制定合理的医务人员的奖惩制度，也就具备可行性。
九、建议卫生部门改革现行医院门诊挂号收费制度，将不同等级医院的专家挂号费要与普通挂号费有较大区别，要与社区康复诊所有较大区别，同时应在医院内部设置“处方处置费”，从政府拨给医院的费用中列支，从而达到多劳多得，高技术、高医德者高薪的目的。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切实解决广大百姓看病贵问题。
十、建立“病人权益组织”。
建立相对或完全独立的“病人权益组织”，定时收集在医疗过程中各种病人权益相关信息，汇集成快报或制成网页，反馈给医疗管理机构和医院及医生，进而形成“病人—医疗管理机构—医院、医生—病人”这一高效、及时、公正的双向式现代医疗模式。
（通讯员：沈提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