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想象，单相思也是想象。作家和非作家的区别在哪里呢？想象的系统化。作家就是让他的想象系统化了，不是作家，他就不会去做这个无聊的工作。
在“回故乡”面前，没有人是特殊的
《同舟共进》：您曾在采访中提到，您的父母并不以您成为作家而感到特别骄傲，反而更常向别人介绍您是教授。
毕飞宇：是的，我的父母都是小知识分子，他们的愿望是我能成为大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个“读书人”。我没能做到，我本人并不遗憾，但是，他们遗憾。在他们的眼里，写小说属于不务正业，没有正当性。我怎么知道的呢？说起来有点搞笑，有一次我的母亲来南京做手术，在她的病房里，还躺着另外一个病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大声地告诉那个病友：“我儿子是南京大学教授。”人家的刀口正疼着呢，自然无法随喜。我无地自容，但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了，她老人家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出院了。如果再不出院，我估计她会把“我儿子是南大教授”写到墙上去。
《同舟共进》：2020年，《文学的故乡》纪录片大火，您也参与了拍摄。在您的阅读体验里，有没有一本关于故乡的书曾让您怦然心动？
毕飞宇：在我的记忆里，有关故乡最让我心动的是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它就是鲁迅的《故乡》。我对这篇小说做过专门的分析。这是一篇体量极小的作品，但是，它的涵盖面是惊人的，你会惊诧于这篇小说的“大”。站在那个时代的拐点上，《故乡》告诉我们，新文化势在必行，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新的人”。鲁迅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一直活着。
《同舟共进》：苏北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从这里走出了很多文学大家。您在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也写到了很多在兴化度过的童年细节。故乡于您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毕飞宇：我和许多人谈起过这个问题，谈到最后，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爱恨交加”。每个人对自己的故乡都是复杂的，这里头有现实意义上的复杂，也有象征意义上的复杂。事实上，“故乡”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很强的东西。一个眼界稍稍宽一些的人，大体上都有一个离开故乡的过程，不管这个“离开”是被迫还是叛逆，总之，他总是要离开的。
在许多时候，这个“离开”不是距离，它最终形成的反而是“角度”。角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它不是方法论，但是，它拥有方法论的功能。离开故乡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文化冲突。我想说，文化冲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需品。
然而，人就是人，人有情感，人也脆弱，他需要归宿，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会回望，也就是精神上的“回故乡”。伟大的摩西和伟大的奥德修斯都是“回故乡”的符号，他们是因为“回故乡”而永垂不朽的。这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人类经验了，在“回故乡”面前，没有人是特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