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舒
雨声潺潺中，我终于赶了晚集，去清华大学看了“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
人比预料中多，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不少父母带着孩子来。展览做得很用心，“栋梁”之“梁”，当然是梁思成的“梁”，同时也暗含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界中的评价——中流砥柱，国之栋梁。不过，在我心目中，“栋梁”并不单指梁思成。在那个年代，撑起中国建筑大厦的，是如梁思成一样的中国初代建筑学宗师们，尽管他们的名字并不如梁思成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在展览中，有一张照片，看的人不多，但我仍在它前面矗立良久。照片摄于1930年，照片上的师生来自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筑系，系主任是梁思成。我一眼认出坐在梁思成右手边的陈植。他是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是清华管乐队里的法国圆号。陈植爱讲笑话，也非常爱笑，在和梁思成、林徽因的合照里，他总是笑得最欢快的那一个。
很快，我便被另一张面孔吸引。如果说陈植永远是照片里阳光开朗的那一个，那么，这张面孔便恰好相反，他的嘴巴如小小的山丘，两边嘴角向下垂着，他严肃、沉静，有时看起来甚至有些不开心。并不单单是这张照片，我甚至怀疑他拍照永远不会笑，看他和陈植的合影，简直是冰与火的搭配。
这张严肃的面孔，是中国建筑学的另一座高山，也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童寯（音Jùn）。
童寯为什么一直这么不苟言笑呢？在他的传记《长夜的独行者》里，我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他有一个极为严厉的父亲，而童寯是家中的长子。
父亲是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对于儿子的教育，几乎是霸道的。在读高中的二儿子刚开始和某位小姐有自由恋爱的苗头时，他便决定包办三个儿子的婚姻，而他选择的儿媳妇，正是自己所办的女子师范学校的前三名。
童寯19岁便早早结了婚，幸好，结婚后，父亲仍旧鼓励他继续学业。1921年7月，童寯中学毕业，先投考唐山交大。新任奉天省教育总署署长的父亲去北平出差，得到了清华大学接收东北籍考生的消息，于是鼓励童寯参加考试，最终，他考了第三名，也成为第一位考进清华的东北学生。
一进学校，童寯便认识了另一位声名显赫的长子——梁思成。这位比自己大两级的学长是学校里的明星，梁思成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显然比童寯的父亲更为开明。他没有为儿子包办婚姻，而是在为他选好未婚妻后，让他们培养感情。他也没有为儿子选择专业，而是一直鼓励他多学多看多感受，找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
尽管童寯被父亲逼着学了四书五经，但进入清华后，他的大学生活并不单调。他不是书呆子，他喜欢赛艇，也喜欢读莎士比亚。梁思成参加了合唱团，童寯则以绘画而全校闻名，他在校期间曾办过个人画展，并且担任1922年至1925年历年《清华年鉴》的美术主编。
他的画作水平很高，他曾对学生说：“建筑就那么一点事。”这句话被王澍在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讲时引用而传扬开来，但童寯有后半句，“画画才是大事”。
也许因为是大事，童寯很少向外人展示他的画作。只有杨廷宝、刘敦桢这样的老朋友来，他才把画作展开。这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一种来自文人的羞涩，他觉得画画是大事，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旅欧日记《童寯画纪》，取名“赭石”。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像他的性格，深沉、厚重，但并不古板，一如赭石，太阳一照，五彩斑斓。
炙热而柔软的内心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读了童寯的《江南园林志》。依稀记得是大三下半学期，图书馆靠窗书架最下一层，逼仄角落处，有一本不厚的书。抽出来的瞬间，灰尘如雪，在阳光里飞行。帮我找到这本书的是个看起来很和蔼的管理员，他看看书，问我：“是这本吗？”
