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昌华
【周有光：“我的功德还不圆满”】
我与周有光先生相识十五年，未通过一次电话（因他耳聋），信也只有八通。他的信千篇一律，都是用老式四通打字机打印的，只有一通是手写。说来有趣，2010年我想编一本自己收藏的《名家翰墨》，陡然发现没有老寿星的墨宝，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圈套”，着意给他邮去一张红方格笺纸，请他下次回信写在这张纸上，始有这封手写信。此信内容独特，是他自创的格言式警句，写法别致，分行书写，忽高忽低，且把一叶笺纸写得满满当当，末了还署上他的时年“105岁”。
周有光说“匹夫有责”，那绝不是世俗所云、随便说说那种，我们可从他晚年的作品《百岁新稿》《拾贝集》《朝闻选集》中读出来。他对教育，尤对青少年的成长十分关心，2009年他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就专说这个问题。
周有光的信内容多谈书稿，偶及生活。2013年周有光先生茶寿（108岁的雅称，因“茶”的草字头即双“十”，相加即“二十”，中间的“人”分开即为“八”；底部的“木”即“十”和“八”，中底部连在一起构成“八十八”，再加上字头的“二十”，一共是“一百零八”，故名），我请毛乐耕撰嵌名联：“有恒有道有灵慧，光国光宗光学坛。”由邵燕祥先生书写，周先生收到后很高兴，特地让儿子打电话致谢。
上联中之“恒者”，久也、常也。周有光本一学人，喝“洋墨水”长大，早年学经济出身，与黄金、美金钞打交道，中年奉命改行语言文字，晚岁研究历史，从故纸堆中寻觅云起云落之秘奥。然先生毕竟一书生，业数变而道不改。先生是砚田的耕夫，不时将从业心得播种在方格垄亩中，以白纸黑字存世任人评点。鲐背之年，仍坚持为《群言》杂志撰卷首语，数年不辍，时有惊世骇俗警句显现笔端。期颐年后，还陆续出版《百岁新稿》《拾贝集》和《静思集》多部。我手写我心，一刻不消停。
“道者”，路、途径、方向也，又曰道义也。周有光之道，崇尚人文，尊人权，主张人道，弘扬人性……总之将人字大写，把人字写端正，此或是他一生“有光”之本。105岁时，他还出版了《朝闻道集》，语出《论语》“朝闻道，夕可死矣”。
“灵慧者”，灵敏睿智也。周有光慧眼如炬，洞若观火。他理智、豁达又幽默，面对沧桑世事“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以一颗淡定之心，坐看斗转星移。107岁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别人都做五年计划，我只做一年计划。不过我相信，活到108岁，我没问题的。”果不其然，还大大超过。
2004年，周有光大病了一场，他以为大限已到，孰料又“活”了过来。我看望他时，他对我说：佛家讲，和尚活到99岁时死去，叫圆寂，功德圆满了；而我的功德还不圆满，被阎王‘打发’回来了。”
周有光的灵慧或曰慧黠，还表现在创新上。他百岁后的杂文立意新颖，观点独特，往往穿越时空，有对东西方文明特征及其融合、冲突的解读，以及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等，故有人誉他为“思想者”。
【杨宪益：“不甘寂寞，自作风流”】
杨宪益先生是京华名士，以诗酒风流著称。他与吴祖光、苗子、范用等都是我尊敬的文学前辈，而我结识先生却很晚。直至我退休写“文化名人背影”系列时才对他发生兴趣，广泛搜罗他的资料，为他与夫人戴乃迭各写了一篇文章。我曾冒昧地给杨宪益写过一信，没有回复。不过，当我将二万言的《杨宪益的百年流水》写好，托赵蘅转请他审正时，先生认真审读文稿，纠正若干史实舛误。后托人带给我一信我打开一看，只有五个字：“昌华兄，谢谢。”据赵蘅说，舅舅饶有兴味地读了这篇文章，还说：这个张昌华怎么找到这么多资料，好多事情我自己都忘了。”
杨宪益自言“散淡的人”，以中译英享誉业界，自谓“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他的一生，曾以诗酒名噪中外。1972年，杨宪益酒后涂了一首《狂言》：“兴来纵酒发狂言，历经风霜锷未残……”从此，他诗情勃发，专写打油诗，类似时下坊间流传的“段子”。他在丁聪为其作漫画像旁打油曰：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出入杨氏“油坊”的，有吴祖光、苗子、王世襄、范用和邵燕祥等，与他饮酒唱和。
