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龙
悲壮豪迈的诀别
1928年4月，山城重庆的一座监狱内，年仅29岁的傅烈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是国民党当局一次猝然施行的逮捕行动，也是一次从速从重的审讯判决，当局以傅烈等人“系共党中首魁，执行重要任务”，同案的9名共产党员皆被判处死刑。此时，距傅烈担任四川省委书记仅一个多月，而且他被捕后还不到一个月，就要踏上敌人的刑场。
自被捕以来，傅烈受尽毒刑，但敌人始终一无所获。其他多数同志也受到了残酷折磨，但仍无一人屈服。在重庆城内巴县大监关押期间，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被视作洪水猛兽，严加看管。他们不仅被戴上了脚镣，还被戴上了手肘与颈项连锁的镣铐，连睡觉时都要用一根上了锁的杠子压在大家身上，要翻身时必须由看守打开锁一起翻。但他们视死如归，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一遍遍高唱《国际歌》，平静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傅烈最牵挂的仍然是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两次通过地下党员（潜伏在敌营的士兵）秘密送信给组织，叮嘱需要转移的材料，做好善后工作。
待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从容地铺开信纸，写下两封家信，和至爱的亲人作最后诀别。
“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这封遗书写给始终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的父亲。在信中，傅烈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充满无言的歉疚和遗憾，他念及老父年迈无依，不忘安慰老人“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作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而写信给相爱相知的妻子时，他的语气转而壮怀激烈、情难自禁：“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
一个敢爱敢恨、舍生取义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英气逼人。
1928年4月3日正午刚过，乌云翻滚，雷声大作。傅烈等9名同志踏着清明的雨水，迎着暮春的凉风，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河边英勇就义。对于傅烈慷慨赴死的情形，当年4月12日的《嘉陵江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其中有这样的细节：“行刑号声一响，凄恻声中，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傅烈的化名——作者注）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即刑前点名）时，‘到’字特别声高。”
即便踏上刑场的一刻，也要保持共产党人昂扬不屈的精神状态。傅烈的英雄壮举，甚至给敌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刘湘军部亲历审讯的一些参谋、秘书也肃然起敬说：“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
而就在此时，党组织得知傅烈被捕的消息后，正在组织力量进行多方营救，并且同意傅烈的妻子陈才用赶回江西临川老家筹款救人。陈才用紧急变卖家中土地、房屋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四处筹足了5000多元钱急匆匆赶往重庆，不料就在返回路上听到了傅烈等人就义的噩耗。她顿时如同五雷轰顶，当场晕了过去……
那一年，和傅烈同年出生的陈才用也刚刚29岁，这位情深义重的女性自此终身没有再嫁。傅烈与她在广州那张唯一的合影，以及留给她的绝笔信，从此成为她珍藏一生的纪念，直到伴随她在88岁时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封绝笔信背后，寄寓着这对革命夫妻怎样悲壮曲折的人生经历，演绎了多么动人心魄的红色恋情……
违背父命的“逆子”
傅烈（1899—1928），原名傅见贤，出身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傅善庆在镇上开办一家“傅肩顺米栈”，经营大米，兼营油盐杂货，并代办邮政，维持着小康之家的生活。
傅烈从小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南伟烈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傅烈在这里增长了见识，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对当时社会种种黑暗现象十分不满。他在一次家信中写道：“我痛心祖国的神圣领土变为租界，外国人强占了我国的土地，还要欺负土地上的主人。我看到那些横行霸道的洋人欺负中国人，总从内心里发出咬牙切齿的仇恨！”
那时是一个中华大地风起云涌的动荡年代。从儿子充满愤怒反抗情绪的来信中，傅善庆敏锐地察觉到他“意欲四海”的不安苗头，时刻担心儿子会在外面“闯祸”，为此他几次前往九江去探望监视。为了这个独生子早日传宗接代，好好过安生日子，1919年4月，父亲趁着傅烈寒假返家时，赶紧给儿子安排了婚事，并不再允许他去九江读书了。
对于父亲中断自己的学业，傅烈心中满是不平。但对这桩阴差阳错的封建包办婚姻，他反倒十分满意。妻子陈彩蓉是一位新女性，毕业于临川县毓灵女子学校初中。她才貌双全，知书达礼，婚后与傅烈情投意合。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成为这对年轻人的精神纽带。
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爱，傅烈根据英语译音将爱妻的名字改为“陈才用”，意思是希望她发挥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个有用之人；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傅见贤”也改为“傅烈”，希望将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父亲原本想通过婚姻，早点拴住傅烈那颗年轻不羁的心，害怕他在“乱世”中出事。谁知小夫妻结合在一起后，却经常私下商量如何冲出樊笼，远走高飞。最后，父亲在儿子和媳妇的再三恳求之下，终于允许傅烈去上海经商。但父亲并不完全放心，于1919年6月亲自护送儿子到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去做学徒。