上面竖排五个字：江南园林志。我颇有些抱歉，我刚刚就在这里找了半天，还是没看到。管理员长吁一口气：“没什么，这种书借的人少，你是建筑专业的吧。”我含含糊糊回答，当然不敢告诉他，这个书名，不过是我去苏州旅行时偶得。坐在沧浪亭里，我和一位老人家搭话，讲起那些园林里的窗棂图样，老者笑着说，有一本《江南园林志》，里面画了不少。
翻开这本书，很难想象，这是1937年写成的。薄薄的161页里，扎扎实实藏着无数经典巨作，童寯作为一个理工科生，却有这样深厚的古文功底。光是里面提到的文献，我至今都没有看完：癸辛杂识》《履园丛话》《浮生六记》《扬州画舫录》《姑苏采风类记》……字不多，但字字珠玑：“造园最忌地旷而池宽。”“叠石之艺，非工山水画者不精。”“达者观万物之无常，感白驹之一隙也。”
为了写这本书，童寯所有的周末都带着纸笔、卷尺和相机，去上海及周边城市调研园林。因为妻子的支持，童寯花200元买了一台莱卡相机，这笔钱当时能买50袋面粉。时局纷乱，很多园林沦为无主之地，他曾被误认为日本奸细，给抓进警察局。
从刘敦桢先生的序言里，后人可以得知这本书曾经历过怎样的坎坷：
书原稿与社中其他资料，寄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仓库内。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诸物悉没洪流中。社长朱启钤先生以老病之躯，躬自收拾丛残，并于一九四〇年携原稿归还著者，而文字图片已模糊难辨矣。一九五三年中国建筑研究室成立，苦文献残缺，各地修整旧图，亦感战事摧残，缺乏证物，因促著者于水渍虫残之余，重新迻銾付印。
1937年5月17日，梁思成在北京读完《江南园林志》，兴奋地给童寯写信：
拜读之余不胜佩服。（一）在上海百忙中，竟有工夫做这种工作；（二）工作如此透澈，有如此多的实测平面图；（三）文献方面竟搜寻许多资料；（四）文笔简洁，有如明人笔法；（五）在字里行间更能看出作者对于园林的爱好，不仅仅是泛泛然观察，而是深切的赏鉴。无疑地是一部精心构思的杰作。
此时，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6年。
如果没有梁思成，童寯的人生也许会大不相同。1930年，正在美国康恩事务所工作的童寯收到了梁思成的电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是室友。在信中，梁思成邀请童寯到东北大学任教，后者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因为林徽因和东北执政者有杀父之仇，梁思成曾在同学们面前发誓，绝对不会为满洲军阀工作。但他还是对梁思成的邀约动心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何况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几乎全是他清华和宾大的好友，童寯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决定回国。
这一年8月，童寯回到沈阳，此时的东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没过多久，林徽因回到北平养病，又没过多久，梁思成也赴京主持营造学社。童寯的好友陈植前往上海，如此孤独之下，童寯却毅然接任了系主任的职务——我想，是他的责任感使然。
他很快意识到担子的沉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北大学宣布解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有人都忙着逃命的时候，童寯没有急着走。他安排父亲、弟弟、夫人、孩子先行前往北平，自己则召集建筑系的30名学生在童家集合。他对学生们说，先去关内，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工资拿出来，给学生当路费。随后，他委托一位德国朋友，把封锁在学校里的石膏像和梁思成在英国买的400张教学幻灯片拿出来。而后，他带着这些宝贝登上火车。火车行至山海关时，遭土匪袭击，司机被击毙，童寯跑到车头，开动火车，带着全车人脱离险境。
这如电影情节一般的传奇经历，童寯并没有大肆宣扬，他心中一直惦记的，似乎只有梁思成的幻灯片。在随后的战争岁月里，他曾失去过不少珍贵的东西，从沈阳带出来的家产、他的水彩画、手稿，贴身带着的，始终只有这些幻灯片，它们陪伴他，见证他，辗转万里，从北平到上海，从南京到重庆……直到解放后，他把幻灯片交到东北工学院院长张立吾的手里，说了一句：“我带它走过两万里，历经了20年，现在物归原主吧。”
