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虞云国
【少年时代】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几乎没有家学可言，但父母与许多传统的中国父母一样，希望孩子们有文化。四五岁时，姐姐就教我认字，大哥长我18岁，也常给我买些带插图的少儿读物，凭着认过的方块字，我也能大致读懂。
父亲识的字只够记“豆腐账”，但评话、弹词乃至旧戏却知道得很多，他的记性好，不仅人名与故事，连有的诗词都背得不差毫厘。有意无意中，父亲以普通老百姓的方式，对我进行了历史启蒙。耳濡目染间，我与他一起守着一架旧收音机，把评话《三国》《说唐》《说岳》《大明英烈传》等听得津津有味；苏州弹词里，《三笑》《十五贯》《孟丽君》留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偶然读过家里几册首尾残缺的章回小说，讲的是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的故事，及至大学时代，我读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忆起读过的章回小说，才确认这并非陈端生的弹词原本，而是改编本《龙凤配再生缘》。
读小学时，手边有几分小钱，放学路上，我总会到路边书摊上看一两册连环画过把瘾。由于听过《水浒》与《三国》，就先挑《水浒传》看，一套《水浒传》就这样看完了，最后那本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约小学升初中的那年暑假，才正式读了七十一回本原版的《水浒传》——后来进入宋史研究，少时阅读竟成为我写《水浒》随笔的源头。
寒暑假时读书最多，其中有《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林海雪原》《苦菜花》等。家里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是二哥用过的，编得很系统，第一册从《诗经》《楚辞》选起，直到第四册选了鲁迅、茅盾、老舍、曹禺与郭沫若等名作，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精品选，我有空就翻着乱读。《诗经》《楚辞》还不大懂，就看作品题解与注释，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读得有滋有味，无形中喜欢上了文学。阅读对写作肯定有帮助，语文老师在班上常读我的作文，让我倍受鼓舞，成为激励学习的动力。
1962年9月，我考入上海市洋泾中学，高中也就读于这所区重点中学。学校师资力量很强，也有很不错的图书馆。语文教师对我的影响最大，初一的鲍永忠老师、初二的吴鸿铭老师与高一的周丹枫老师，都称得上是名师。从初一语文里读到古典诗词，我立马喜欢上了，想扩大阅读面，便先后买了《唐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与《宋诗一百首》，我对古典诗词入了迷，醉心其文采韵律之美。后来又买来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薄薄一册，初步明白了平仄、对仗与押韵，大体搞懂了格律，还比照学着写，由此对古典文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和终生的兴趣。
初中时读书有随机性，记得我从图书馆借过《燕山夜话》单行本，读过介绍东林书院名联“事事关心”的那一集。有两点印象拂之不去：一是文史典故类文章竟能写得如此趣味盎然；二是对东林党人的家国情怀钦佩之至。1970年代初，我为自家小阁楼私下取名“一心三声楼”，出典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世纪之交，我初涉文史随笔，说不清两者是否有潜在的关联。
高一快结束时，因为停课，我的学业戛然中断。在渴望汲取知识的年龄，因家里没有藏书，几乎无书可读。图书馆封了，一位同学拉我做了件略出格的事——从图书馆老师那里“强借”了《鲁迅全集》。1975年，我在中学代教语文，课余还分类辑录过鲁迅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论述，又把《鲁迅全集》通读了一遍。鲁迅文风悍锐，思想深邃，直击问题要害，让我钦佩不已。
1972年秋天，上海书店开始出售老中华书局与旧商务印书馆的古籍。限于经济条件，我仅买了几种线装书，老中华的四部备要缩印本与老商务的《丛书集成初编》《万有文库》零本，价廉物美，成为首选。直到恢复高考前，我陆续购置了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秦观、陈师道、陈与义与陆游的诗文集，也买了《诗经》《孟子》《春秋左氏传》《通鉴目录》《困学纪闻》与《古文辞类纂》等文史要籍。当时无人指点，我随兴所至、似懂非懂地翻阅选读，对传统文史的兴趣却与日俱增。有意思的是，这几年入手的古籍中宋代文史占了主位；考入历史系后，我将专业圈定宋代，或许也有此潜移默化的影响。
翌年，我听说中华书局重版了标点本《史记》，好不容易托关系买到一套，因未经专业训练，专读引人入胜的本纪、世家，但毕竟领会了“史家之绝唱”。进入大学历史专业，才知道“止看列传数篇，于史学无当”（张之洞语）。读鲁迅时，知道他为学古典文学的后辈开过一张古籍书单，十二种里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为“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看到书店内供有这书，开证明买了回来，放在手边常翻读，这是我涉略古典目录学的开始。