吴祖光曾赠联：“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如一醉便成仙。”杨宪益戏答：“一向烟民常短命，从来酒鬼怕成仙。”他认为成仙后在天上飘来飘去，无酒可喝，何乐之有？不如刻下“对酒当歌”。又一次，杨宪益与苗子唱和，撰了一联：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启功夸他写得不赖。于是乎，有好事者将他星散于新朋旧雨中的打油诗，搜罗结集出版，冠名《银翘集》。
杨宪益是“酒仙下凡”，十岁便染唇开戒。他生于簪缨之家，其祖父杨士燮翰林出身，不愿做官，自号“三壶太守”，即烟壶、酒壶和尿壶。杨宪益由开戒到贪杯，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请访客喝酒，客人说不会喝，他觉得扫兴：“那一个人喝多没意思。”晚年，他已患病在身，仍要喝酒。某年过生日，大家吃蛋糕，他要喝酒。倒酒时，妹妹杨苡一个劲儿劝阻：“好啦，好啦！”而他非斟满杯不可。2002年岁末，范用请客，带一瓶五粮液和一瓶威士忌。同桌都不胜酒力，两瓶酒几乎让他一人承包了。
杨宪益品酒的名句是：“民以食为天，我唯酒无量。”因此，他的打油诗中关于酒的佳句叠出：“何当过敝庐，喝它三两斗！”“岁暮无聊常醉酒，风寒不耐久蹲坑。”“歪风邪气几时休，饮酒焉能解百忧？”他的代表作数《祝酒辞》：“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相映成趣、耐人寻味的是《谢酒辞》：“休道舍命陪君子，莫言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诗因酒发，酒助诗兴，一如锦上添花。苗子戏称他是“现代刘伶”，说他的诗是在酒缸里“泡”出来的，字字句句有酒味。于是世人便奉杨宪益为“诗酒风流”的名士——诗酒风流者千万，传世名士者几何？乏魏晋风骨者，可乎？
对王世襄的赠句：“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杨宪益幽默地作注：“难比圣贤，冒充名士；不甘寂寞，自作风流。”
【杨苡：“我是可以写长信的，当然全是废话”】
如果杨苡先生要组织一个“我的小友”评选的话，相信我一定不会落选。一是她写给我的小纸条等每每称呼“小友”，二是近十多年来我与她过从极密，我在《百家湖》的时候，隔三差五向她邀稿。我喜欢听她讲故事，讲她母亲，讲她哥哥杨宪益，讲她中学英文老师李致，讲当年在西南联大的青葱岁月，她与萧珊（巴金夫人）、“小树叶”（萧乾前夫人）三个人同一宿舍，那正是她们的花季，一到周末，三个人各自伏案，给“那个人”写信……
但晚年的杨苡先生不喜欢写信。我认识她三十多年，她赐我的信仅有两通，一短一长，她很幽默，说：“我是可以写长信的，当然全是废话。”
杨苡先生善“侃”，口袋中常备一块小手绢，不时取出来在手里把玩，不抹眼泪，不揩面颊，在手里缠来缠去，颇有花季岁月的遗韵。她偶见我也用手帕，某次我去访她，她送我一叠男士手帕，并说：“我们都是手帕党。”
2018年，她寿登期颐，我用红纸写了许多字送她，有“萱堂春晖”“上善若水”等，还有一副对联：人生不满公今满，世上难逢我独逢。”她让阿姨小陈将其一一贴在墙上。一天，我带几个朋友去访她，她指着墙上的字幅饶有兴趣地对客人说：“满眼都是张昌华。”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与内子一道访她，她送到门口忽然说：我将来死了，肯定会有两个人写悼文。”此话说得我们一愣，无言应答。她笑着指指我说：“你肯定会写。”
