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忠海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昌却突然冒出一个“光绪皇帝”，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各种传言四起，让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为之头疼不已。
【神秘主仆】
光绪二十五年（1899）10月，武昌的一位候补官员想把位于金水闸的公馆出租。招租启示发出不久便顺利租了出去。租房者是一老一少，少者20多岁，身材修长，长得白白净净；老者约50岁，没有胡须，说话带有女声。二人均操北京官腔，以主仆相称，少者为主，老者为仆。
房子租出去了，这位候补官员自然很高兴，但也十分留心房客的一举一动。毕竟这是个多事之秋，万一弄出些不好的事情自己也要受牵连。经过观察，他很快发现主仆二人行为举止十分诡异。晚清至民国的学者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一书中，记述了二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匿迹不出，服用颇豪奢。仆进茶食必跪；有传呼，必称圣上，自称奴才。”这位房东吃惊不小，不过他没有惊动官府，只是告诉一些要好的同僚。这种涉及朝廷的新闻自然传播速度惊人，“不多日，传遍武汉悠悠之口矣”。
光绪皇帝出生于1871年，这一年28岁，与该青年的年纪相符。就在去年，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失败了，慈禧杀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变法骨干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重新执掌大权，将光绪皇帝幽禁在瀛台。光绪皇帝受到严密监视，与外界的联系几乎断绝，人们对其当时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正因如此，有人认为金水闸公馆里住着的确实是当今“圣上”。
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对戊戌变法向来抱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有人据此展开了联想，认为“光绪皇帝”神秘出现在武昌，必与张之洞有关。《世载堂杂忆》记载：“此风一出，道路谈议，皆谓光绪由瀛台逃来湖北，依张之洞。”洋务运动以来，报纸已大量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武汉三镇的报纸闻风而动，做了相关报道。1872年创刊于上海的《申报》也进行了连续转载，让这件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在报纸上的这些文章中，有的还借用唐朝故事，将慈禧太后比作武则天，将光绪皇帝比作李旦。李旦是武则天的儿子，他登基后，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武则天称帝后，李旦被降为皇嗣，改姓为武，被囚禁于宫中。上面这些经历与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的关系十分相似。李旦最终参与神龙政变，实现了大唐光复，第二次登基为帝。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视为唐睿宗李旦和女皇武则天，这样的说法虽然离谱，但“愚民信之，张之洞保驾之谣，更播于海内外”。
事情眼看着闹大了，但新闻的主角、住在金水闸公馆里的“光绪皇帝”似乎并不紧张，更没有逃跑的意思，反而向人们进一步暗示他确实是“光绪皇帝”。《世载堂杂忆》记述这位青年的生活：“被袱皆绣金龙，龙五爪；玉碗一，镂金龙，亦五爪；玉印一，刻‘御用之宝’四字，其仆出以示人。”这下子人们更加相信了，“城中男女，往拜圣驾，日有多起”。有人主动跑来参见“陛下”，行三跪九叩之礼，口中称“恭迎圣驾”，“光绪皇帝”也不制止，微微抬起手说：“不必为礼。”一些等着实缺的候补官员更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去跪拜，“献款供奉”，“光绪皇帝”一律照单全收。