1972年起，国家号召“读点马列”，我响应号召，认真读过全书的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还配合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已有意识地开始思考社会与历史问题。
1977年夏秋之际，我在生产组工作，传闻即将恢复高考。我的高中只读到高一，为了加大保险系数，彻底改变命运，必须把高二、高三的数理化也补上。复习迎考的短短几个月里，白天干超强的体力活，夜里做超强的脑力活，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辛苦自不待言。填志愿时，我就究竟报中文专业学古典文学，还是报历史专业学中国历史，很是犹豫了一番，最终我决定报考历史。首次发榜时，我所在街道900多人报考，仅录取两人，我是其中之一，这时的我已至而立之年。
回顾我的非专业阅读，有两个层面的思考。从经验角度说，第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之所以爱好文史，尤其痴迷古典文史，可说是兴趣使然；第二，少年时代的阅读范围，无形中规划着我其后知识结构的廊庑；第三，由于泛览与杂食，我的阅读面比较宽；第四，在阅读过程中，尽可能与习作相结合（例如学写新旧体诗），这有利于提升文字表达水平。但我的阅读与自学经历，也有明显的缺憾——比如在最佳学习年龄，既缺乏师长有效的指点，自己也未立规划系统攻读，甚至在记诵名篇上也没能下苦功夫。
此后，我结束了泛览无归的非专业阅读，进入了专业阅读阶段，但仍无可避免地凸显出非专业阅读的各种“基因”。
【专业阅读与“支援意识”】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入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就已立愿以治史为志业，但一个人精力有限，应该认定方向下苦功夫。而专业的选择，既要从个人的兴趣与特长出发，也要兼顾现实的可能性。程应镠先生（笔名流金）上大一“中国历史文选”时，多次提及由他主持校点的《宋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说将把宋史定为我系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他不经意间的言谈对我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何不选择本系最具研究空间的宋代史呢？
于是，在一次课后，我便向流金师请益如何学宋史。他说，当年听张荫麟先生的宋史课，开出的参考书就是《宋史纪事本末》，你也不妨由此入手；读完后，再接着读《宋史》，然后是《长编》。我照着去做，就这样走上了学习宋史的道路。我读《宋史》，一方面每册作提要性的笔记，尤其针对“志”的部分；另一方面摘录专题性卡片，做笔记培养提炼概括能力，做卡片有助于归类整理发现问题。
大学阶段接受了专业训练，既然确定了专业方向，就必须强化专业素养。我知道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掌握地理、职官、年代、目录这“四把钥匙”，便自觉搜求这方面的书籍，而于目录学用力最多。并感到以前翻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还太简略，就置备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将四部总叙与各类小序连缀起来，俨然一部乾隆时期以前的“中国学术小史”。治学时凡遇不熟悉的典籍，就取读该书提要，往往得益良多。
1984年，程应镠先生招我为研究生，让我在专业训练上再上台阶。他培养研究生，不论搞中国古代史哪个断代，第一年都以研读《通鉴》为日课，打下研治中国古代史的坚实基础。流金师知道我已通读过《通鉴》，就让我从《史记》开始，把正史一部一部读下去。他为我规划的读史计划，旨在根基欲其大，在中国古代史料上有更厚实的根底——只有对宋代以前的中国史有全局了解，宋史研究才能拥有更通贯的眼光。
读研期间，我读完了“前四史”还有《左传》。前四史囊括了秦汉以前历史文化的概貌，也是中国传统文史的典故源头，细读一遍，受益匪浅。我后来发表过《春秋县制新探》等先秦、秦汉史的论文，都是当时的积累，尤其是读前四史的一得之见。
那几年，我校古籍研究所正在标校《文献通考》。作为研究生实习，我参与其中《四裔考》的复校，任务是复核全部史源的出处。通过这次校勘，我有两方面的获益，一是在文献涉略上更为开阔，二是在古籍校勘上初谙门径。
为避免“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的浅陋，不仅应对整个中国历史有深入的把握，在史识上也必须不断提升素养。这种素养包括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我来说是弱项。好在当时国门乍启，西方社科新知已沛然涌入，我也以“拿来主义”的眼光选读西方史学理论与社科新潮的中文译著。有一次读林毓生著作，我获知了博兰霓对知识论的解释，他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是明显自知的“集中意识”与潜移默化的“支援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其中“支援意识”更为重要，而获取“支援意识”的主要途径就是阅读经典著作。自此以后，我就有意识地加强这种阅读。