杨苡的先生赵瑞蕻教授去世后，她遵其遗嘱，把家中大部分藏书捐给赵先生故乡温州的大学图书馆，2018年，这批书不知何因流入“孔网”，我高价买了一本赵瑞蕻的签字本《艾青诗选》，赵先生原有的题字是：“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书亭购得此册，大快，以为纪念也。阿虹记，一九七九年十月底于北京。”二十多年后，该书被钤上“温州大学图书馆受赠书”的蓝印。我持此书给杨先生看，她淡然一笑，说：温州人会做生意”。我请她题几个字作纪念，她挥笔写道：“此书转了一大圈，又被昌华兄购得，感激万分。杨苡2018年圣诞节。”
【许渊冲：“可是我这个瓜甜呢”】
许渊冲先生是翻译大家，有“汉诗西译第一人”之誉，曾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奖，他是首次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我与先生相识，亦属偶然，200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拙著《书窗读月》与许先生的《忆逝水年华》同在一辑，经责编吴超兄介绍而相识。当时我主动结识先生是有“企图”的，其时我正在致力于“文化名人背影”系列写作，想把许先生纳入写作计划。某友人见之告诉我，许先生不好写。我询问缘由，他说许先生是“译界狂人”，“豪气加霸气”，对立面不少，弄不好你两头得罪人。我遂作罢。
许先生实在是位人生阅练丰富，在事业上卓有建树者，智慧又风趣。曾有记者采访许先生，询其对有人说他“豪气加霸气”的看法。许先生大气地说：“‘豪气加霸气’我觉得可以接受，‘霸气’不等于‘霸道’。不过我自己认为我不是‘霸气’，我是‘王气’，王道’与‘霸道’不一样，‘王道’是讲道理的，‘霸道’是不讲道理的。有人说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是我这个瓜甜呢！”
我与许先生联系，前后十二年，共得六函，信中可读出他的阅历之丰，读出他的豪气与爽气，并不乏温情与客气。第一封信说他：“回顾写作，看人主观片面，不免贻笑大方。”在我这个晚辈的编辑面前，说这种自谦之言，让人意外。第二封可以看他在古诗词翻译的理念及实践上，与译界同行迥然不同。以傅雷为代表的同行译文重神似，不重形似，而许先生认为要“三美”（美、音美、形美）。如译《毛泽东诗词》，是译为分行散文好，还是译为韵文好，各执一词，这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写许先生不能不写其夫人昭君，昭君原名赵军，气质高雅。1948年，15岁的赵军在西柏坡从事译电工作。第一次见毛泽东时，问她姓名，回答“赵军”，毛泽东说：“昭君是要出塞的嘛！”此后她易名“昭君”——果不其然，她在塞外生活了十多年。
许先生是性情中人，期颐之年上央视做“朗诵者”节目，说到动情处，不禁潸然。记得2012年的那封信中，还夹寄一篇他刚写就的短文让我分享：回忆是望远镜，又是放大镜，回忆往事可以写回忆录，回忆录似乎不如日记那么真实。其实日记的真实性不一定比回忆录高，因为写日记的人不能预见到人物和事态的发展，写回忆录却可以根据发展的情况来回顾过去，对过去的认识可能更深刻，更正确，甚至成了事后的先见之明。”又说：“其实不只是文化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问题，就连感情也一样。例如在大学时，我对十九岁的南茜落花有意，但是她却流水无情，当时感到遗憾，但又无可奈何，只有暗自伤神。后来南茜在美国和李院士结了婚，李院士寄了一本回忆录给我。书中谈到他们月下散步的良宵美景，只是惋惜青春时代已过。这使我想起了和南茜在阳宗海携手下山坡的往事，往事似乎变得更美丽了……”
【范用：“甘当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
我结识范用时，他已退休。我俩是同行又是同乡，所结识的朋友多有重合，加之他或觉得我这个人比较质朴，所以共同语言较多。作为编辑同道，我曾请他写一句话送我，他写道：“甘当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十多年间的相处，有几件琐事着实难忘，谨记于此，与大家分享。