童寯也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学生们，是他的呼吁，让中央大学和大夏大学接纳了这批学生；是他的呼吁，让在沪建筑师同意义务为学生补习功课两年。他的家成了学生们免费的自习教室，直到他们毕业找到工作为止。
国破家亡之际，他以一己之力，把所有力量都传递给了学生。连梁思成也不得不感慨，童寯是东北大学的“一线曙光”。
那个如赭石一般严肃的老师的内心，其实是炙热而柔软的。
逃名鄙利的思想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全世界建筑师的舞台。今天的人们赞叹着“邬达克们”时，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同样在上海留下了他们的杰作。比如1933年刚建成时曾引起全市巨大轰动的大上海大戏院（今大上海电影院）。
大上海大戏院可以说是一座匠心独运的结晶品。大上海大戏院几个年红管（即霓虹灯）标识，远远的招徕了许多主顾，是值得提要的。正门上部几排玻璃管活跃的闪烁着，提起了消沉的心灵，唤醒了颓唐的民众。下部用黑色大理石，和白光反衬着，尤推醒目绝伦也。
这是童寯、陈植和赵深三位建筑师的作品。他们的建筑事务所，叫华盖。“华盖”这个名字，据说是叶恭绰取的，寓意很简单，为中国盖楼。无论是在项目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声誉地位上，华盖建筑事务所都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占有一席之地，与设在天津的基泰工程司事务所并列当时的行业顶尖，有“南华盖北基泰”之称，而童寯的终生好友杨廷宝，正是基泰的建筑师。
有趣的是，童寯应陈植邀请从北平前往上海时，最为担心的是妻子关蔚然。她听了许多上海花花世界的传说，深深担心丈夫一脚踏错。她把这种担心写在了信里。不久，童寯对她说，你这么担心，带着孩子一起来上海吧。
1937年，上海的沦陷一夜之间叫停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所有业务。赵深常驻昆明，童寯带着长子去了四川，三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不得不暂停了他们的事业。
童寯心里惦记着在上海的妻子关蔚然和两个幼子，那时，不少人流行找“抗战夫人”，童寯不以为然。他很担心妻子的身体，有一次，关蔚然带着幼子童林弼在街上被日本兵追赶，关蔚然心脏病发作，在家昏迷了好几天。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童寯一辈子都对日本非常抗拒。《长夜的独行者》里记载了孟建民的回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领导带日本建筑师学会代表去资料室看他。领导介绍完客人后，老头合上书站起来一言不发绕过人群离开了。领导和客人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才知道他回家了。”
因为战争，童寯被迫和妻子分离；也因为战争，童寯连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1945年春天，童寯才得知，父亲已于一年前因脑中风在沈阳去世。
1949年，定居南京的童寯再次收到梁思成的来信。和19年前一样，这封信依旧热情洋溢，梁思成邀请童寯北上，加入清华大学，甚至给华盖事务所也做了安排，可以在北京设置分部。
但这一次，童寯选择了拒绝。很多年之后，建筑界仍旧在猜测这次拒绝背后的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童寯的朋友杨廷宝和刘敦桢都在南京，他习惯了南京的生活。也有人说，之前东北大学的经历，使得童寯有点“后怕”，不愿意再当“北漂”。还有人说，他不希望再和妻子长期分居，不忍心再让妻子为了搬家而颠沛……以上原因，或许兼而有之吧。
去北京，固然可以获得显赫的盛名，由于建筑创作频繁且质量高，建筑界将杨廷宝、童寯、李惠伯、陆谦受四人称为“四大名旦”。凭着童寯的本领，在清华必然可以大展宏图。但曾为华盖三大巨头之一、建筑界“四大名旦”之一的童寯，却选择了低调。这似乎是他一早就选好的归宿，一方书桌，一杯清茶，他所向往的，大约是他心中的那一个世界，宁静而致远。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逃名鄙利思想是由欣赏元朝绘画和晚明文学而来。如倪瓒的山水画，从来不见一人，只二三棵枯树，几块乱石，有时加一亭子，我就是陶醉于这种画中的人。”
1955年春天，他去了一趟北京，这似乎是他和梁思成唯一的交集。他此行的目的是去看望一位病中的女子，那是他的同学，那是他的朋友，那是他的伙伴，那是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的女神——林徽因。
