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砺
在南京祖堂山南麓，群山环抱之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唐二陵。那是南唐开国皇帝烈祖李昪的钦陵和南唐中主李璟的顺陵，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而就在南唐二陵东面的不远处，沿着一条幽静的小路走到尽头，可以看到一座水泥修砌成圆形的普通坟墓，那里安息着中国杰出的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南唐二陵发掘组织者——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曾昭燏（音yù）。
师从胡小石
1909年2月，曾昭燏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她的家族有着显赫的家世，曾昭燏的曾祖父，就是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
曾国藩同胞兄弟五人，唯有曾国潢没有加入湘军，跟随大哥曾国藩建功立业。曾国潢比曾国藩小9岁，自幼在父亲的塾馆读书。因为长兄曾国藩长期在外，他便自然早早担负起帮助父亲料理家务的重担。加上他天分不高，科举之途不顺，虽然也曾外出求学，仍应试不中。回到家乡后，他常年悉心料理家事，照顾长辈，教导曾氏子弟谨守耕读家风。曾国藩夸奖这个二弟“劳苦最多，好心好报”。
诗书传家，绵延两百年的曾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到了曾昭燏这一代，兄妹七人个个都是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曾昭燏从小读私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2岁时进入堂姐曾宝荪所创办的长沙艺芳女校。在二哥曾昭抡的影响下，曾昭燏于1929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先后在外文系和国文系求学。中央大学源自1902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到了曾昭燏那时，中央大学已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亚洲第一。
中央大学人才济济，聚集了罗家伦、徐志摩、闻一多、胡焕庸、施士元、马寅初、张大千等众多学术名流。中文系也是名师云集，学术大师胡小石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黄侃、吴梅等人也在这里执教。才华出众的曾昭燏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胡小石的得意弟子。
胡小石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对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诗词歌赋、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尤其精于语言文字学、古典文学和书法理论等方面。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创见，对于诗词和书法篆刻也有很深的造诣。
多年后，曾昭燏在其撰写的《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中这样评价恩师的作品：“先生为文，以龙门为宗。于诗，潜心陶谢与工部特深，又酷好谢翱，所作绝句，直追中晚唐。偶作小令，有宋人风致。”
胡小石为人热情豪爽洒脱，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曾昭燏等一众学生也常常上门请教。胡小石与弟子们谈笑风生，乐此不疲。到了就餐时分，学生们起身告辞，他总是热情地留他们吃饭。解放前夕物资匮乏，宴请客人不像今天这样容易。有一次，保姆见胡小石又留客吃饭，面有难色地告知他，家中已没柴烧饭了。胡小石随即毫不犹豫地吩咐：无柴烧不要紧，把我书房里的报纸拿去烧就行了。
胡小石与弟子亦师亦友，相处十分融洽，他陶醉于和弟子们饮酒赋诗、品评古今的学术氛围中。授课之余，还常常邀约学生数人外出大快朵颐，有时到南京城内的菜馆里品尝佳肴，许多老字号菜馆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时又到夫子庙秦淮河畔的小摊上品尝南京小吃，乐趣多多。他还会带弟子去城西清凉山中的扫叶楼小聚，这座明末画家和诗人、“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晚年定居、潜心书画的冷清庭院，由此热闹了起来。
除了品尝美食，胡小石还经常携门生弟子一同“玩乐”，或登高怀古，踏青觅胜，“探石头城之故迹，揽莫愁湖之胜景”；或与黄侃一起合买几十张戏票，带弟子观赏昆剧，支持梨园艺人……
胡小石的人格魅力和教学方式对曾昭燏无疑有着至深的影响，几年下来，师生二人朝夕与共，结下了如父女般的深厚情谊。曾昭燏原本国学功底扎实，天赋也高，在胡小石的指导下，文学素养和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从中央大学毕业时，她在文史和文物鉴赏等方面都已颇有水平。因为长期跟着胡小石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商周铜器，曾昭燏的书法在雄浑中透出娟秀，有着鲜明的金石特征。她还擅长诗词，作品含意深邃，词藻美丽；散文写得行云流水，充满生活气息。
毅然回国
大学毕业后，曾昭燏到南京金陵大学读研究生。1935年，她出人意料地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自费去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成为这个专业唯一的中国女留学生。她意图学习先进的西方考古方法，为发掘悠久的中华文明服务。为此，她还特意写信向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请教，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正是曾昭燏二嫂俞大絪的妹妹。
曾昭燏刻苦学习钻研，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伦敦大学的考古学硕士学位。她的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详尽列举了从2000多件古代铜器上整理出的600余种徽识，深受英国学者赞扬。随后，她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和慕尼黑博物馆实习，作为研究人员，参加了柏林地区以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
就在曾昭燏刚到柏林没几天，国内就传来了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她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这年年底，她又从报纸上读到南京沦陷的新闻，她心如刀割，失声痛哭。一张刊登在上海《新闻日报》头版的照片还让她受到极大的震撼：照片上，在日军轰炸后的废墟边，一个幼儿坐在母亲的遗体旁边大哭。这张照片她一直保留到抗战胜利后。
作为海外学子，曾昭燏唯有痛定思痛，坚强地完成学业，以图日后报效祖国。1938年，曾昭燏回到英国，担任伦敦大学的考古学助教。6月，伦敦大学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这个莘莘学子期待已久的时刻，曾昭燏却没有参加，她独自在工作室里做研究，她说：“祖国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战的时候，我何必去参加这种为个人荣誉的典礼。”她只是写了封信，让学校将文凭寄到寓所来。