新千年前后我每每进京，公务外第一等大事便去拜访先生，仅我带社内外年轻编辑同人拜访不下于六次。记得第一次造访时，见他家四壁皆书，如入宝地。客厅酒柜里摆满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酒瓶，大者如炮弹，小者如手雷。墙上挂着黄永玉为其作的肖像漫画，画面是一持书卷挟酒瓮的名士，题字是：“除却读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后来我写了篇《三多先生》（书多、酒多、友多），介绍他的人生情趣，范用读后粲然一笑，谅是默认了。
最后一次拜访范用是2009年秋，时先生已缠绵病榻久矣，他见我远道而来，硬撑着病体从卧室而出，衬衫的一只袖子怎么也穿不进去，还是家人帮忙才穿上。想当年坐拥书城、谈笑风生的范用，真的是人书俱老了。
1997年范用来南京，要我陪他看望陈白尘的夫人金玲。车本可一直开到门口，出于尊师，他坚持没让车直接开进山坡上金玲家门口，在巷口即下车，拄着拐，一瘸一瘸走了七八分钟才到陈宅。一见出迎的金玲，74岁的他亲切地喊了声“师娘”（金玲大范用六岁）。进到卧室，范用恭恭敬敬向白尘先生的遗像三鞠躬，再回客厅时，他已泪流满面。嘘寒问暖之后，他问金玲有什么要他帮忙的，金玲提及《陈白尘文集》的出版事宜。其实，此前范用在电话和信中多次向我说过，要我多关照《陈白尘文集》出版一事。
范用与我交谈最多的是书人、书事，偶尔也谈点“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房话。当年出版巴金的《随想录》，他一字未删，巴金很感动，对他说：是你们用辉煌的灯，把我这部小著引进“文明”书市。1999年，某报七十大庆开座谈会，范用应邀出席，但会上主持人对两位该报的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一字不提，他对此事深感困惑，遂撰文提出“委婉的批评”，并把那篇文章寄我分享……
从这些可以看出，范用的为人之磊落。他对出版界风气深表忧虑，他多次对我意味深长说:“昌华，没品味、没价值的书，千万别出，即使我们没钱买酒喝也别出。”颇感欣慰的是先生这一教诲，在我日后的出版实践中总算“有所坚持”。范用不仅对我的工作关心，对我的兴趣爱好也关爱，先后惠赠他收藏的茅盾、丰子恺、启功的题签多枚，还把宋庆龄为“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集”的题词也赐给了我。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范用友多，与他同辈的老友几乎已故去；范用书多，他收藏的三万册图书及几十幅名家字画，家属遵其遗嘱，悉数捐给上海版本图书馆；范用的酒多，他走时尚存几瓶朋友送他的未舍得喝的“人头马”，临终时，他嘱女儿把剩下的酒再转送给他的生前好友，我有幸获赠一瓶。
【浩然：“清心乐道，自然人生”】
我与浩然的相识纯属偶然——皆缘于1977年得了一幅署名“浩然”的假字，而这幅假字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由教书匠变成编辑、码字匠（作家）。
1979年，全国第一届科普美展在北京开幕，我获得一次公费进京看展览的机会，趁机拜访了浩然。尽管我们的身份、资历、年龄差异很大，又是初次见面，谈话却十分投机。话题也很广泛，从他的《喜鹊登枝》到《艳阳天》，从西沙之行到对《广东文艺》和《西沙儿女》的评论……他知道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又是教语文的，便鼓励我练习写作，写自己熟悉的学校生活，写儿童。他说，如果我写稿子的话，他可以帮助我提意见，还可以帮我推荐。
浩然的热情像把火，把我对文学的爱点燃了，那时社会上教师待遇很低，生活清苦。最突出的是教师找对象困难，我写了篇《情书》，他看后觉得不错，复信云：“读了你的《情书》，我是十分高兴的；这几天只要有文学界的朋友来，都要忍不住地议论它几句。从这篇作品里，我看到你的艺术表现能力，得到一个‘你一定能够成功’的强烈感想……”
那篇习作太稚嫩了，尽管有浩然的推荐，也没有发表。浩然曾多次说要把陆文夫介绍给我，我知自己的写作水平低下，不敢接话；但我并没有泄气，后来我写了一篇《多听话的孩子》，浩然读后对取材和表现手法作了肯定，但严肃地指出它的不足：“调门低沉”结构松散、拖沓”。他直言“不代转递”，“建议放放，冷静一段日子再修改——修改时，请尽力地从里边挖出积极的光和热来”。