这时，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燃烧正旺，上海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将傅烈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哪有心思继续当学徒谋生活？于是报名参加留法预备专修班的学习，立志赴法勤工俭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10月，刚当了几个月学徒的傅烈，就打电报请求父亲汇三百元银洋作旅费，准备漂洋出海。父亲一接到电报，气得摇头顿脚，坚决不同意儿子出国求学。傅烈于是赶回家中。父亲和他大吵一场，分文不给，以此阻止儿子远行。
正当傅烈一筹莫展之际，深明大义的妻子陈才用坚决支持丈夫。她暗地里卖掉陪嫁的5亩田地和自己的陪嫁首饰，想方设法凑齐了300元钱，送给丈夫作旅费。傅烈接过这笔宝贵的旅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安危终须仗，甘苦皆共尝
汽笛一声肠断，从此天涯孤旅。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中，傅烈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
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年10月，傅烈和聂荣臻、蔡畅等二十多人又来到列宁的故乡，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远渡重洋，阻挡不了傅烈与陈才用的相思深情。他们之间鸿雁频传，爱情愈来愈深。
不知不觉，傅烈度过了六年的国外生活。1925年夏，傅烈奉命回国，被分配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情报工作。
因革命需要，经组织特许，妻子陈才用于1926年3月从江西到达广州，与傅烈一起投身革命。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傅烈掏出特意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只女式手表送给爱妻，亲自为陈才用戴在手上。她用心将此珍藏了一生。
周恩来是一位十分关心同志的领导。陈才用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周恩来就亲自前来看望，并热情地邀请傅烈、陈才用到他们家里做客。在周恩来夫妇的关心帮助下，陈才用很快就参加了广东省妇女协会工作，并经蔡畅、邓颖超两位大姐的介绍，参加了黄埔军校妇女政治训练班。
在广州期间，傅烈、陈才用和李富春、蔡畅两对夫妻，同住广州榨粉街荣桂里雅荷塘10号。陈才用是个才女，除了生活上细心照顾傅烈，让他全身心投入革命外，她还积极发挥才华为革命做工作，如抄写、传递文件等。
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傅烈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1925年夏从苏联回国后，傅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协助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开展政治工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途中，傅烈和第三军的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宗旨和军队纪律，明确声明不勒索给养，不拉夫派役，不强占民房，买东西照价付款，还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标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由于第三军纪律严明，官兵政治目标明确，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据当时报载：革命大军到处，民众相望于道，麻市等地更鸣鞭炮欢迎，设备茶水之处尤多，馈送饭食者亦复不少”，“人民极力帮助我军，乡间则备土枪土炮助威，或准备截击，城市则协同捕获俘虏枪械，又各家设备茶水一缸，以饷我士兵”，这种种热火朝天的气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
在北伐征途中，傅烈展现了过人的政治才干，还体现出敢于力挽狂澜的魄力品格。
1926年10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向牛行车站出击。该处有军阀孙传芳的四个混成旅把守。第三军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双方伤亡都很大。敌人为使我军在城外无处隐藏和切断群众支援，赏大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用水龙头注射煤油、硝磺等大肆放火，将商店民房尽行烧毁，连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也被焚毁。同时，敌军还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源源开到。陷入危局的第三军只得作战略上的暂时撤退。这时一些旧军官争先逃命，一时队伍纷乱不堪，眼看就要四散溃败。紧急时刻，傅烈协助朱克靖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挺身而出，立即开展思想和宣传工作，才稳住阵脚，使部队有计划地撤退下来。事后，军长朱培德感叹道：“我这班军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现在看起来，还有点不如你们那班青年学生。”
北伐军在广大群众积极支援下，于11月8日再次攻下南昌，取得了在江西战场上的胜利。第三军奉命留守江西，傅烈也被留在江西工作。1927年，他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部长。当时，傅烈身兼数职，还承担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教学任务，工作十分繁忙。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爱人陈才用再次追随傅烈从广州迁来南昌。傅烈一家和李富春、蔡畅同住建得观14号。不久，他们在戎马倥偬中的爱情终于有了幸福的结晶，陈才用在这里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傅锡荣。为了让陈才用为革命多做工作，傅烈夫妇决意把出生的孩子送往上顿渡老家去。
然而，“投身革命即为家”，幸福团聚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傅烈转眼又将踏上危机四伏的征途。
兴隆巷事件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这一年四川发生“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重大损失，省委书记杨闇公、组织部长冉钧等殉难，干部星散，机关瘫痪，工作陷于停顿，幸存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大量转移，中共组织在重庆地区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