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小文
机遇，梦想落地萌芽
只要有机会回贵州大学，我都会偷偷去学校食堂转一圈，吃顿饭，就像回家一样。现在的学生真幸福，顿顿都能吃到品种丰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不用饿着肚子读书。每每看到学校食堂，总能让我想起1976年自己在贵大读书的那些日子。
1976年，社会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生活依然艰苦。我们是穷学生，又正值年轻力壮，饿肚子是常事。每个月的饭票20天左右就吃完了，剩下的十来天只能吃稀饭，甚至空着肚子过。食堂里供应的菜大多是应季的，比如蒜苔上市了，食堂就天天做、顿顿做，以至于进了食堂是蒜苔味，进了教室是蒜苔味，进了寝室还是蒜苔味。但即便如此，除了上课，大家每天最激动的事就是去食堂排队吃饭。
幸好，粮食虽不够，学校给我们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充足的。那时候大学刚恢复，学校引进了许多老师，他们非常认真地教学生，学生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家都挤进图书馆里读书，经常看到深夜，去晚了是找不到座位的。
我是贵州大学1976级哲学系的学生。记得我在贵阳一中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校长把我叫到一个橱窗前，橱窗里是一中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学的名字和照片，他对我说：“你的成绩是非常好的，希望你要有志向，考到好的大学去，相信这里也会贴上你的照片。”听了他的话，我下定决心，考大学时，非北大、清华不读。但接着时局变幻，我终究没能到北大或清华念书。
上山下乡期间，我到贵阳市孟关公社石龙大队当“插队知识青年”。过了一年，当时的解放军一个部队特地来找我，让我去做了5年的文艺兵。我在部队里入了党，转业时到了贵州省群众艺术馆做干部。
1976年，大学恢复。刚刚恢复大学之初，高考安排还跟不上，于是就采取推荐的办法，我因此成了被推荐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就这样，我成为了贵州大学1976级哲学系的学生。虽然没去成北大，但得知能去贵大读书，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终于能上大学了！
我在贵大实际上只念了一年书。这一年，是奠定我整个人生的一年。我这一生得益于在贵州大学起步时扎实刻苦的学习。
一方面，学校老师对我哲学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张老师，后来成了副校长，他讲得非常好；还有讲原著的赵老师也让我印象深刻，原著是比较晦涩的，涉及的年代背景比较复杂，提到的名字又长又费劲，但赵老师总能深入浅出地讲解，让我们真正去理解原著的精神。
另一方面，我一边听课、一边自学，找1975级的同学借书看，到图书馆找书读。就这样，我用一年时间基本上自学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
对于哲学的学习，我是抱有一种信念的——“演奏第一提琴”。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
大家知道，在一个交响乐队中，第一提琴演奏者担负着繁重的任务，并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乐队的“副指挥”和“灵魂”。第一提琴演奏者不但要经常独奏，要带领小提琴声部，并帮助指挥协调整个乐队的演奏，还要以他的定音为乐队校音的标准。演奏第一提琴是需要高超的技艺和修养的。因此，当演奏结束，观众鼓掌时，指挥常常请第一提琴演奏者站起来代表乐队向观众致意。
恩格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的比喻，生动说明了经济落后的国家仍然可以在思想领域领先，特别是在哲学领域领先。所以，纵然那时贵州比较落后，但我相信我是来学哲学的，我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奏出时代的华丽乐章。
我在贵大期间读了很多哲学著作，像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逻辑学》之类的，虽然晦涩难懂，但还是坚持“啃”了下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我读了多遍；当时作为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反复推敲。这为我后面的哲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贵大读完一年后，贵州省委决定要办贵州社会科学院，并公开进行哲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我想，我不是把四年的课都学完了吗？去报名试试吧。据说，当时有80多人报名，我以专业课82分（总分100分）的成绩考取了第二名。为什么能够跳级考研究生还考到第二名呢？我觉得是得益于自己在贵大的读书和思考。当时，我还压中了一道50分的考试大题——“试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道题得了高分，其实这就是老师在课上教的。
后来，得知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贵大很开明，支持我去读研，还破格提前给我发了毕业证书，以严格考核后的合格成绩为标准，承认我学完了四年课程。感谢贵大让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
激励，开启写作之路