江夏县知县陈树屏听到消息后，亲自过去查看。陈树屏问：“汝为何人？”青年人回答：“见张之洞，方可透露。”再问，就不再说一个字了。老仆人也一样，不肯多说一句话。陈树屏刚见此人，觉得他是个伶人，也就是唱戏的，但看到这样的阵势也有些疑惑了，不敢强问。有人出了个主意：“如果真是皇帝，那他身边的老仆人就是太监了，但是不是太监仅凭说话声音还不能断定，要进一步查验。于是，众人设法把老仆人骗出来，邀仆往浴池洗身，故为嬉弄，验其下体”，一看“果阉人也”，人们更加相信该青年就是“光绪皇帝”。还有人拿着“光绪皇帝”的照片进行比对，发现“面貌似相仿佛”。
【伶人行骗】
陈树屏只得上报给张之洞。这时，张之洞把二人请过来见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可惜，张之洞虽为正二品的湖广总督，却没有见过光绪皇帝。这不是奇谈，张之洞踏入仕途后虽然一路高歌猛进，却还没有面圣的机会，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又不能直接审问，只好向北京求援。张之洞密电北京，请求核实光绪皇帝是否仍在瀛台，答复却是模棱两可的：“宫中又无出走之耗，而瀛台则无一人敢入。”也就是说，最近皇宫里没有人出走的信息，但瀛台那里也没人敢去，真皇帝是不是仍在那里——无可奉告。
仍然没有定论，张之洞也觉得棘手起来。据陈灨一《睇向斋秘录》记述，这件事甚至惊动了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他专门给张之洞写信询问情况，可见影响之大。最后，张之洞得到了京中重臣的手函，告知他：“光绪尚居瀛台，不能不开庭亲审，以释天下之疑。”既然真皇帝还在北京，那眼前这个一定是假皇帝了。那么，假皇帝是谁扮演的，有什么背景，有没有更大的阴谋？张之洞决定亲自审讯，查清真相，以平息舆论。
张之洞命人将老少二人及房东押往公堂，有两名差役直接将假光绪帝按在地上。张之洞问：“汝要见我，今见我矣，老实说出来历。”假光绪帝直到这时仍不紧张，反而提出：“大庭广众，不能向制台说，退堂当面可说。”张之洞大怒：“胡说！不说，办你斩罪。”假光绪帝说：“我未犯法。”假光绪帝的逻辑是：“别人愿意把我当皇帝看，我也不能制止，反正我从来没有主动说过我是皇帝，所以我没有罪。
哪知张之洞早有准备，拍案道：“私用御用禁物，犯斩罪，当斩。”虽然他没有自称皇帝，但平时用的都是御用之物，这些东西都鉴定过了，是真的无疑，凭这一点就能斩了，想活命的话还是老实交代为宜。这时假光绪帝才没了先前的气势，低下头说：“听制台办理。”但是，问到关键问题，仍不肯交代。张之洞又审问老仆人，老仆人说：“予本内监，因窃宫中物，发觉私逃出京，路遇他，不知姓名来历，但云偕我往湖北有大好处，余皆不知。”问房东，更问不出所以然，当堂没有审出结果来。
退堂后，张之洞将该案交武昌府审问，武昌又交江夏县具体审讯。江夏县知县陈树屏直接用刑，这才迫其供出了真相。假光绪帝“乃旗籍伶人，名崇福，幼入内廷演戏，故深知宫中之事”，加上长得像光绪皇帝，所以戏班里的人都以“假皇上”称呼他。至于老仆人，本为守库太监，与崇福早就相识，从宫中偷窃过许多东西，被人发觉，逃出宫中，先前假光绪帝在公馆里所用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从宫里偷出来的。崇福与太监知道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内外不通消息，就商量着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去行骗。他们认为，崇福长得像光绪皇帝，老太监偷出来的御用之物也货真价实，他们久在京城，听过一些扮演假亲王、假大臣而行骗致富的事，所以认为一定能成功，结果却在武昌翻了船。案子审结，二人被押赴草湖门斩决。
【另有案情】
对于这件轰动一时的“假光绪案”，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的记述十分详细。刘禺生祖籍武昌，又是陈树屏的学生，所以很多人都相信他的记述。案子结束后，刘禺生还曾问老师陈树屏：“何以一见即知为优人？”陈树屏说：“手足举动，颇似扮戏，直剧场皇帝耳。”
然而，刘禺生毕竟是从间接渠道得到的材料，他的记述中掺杂了不少“民间传说”，有些与官方审讯情况存在出入。关于这件案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2月28日张之洞在向朝廷上的《拿获悖逆惑众匪犯审明惩办折》中有详细报告，再结合当时《申报》等报道，可以看出其过程比刘禺生记述的还要复杂得多。
根据这些材料披露，首先审问案犯的不是江夏县知县陈树屏，而是蕲州知州凌兆熊。起因是，有一个年轻人带着一行人来到蕲州，到了一家被查封的青楼，将封条撕去硬往里闯，从而惊动了官兵。年轻人却不慌张，点名守备来见。守备到后，年轻人加以训斥，自称江西按察使，结果被带到公堂审讯。公堂上年轻人不断改口，一会自称江西按察使，一会又说自己是“郎中杨姓之子”，还说“若蒙释放，当以二十万金为馈”。后来见无法脱身，又改口称自己是“康有为之弟”。