一年之后，他也体会到了梁思成失去爱妻的痛苦。1956年，关蔚然因为照顾重病中的童寯，劳累过度，骤然去世。童寯甚至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这个一直沉静的男子忽然崩溃，失声痛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和妻子告别，他们虽然是包办婚姻，感情却始终很好。关蔚然西餐做得很好，为了准备感恩节大餐，她甚至自己饲养火鸡。在宾大读书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了写作业还是约会而吵架时，童寯给妻子寄去自己的照片，背后写着自己的诗：
对镜青丝白几根，最贪梦绕旧家园。
西窗夜雨归期误，慕听邻居笑语温。
很快，刘敦桢的妻子上门了，她给童寯带来关蔚然在世时的委托：她希望他再婚，并且希望他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中年人”。这在当时是常见的。然而，童寯铁青着脸拒绝了，理由是，男人也要守贞节。
倔强而执着的性格
他一直是一个倔强而执着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合并建筑系和土木系，童寯说：“建筑系与土木系有根本区别，如果两系不并，地球就不转，那就合并。不然，建筑系还是要办！”
他的原则是一条钢铁之线，永远不变通。1979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成立，童寯担任副所长，逐渐恢复学术工作。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饭后就坐在桌前看书。等到学校图书馆开馆，他步行30分钟到学校——自1930年代回国之后，他就不坐人力车，认为这不人道。学校打算给他配汽车，他说：“汽油宝贵，不要浪费在我身上。”后来因为生病，实在走不动了，他“勉为其难”妥协，但只同意用三轮车，并且要他的儿子、当时已经50多岁的电子系教授童林夙蹬车。
童林夙领教过父亲的原则。上大学时，父亲出差到北京，约他中午12点到中山公园见面吃饭，他因故迟到了10分钟。父亲对他说：“你迟到了，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你再来吧。”
他仍旧不愿意找老伴，也许是为表决心，也许是以寄哀思，他让儿媳妇把去世近30年的妻子的棉毛衫、棉毛裤改成男式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穿着这些棉毛衫和棉毛裤。
从1979年到1982年，童寯人生的最后五年时光，几乎是在和时间赛跑。他要把那些年荒废的补回来：《新建筑与流派》《苏联建筑》《日本近现代建筑》都是他这一时期的著作。
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1970年代末，童寯接待一个来自欧洲的代表团，外宾中有人说，中国园林是从日本园林脱胎而来的。为此，童寯决定再写一本书，一本英文书，他要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园林：“我要写就写小册子，跟旅行社、旅游部门挂钩，可以扩大一点影响。”这便是《东南园墅》。为了写这本书，他对医生说，吊水的时候不要戳手，因为手要写字。住院的时候，他也带着书稿，想起来就写，连刚动完手术也不例外。1983年3月，病势已经沉重，他仍旧在病榻上口述《东南园墅》的结尾。孙子童文看了这本书的原稿，老实回答说自己看不懂，并且不理解祖父为何要写这本书。童寯抓紧孙子的手，身体剧烈颤抖，良久，他缓缓说了一句：“后人总比我们聪明。”
3月28日，这颗不苟言笑却又温柔善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儿子童林夙发现，南京房子的房产证上，“所有人”一直写的是关蔚然的名字，直到童寯去世之前也没有更改。
我最喜欢童寯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严谨的学风，有正直的人品，才会有合格的建筑设计。”
正如电影《一代宗师》里说的那样，人活一世，有人成了面子，有人成了里子。有人是阳光中的花朵，有人便要做泥土下的根基。童寯是中国建筑学当之无愧的里子，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的不苟言笑背后，是踏踏实实的勤恳耕耘，是不言回报的默然付出。他，和他们，甘于背面敷粉，烘云托月，因为他们的心里并无名利，一如童寯自己说的那样：“我对名利看得很淡。人本身就累，背上名利这两个字更累。”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