就在这年，日寇的铁蹄已经踏向半个中国，曾昭燏心系祖国，国难当头，她不顾家人劝阻，谢绝了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聘书，毅然决定回到战火中的祖国。
还有一件小事，促使曾昭燏下定回国的决心。一天午餐时，席间一位教授讲到他曾与一位美国学者前往北京十三陵参观。由于道路崎岖不平，美国人向当地向导抱怨说：这路是什么年代修的？”向导淡然回答：“大概两三千年前。”美国人听罢便不再做声。曾昭燏听后深为触动，中华数千年文明，如今却面临强盗蹂躏，自己应该为祖国的抗战出力。
启程之前，除了留下回国的路费外，曾昭燏委托抗敌后援会，把自己在英国结余下来的英镑和一枚金戒指捐给了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军队。
1939年初，曾昭燏回到了大后方昆明，加入从南京内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设计委员。作为中国第一个女考古学家，她发挥学识专长，参加了云南大理苍洱境内的考古发掘，以及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的发掘工作，获得大量文物资料，云南地区的文化面貌也由此定名为“苍河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考古活动，为西南地区的考古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对苍山脚下的史前遗址进行发掘考察时，面对寒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生活条件，生性乐观的曾昭燏写下这样的诗句：
金袂凌风绝世姿，参天雕柱亦威仪。
一城芳草终季绿，惆怅无繇共赋诗。
（《寄怀子淋约廉柏林》）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仍然顽强地发展，地处四川南部的李庄古镇成了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迁驻李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于此。
1940年6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迁到了李庄。曾昭燏与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主持了四川彭山县东汉崖墓的发掘工作。他们还考察了川康民族，写出百万字的考察报告。次年初，曾昭燏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从此，她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国家的博物馆与考古事业。在此期间，她与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合著完成了《博物馆》一书，这是一部关于博物馆基础理论的经典专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948年底，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人策划将中央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装运去台湾，听到这个消息，曾昭燏和郑振铎、徐森玉等文化名人联名上书，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提出，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在他们的呼吁和坚持下，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全部运回了大陆。在曾昭燏保护的文物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商代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
尾 声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博物院改称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先后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院长，同时还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她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于国家的考古事业。
曾昭燏的单身宿舍就在办公室旁边，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在她办公室的墙上，一直挂着中央博物院创始人蔡元培先生的照片，和一份国宝毛公鼎铭文的拓片，这也表明了她一生追求的事业。
1950年，曾昭燏主持了南京郊外南唐二陵的发掘，她带领考古队的人员住在祖堂山下的庙宇中，过着艰苦的野外生活。人们常见她白天在泥泞的考古工地上，拄着拐棍跋涉，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整理出土的文物。
曾昭燏生活十分节俭，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着也不讲究。给亲友写信，她会将用过的旧信封反过来折好再次使用，甚至连掉在地上的饭菜，她都会捡起来洗干净吃掉。可是，她对待员工却非常慷慨，她的稿费和存款都用在了公务招待和接济困难职工上。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她带头捐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经济条件虽然不宽裕，曾昭燏却从不占公家便宜，克己奉公。她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后，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本院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她以身作则，不玩古董，还把自己以前收藏使用的清代茶具捐出。
作为一个资深专家，曾昭燏潜心考古研究，对考古和文物收藏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我国考古界有“南曾北夏”的说法，“北夏”指的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南曾”就是曾昭燏。作为院长，她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地做好博物院的业务工作，每次展览，从设计到选择藏品，从编写说明到现场布置，她都亲自参与。至今，南京博物院还存有她用娟秀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下的藏品目录。
让人扼腕的是，就在曾昭燏处于事业巅峰时期，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一个冬日，她在南京离世，年仅55岁。陈寅恪得知噩耗后惊愕不已，他在悼亡诗中这样写道：“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表达了对她离世的无限惋惜。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