1993年6月，我获得一个到东京的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访日期间，我与这所大学的宋史学者丹乔二先生结为交流对象，约定每周会面一次，由他选印日本宋史学者的论著，让我预先阅读，再在晤会时讨论。他正在写一部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专著，选的多是宋代社会经济史的文章，记得所选的名家论文有宫崎市定、仁井田陞、周藤吉之、柳田节子、草野靖等。尽管我对经济史兴趣一般，但这种讨论“逼”得我必须有所预备。双方主要以日语交谈（辞不达意时再助以笔谈），这对我提高日语译读水平大有助益，也让我深入了解了日本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访学期间，除了一周一会，其他时间自由支配。我利用出访大学史学科的藏书，继续宋史研究；也泛览了日本同行的宋史论著与关于日本文化的论著；还多次前往静嘉堂文库寻访宋代古籍。静嘉堂环境优雅，服务周到，令人流连忘返，我查阅获睹了国内颇难经眼的古籍善本，写过几篇静嘉堂宋籍的论文。
访日归国不久，国内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我阅读20世纪史学大师的著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读的是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一气读完长序，对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心悦诚服，在史料检讨与史实解释上也颇有启悟。由此感悟到史学大师独运机杼的理论与方法，对入门者来说是最值得借鉴的范本。即便他的经典论著与你的当下研究并无直接关联，但其方法与范例仍会在你的研究中形成“支援意识”。后因专注于宋史，我的这种阅读一度中辍，直到其时才又重拾“旧欢”。其后五六年，我集中读了吕思勉、陈寅恪与陈垣等诸大师的著述，先后写过多篇专题论文。这种阅读与述作时断时续，维持至今，涉及的史家有吴晗、缪钺、严耕望、丁则良、刘子健以及业师程应镠与张家驹，近年有望编为专书，成为一册勾画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史的专著。
2007年，我被推为学校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成功申报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在学科建设期间，自感做得最满意的事，就是不失时机争取到京都大学三批外文图书的转让受赠，与人文学科尤其中国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日文与英德法等西文图书计约13000余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专业外文图书资料库，藏书量在沪上高校同类学科中仅次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结合两次前往日本接受赠书的机会，我在京都、大阪与东京三地访书，补购了日本学界研究中古史的权威论著，满足了学科研究的图书需要；还将访书经历写成随笔，结集出版了《书砦梁山泊》。
我在2011年退休，但对治史为志者来说，阅读、研究与写作，依然是常态。我的宋史研究是从关注两宋之际起步，再向其他方面拓展开去的。从2017年起，我的治史兴趣重回两宋之际，深感有些论题仍可深化。于是，在阅读今人新著与再次研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南宋史籍的基础上，先后写出两篇都是近两万字的史论，发表后反响不错。在此基础上，我辑集或改写自己关于高宗朝的旧文，新写了一篇总论，出版了《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引起了宋史学界与读书界的关注。
【回望前尘】
2021年9月，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我成为这期驻访学者中年龄最长者。在驻访的四个月里，我仿佛重回大学时代，在工作室、中古史中心图书馆与宾馆之间过着三点一线式的生活，得以心无旁骛地阅读、思考与写作。我为新著《学史三昧》写了长序《捍卫历史的权利》，论述了每个国民都必须自觉捍卫自己参与历史、记录历史与书写历史的权利，较全面地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同时，我也梳理思考了在学术生涯中阅读与研究之间的互动相成与冷暖得失，不妨与读者分享。
其一，把握好“根据地”与“游击战”的辩证关系。这实际上也是断代史与通史（或专题史与通史）、专与博的对应关系。入行以后，宋史始终是我的学术老营盘，专业阅读当然也以两宋典籍为主打，这样在专业圈里才有发言权。但博通的阅读作为一种支援意识，仍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对宋史的把握才能更深切，也更通贯。