我在贵大读书的那一年，孙安菊老师教写作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非常想念她。写作对我的人生有着极大的意义，它磨炼了我的人生，而正是贵大的写作训练让我养成了读书写作的习惯。
有一次，孙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学雷锋”。我想，雷锋已经走了，但身边依然有很多“雷锋”，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雷锋回来了》。没想到，孙老师说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就把它转给了当时《贵州日报》文艺版的主编，那个主编是孙老师的同学，于是，我的文章就在《贵州日报》文艺版头条发表了。拿到这张报纸，我内心十分激动，下课后自己一个人躲在教室里，看了一遍又一遍。当时，一个大一的学生竟能在《贵州日报》上发表将近一个版面的文章，这在校园里引起了轰动，好多同学都赞扬我、羡慕我。这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我也由此爱上了写作。
在这之后，我不断写，不断投稿，加之我是学哲学的，写了很多评论。每每文章寄出去后，我就会一直惦记着有没有被发表。那时身为一个穷学生，我买饭票的钱都不够，哪订得起报纸，即便到图书馆也看不到当天的报纸。于是，只要每周四出“理论版”，上午一下课，我就骑上自行车，骑行近20公里，兴致勃勃地从花溪一直骑到贵阳喷水池的读报栏，看有没有自己的文章。那时的公路还不是现在的高级路，崎岖不平，尘土飞扬，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去到读报栏，如果看到自己的文章，我就激动万分，把饭钱拿去买好多份报纸，送给老师和同学们作纪念。
那段时期，我在《贵州日报》前前后后发表了几十篇评论，引起了《贵州日报》总编的高度重视，后来他们甚至主动跟我约稿，我写的文章就越来越多。当时没有稿费，发表一篇文章就给作者寄一本新出的短篇小说之类的书。我一共收到了几十本书，有一些甚至是重复的，但我如获至宝——这毕竟是我写作之路的见证。
还有一位老师特别喜欢《新华文摘》，他知道我喜欢写文章，就把我带到他的房间，给我看他房里堆满的一摞摞《新华文摘》。老师说，他一期不落地订阅，希望有一天能在《新华文摘》上看到我的文章。我也很喜欢里面的文章，萌生了订阅的想法。那时候一本《新华文摘》的售价相对现在来说是很贵的，相当于好多饭票，但我咬着牙坚持订阅，直到现在都一期不落。如今，《新华文摘》已经转载了我几十篇文章，我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好朋友”。编辑部还曾请我为创刊40周年题词，我题了“撷英集萃，富揽周赏，辑芳观妙，至功华夏”，他们竟将题词发表在杂志上。
在大学里，写作习惯慢慢养成了，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更热衷于写文章。1982年，社会学研究开始复苏，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几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教授齐聚北京，每省选派一名学员进行为期40天的培训，我有幸参加了这场培训。回来后，我用哲学思维去思考社会学，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矛盾》，对中国社会学的历程进行反思。那时没有电脑打字，我是用复写纸一字一字写的，密密麻麻，然后投稿到中国最权威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去。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日鼓鼓”（贵州方言，表示说话做事直接而不掩饰——编者注）的，大家都笑话我，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偏僻贵州的学生，想要在那么权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是不可能的。但我一直坚持，天天到传达室看有没有回信，过了半年，竟然喜从天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来信了，说要采用我的文章。当时我那种激动的心情真有点像“范进中举”，“喜形于色”，难以言表。
后来，这篇文章刊在了198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因为这件事，《贵州日报》还采访了我，并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题目叫“他摘下了速成的核桃”。1984年，这篇文章还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此后，我又一鼓作气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两篇长篇论文。
所以说，写作磨炼了我的人生。后来我当了干部，也坚持写作，我的座右铭是“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就是多读书、多动笔、多思考、多走动。现在，我已经出了将近20本专著，发表在核心期报刊上的文章有几百篇，而且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每天也带头读书，读书感想已经写了3本书，现在正在写第四本。回想起这些，我想说，好的老师在一个人的人生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是贵大的写作课老师启蒙和激励了我的读书写作之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第九至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