康有为此时已逃往海外，在外积极倡导“勤王”，还组织保皇会，鼓动华侨电请“归政”，因此被慈禧太后视为心腹大患，正下令各处捉拿康有为一党。凌兆熊听说眼前的人是康有为的弟弟，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呈报张之洞。张之洞也不敢怠慢，交由湖北按察使审理。情况其实不难弄清，经过电报询问了解康有为家事的人，很快就排除了“康有为之弟”这个身份。康有为只有一个弟弟，即“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已被杀头，此外再无亲弟弟，即便是族弟，经过排查发现也不是。既然不是“康党”，案子的严重性就降低了，这才交由武昌府辖下的江夏县主审。
陈树屏的审讯过程并不顺利，此人在公堂上不仅不肯下跪，而且还不停变换身份，一会说自己是宗人府的旗人，一会又说自己是亲王。审讯人员把京城里一些大员的肖像拿出来让他辨认，却说不上来，“亲王”一说不攻自破。陈树屏无奈，下令动刑。经过一番酷刑，此人仍不肯供出真实身份，只乱说一气。改审众随从，都说是从重庆、宜昌一带新近被雇来的，他们也不知道该人的确切身份。一路上，只听该人说自己是甲午科翰林，还是吏部尚书杨晖廷的儿子，但又说自己是和硕亲王，并自称“五王爷”，还说原本携有九头狮子印、六花玉牌等，只是都被人偷去了。
审到此处，也只审出一笔糊涂账来。张之洞于是发电报向有关方面核实，同时派人搜查，看看有没有所谓的九头狮子印、六花玉牌等物。在此过程中，案情外泄，因为事关朝廷高官，又值此敏感时期，所以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不过，直到此时仍然没有涉及光绪皇帝。
【扑朔迷离】
年轻人被关押在江夏县的监牢中，一同关押的还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名叫张鸿泽的曾是候补知县，熟悉官场；还有一个名叫朱华山的，行走江湖多年。二人有些门路，能与外界互通消息，大概受外面舆论对此案高度关注的启发，觉得可以加以利用，于是策划了一出“假光绪”的闹剧。
在二人授意下，年轻人在狱中再次改口，这一次他自称“天下第一人”，对其他人自称“寡人”“朕”，张鸿泽、朱华山配合表演，向年轻人行君臣之礼，小心伺候。年轻人在狱中当起了皇帝，吩咐人起草“圣旨”，不是向外面要钱，就是搬救兵“勤王”。有个在汉口行医的人大概见过光绪皇帝，他亲自去狱中探望，见面就跪拜，年轻人的身份就更加令人相信了，就连掌狱典史赵庆颐也深信不疑。一时间，“光绪皇帝”秘密来到武昌的消息传开了，据1899年11月29日《申报》报道，去狱中观看、跪拜的人络绎不绝，狱卒为此深感担忧。
大概戏演得太逼真，竟然让演戏的人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就是真命天子。年轻人在狱中甚至给张之洞下了一道“圣旨”，命张之洞呈上200两库银，并将自己护送至龙虎山。张之洞一眼就看出其中破绽百出，鉴于该案件倍受关注，社会上各种传言四起，所以张之洞决定速审速决，查明该人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以告天下。
然而，这个年轻人死活不肯招供，皇帝的身份被揭穿后，其它说辞也都一一被揭穿。年轻人没法再往下编了，提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告诉张之洞一个人，张之洞则提出至少得巡抚于荫霖也在场。于是，年轻人向张之洞、于荫霖二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据他交代，他的名字叫李成能，是山西平遥人，在山西、天津、吉林、山海关等地开有店铺，与山海关副将萧仰溪是亲戚，此番来各地只是出游，没有别的动机。年轻人还说自己与军机大臣荣禄相识，所说的话荣大人都能作证。张之洞不便找荣禄核实，先联络萧仰溪，证实确实有李成能这个人。张之洞于是用电报联络荣禄，哪知荣禄很快回电，称接到电报后“不胜诧异”，“不知李成能为何人”。荣禄请张之洞务必查清此人的背景，并将结果通报自己。
这下子张之洞更头疼了。涉及假皇帝，又涉及朝廷重臣，恰恰又在朝局不稳、有关光绪皇帝的种种谣言盛行之时，案子如果久拖不决，将产生各种难以预料的后果，甚至将自己牵扯进去。思前想后，张之洞决定来个快刀斩乱麻，几天后就以“李成能”这个名字确定了案犯身份，说他“素不安分，曾入会匪之党，久蓄阴谋”，具体罪名是“伪缮朱旨”，判决斩刑。张之洞以此电告荣禄，并向朝廷上奏折报告案情。
然而，这其中仍有不少谜团。这个自称“李成能”的人究竟为什么来湖北？面对官兵和地方官员为什么敢说那么多不存在的身份？为什么扯出荣禄？荣禄听说此事后为什么如此谨慎和重视？张之洞为什么匆匆结案？所有这些，都随着当事人的死而没有了答案。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