这样的阅读，让我既能避免死守一亩三分地的短视与寡闻；也有可能跨越断代的局限，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其它断代乃至通代性的问题。我曾说过一个圆圈的比喻：你刚开始研究时，圈定某个断代或专题，等于给自己划个专业的阅读圈，作为致力的范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就发现，在原先画定的圆圈里，有许多课题与其他专业圈实际上处于一种交集叠合的状态，于是，你会自然而然地延伸阅读与治学的触角，将其深入到与原先阅读圈交集叠合的相邻圆圈中去。这种向相邻圆圈的不断涉足与拓展，既有史料阅读上的，也有理论方法上的；这样，在你原先划定的阅读圈与专业圈周边，交叉叠合的圆圈就会越来越多，整个圆圈群也会越来越大。这种阅读经历与治学体会，一般学者都不难心领神会。
例如，近年以来，我在关注宋高宗及其时代时，发现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书画作品迄未引起宋史学界的充分关注，例如《中兴瑞应图赞》《迎銮图》等，秦桧的《别纸勤恳帖》《伯夷颂题跋诗迹》等，都能为研究提供新材料与新解释，这就“逼”着我借助阅读补上绘画史与书法史的知识盲点，以便让研究真正进入角色。
其二，协调好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老辈学人强调文史相通，而且身体力行堪称典范。在学科高度细分化的大趋势下，这一传统有点难以为继。唯其如此，治中国史者应该主动扩展文学（尤其古典文学）的阅读，自觉提升文学素养。其好处，首先可以改变学者无文的偏向，进一步完善历史学的叙事功能，写出的史学论著多点可读性，而不至于味同嚼蜡。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史家视角对文学性史料进行新解读与新阐释，最大限度拓展自家后院的史料库存，在研究时拥有长袖善舞的更大空间与更多优势。
在阅读上，我虽以史学为主打，却从未中断对古典文学的涉略，坚持“两条腿”的方针，这与我少年时的阅读经历大有关系。受惠于此，我对诗文互证法有效颦之想时，就能从自幼着迷的《水浒传》入手，以史部文献为主，充分阅读笔记轶闻与类书谱录等子部典籍，尤其网罗文学性的集部史料，包括诗歌（宋元诗词、元代散曲等）、小说（宋元话本）与戏曲（元杂剧与宋元南戏），借助文学性史料拥有其他史料无法企及的形象性描述，以生动的文笔写出一系列活色生香的《水浒》随笔，结集为《水浒寻宋》，为读者打造一条巡礼宋代社会风俗的精彩长廊。
其三，处理好史料阅读与史学解释之间的关系。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石，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命题。也就是说，史料阅读力求扎实广博；史料不坚实，史学大厦就无法构建；即便勉强建立起来，最终仍经不起严格的质检。唯其如此，历史学者凭借各种途径与手段，最大限度地拓展与发掘中外新旧的所有史料；通过考证与辨伪，最大可能地复原或逼近历史实相，这些基本功夫必须老练与过硬，其中也包括有眼力能够读透史料缝隙与背面隐藏的深层内涵。
然而，所有史料工作，只是研究者为建构“历史的总体”所做的前期准备。说到底，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同时也是解释学，就是对“历史的总体”给出解释，治史者因此应有一定的理论自觉。在史学研究中，“历史的总体”起着类似自然科学中理论（或规律）的作用；而在解释这种“历史的总体”时，为达到史学解释的穿透性，理论阅读就在其中起着支援意识的潜在作用。这种理论阅读，不仅仅指史学理论，也应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名著。在研究宋代台谏制度过程中，我为比较中西分权制衡历史进程的是非得失，找来了西方政治学说的汉译名著，认真研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补上了理论短板，对宋代台谏系统兴衰成败的解释就更具深度与广度。
当然，我在阅读与治学的互动上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其一，在专业阅读上，没能更好把握博与专的内在张力：学问兴趣有点泛滥无归，阅读上也有缺乏应有的节制，在其它断代与专题上八面出击，致使宋史研究的硬核成果相形见绌。
其二，在专业阅读上，未能守定一个宏大而持久的规划，作为毕生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虽然自觉意识到断代研究应该选择通贯断代的较大制度，遂选台谏制度为课题，但台谏制度有其前朝后代的历史延续性，其中御史系统自唐代延续到清代，谏官系统始于唐代到明成祖宣告中断，很值得继续做一个通代性研究。对此，我并非没有认识，但终究学术定力不足，过于旁骛，在阅读与治学上都是有所欠缺的。
我早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就阅读经历而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也许是最恰当的评语。在应该读书年龄无书可读，缺乏专业训练，以至于进入专业阅读迟滞整整十年，学术素养的短板弱项虽经阅读有所弥补，但最佳时机既逝，后天失调必然。与我辈相比，其后成才的中青年学人，从中学直入大学，及时的专业训练培养了扎实的专业素养，起步之早，根基之厚，在阅读深度与广度上自有骄人之处，我辈绝不能与之等量齐观。命运决定了我们这代学人只是过渡性的，但考虑到在读书与治学上毕竟有过亲历与努力，仍不计浅薄援笔成文，在己，聊为回顾前尘，悟往者不可追；在人，姑且瞩望后学，知来者犹可规。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