从那以后，我把教学之余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练习写作上。我记住他的教诲，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后来我以年轻时在山东当兵生活为背景，写了篇《鸡声茅店月》（与贺景文合），在《广州文艺》发表后被《小说月报》选载，也有些作品在省内外文学刊物获奖。这时，浩然又来信叮嘱我“戒骄戒躁”，“要努力提高作品的质量”，还说了一番要我正确对待“选载”和“评奖”的话。1984年，由浩然荐介，我调到出版社当编辑。
十分遗憾，十多年后，在出版社的我竟没有为浩然出过一本书。不是我不想，而是他不让。1985年，当我第一次以编辑身份向他组稿，他谢绝了：“你刚到出版社工作，还没立住脚跟，我不能让你背包袱。”我说他不支持我，他笑着说：“这也是一种支持。”后几年，文学类图书日益走向低谷，我再次向他组稿时，他更不肯了。
1996年春节我写信向他贺年时，提出不情之请，我说我们是因为一幅假字相交，我仍想得到他一幅手迹作纪念，他给我写了“清心乐道，自然人生”八个字。孰料，这是他致我的最后一封信。
【吴冠中：“美丽的误会”】
世界上的事情成功与否，不一定取决于自己的坚持与努力，有时不得不靠智慧和运气。我在作家圈中游走了三十多年，有两位名流的稿子始终无缘获得，一是钱锺书，一是吴冠中。组不到钱锺书的稿子“理所当然”，一是他不喜欢滥出书，“向不入流”或不流俗；二是他的作品几乎被京华几家大社包揽了，地方小社根本无法插足。吴冠中先生主要作画，文字少。我没有攻下这个“堡垒”，谅是在选题策划上不精准，不对先生的胃口。如果从艺术散文角度想出一个好点子，先生或能接受。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高招，后来出了《吴冠中艺术散文》和《吴冠中画韵美文》，两者效益均佳。
1995年，社里出《名人自传》丛书，盛极一时，我邀吴冠中入盟，先生在复信中说：“时下传记满天飞，我一向无意生前写传记，人们想读李清照、八大山人、梵高等有突出才华、性格、遭遇及贡献的传记。自立传记，或贻笑后人，或增添废纸而已。”后一封信中先生又以“我虽爱好文学，毕竟是个手艺人，识字无多，读书太少”而婉谢。后来我见人文社出他的《画外文思》，以文配画，点子颇新，我也想走这条路，又被先生打了回票。拾人牙慧之举，总成不了气候，编辑策划能力，往往取决于他自己的思想高度与智慧，有扛枪打鸟的勤奋，技术不佳，百发也难中。
2007年，我终于做了一回吴冠中稿子的编辑，想不到闹了一个大笑话。社里拟出一册《鲁迅的艺术世界》，由我参与策划。在研究作序人选时，我首推吴冠中，因他最崇拜鲁迅，视鲁迅为精神之父，曾言：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又说“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误我。”当时先生已85岁，如果由出版社或我出面请他作序，显然分量不够，于是我请周海婴出面邀请。他们本就熟识，又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常见面，成功把握大。
海婴同意，但他谦言不知此信如何落笔，在一次出版该书的讨论中，海婴与儿子周令飞一起提议邀稿信由我起草，让他们父子过目、审订，再由海婴签名钤印发出。不久，海婴接到吴冠中复函，以信的形式，谈他对鲁迅的艺术世界的点滴看法和鲁迅对美术的贡献。我就以此信作序，刊于书前。组稿这件事七传八传，不知怎么传到吴冠中耳中，三人成虎，变成我“冒充”海婴给他写信组稿子，偏偏出版社寄的样书，他又没有收到。
吴冠中一生最恨作假，对此事自然大为不悦，说：“张昌华怎么这么干？”无隔风之墙，这话又传回到我的耳朵，我十分惶恐，忙给先生打电话、写信，说明此事原委。是年春节除夕，忽然接到吴冠中先生的拜年电话，我十分惶恐。先生说他年纪大了，一般不写信，只打电话，又说“那件事”（指“冒名”事）过去就过去了，是场“美丽的误会”，叫我不必记怀。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