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在军
吴奚如（1906—1985），原名善珍，湖北京山人。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当了半年“入伍生”，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胜利回师后，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正式学员。受军校图书馆馆长毛泽覃的影响，吴奚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军校毕业后，吴奚如拒绝蒋介石的分配，被周恩来直接派遣到叶挺独立团任连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秘书，不久后被捕入狱。1932年秋，吴奚如获释出狱，随即被党组织派往上海。
1933年，吴奚如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主席。最富神秘色彩的是，吴奚如于1934年奉调到中央特科，以文学活动为掩护，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党中央与鲁迅的“承转人”
1930年底，周扬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很快就与鲁迅并肩战斗，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后来，中央特科决定，另择他人负责党与鲁迅的联络工作。那时，党中央已迁往瑞金，留下中央特科在上海代表党中央执行任务，是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绝密组织。
在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早已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的背景下，由谁来代替周扬，负责党与鲁迅的联络工作呢？陈赓建议上海特科的陈行健同志说：“你我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就在这里面找个合适人选吧!”陈行健认真考虑，选择了吴奚如，汇报周恩来后得到了正式批准。
梁立真曾采访晚年吴奚如，他曾这样阐述陈行健推荐吴奚如的理由：第一，鲁迅熟知吴奚如，他们在“左联”有工作上的往来；第二，1934年冬，吴奚如由党组织安排，调入中央特科，熟悉情报保卫工作；第三，吴奚如既懂得特情事务，又有公开合法的作家身份作掩护，这一点最关键；第四，吴奚如有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左翼作家双重身份，在上海人脉广，可作为耳目为特科搜集情报。（梁立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933年，吴奚如出席艾芜短篇小说讨论会，第一次见到鲁迅。自此，他便“在鲁迅身边面受鲁迅的教诲，开始自己新的工作”。他晚年回忆道：我是多么兴奋而欢欣啊！我这个小人物，第一次见到了我所崇敬已久的伟大导师鲁迅！我的心里涌起了激荡的浪花！……
在讨论的进程中，我一个劲儿地盯住鲁迅先生：他那伟大思想家的眉眼的闪耀，锐利、深刻、粗硬的竖立的头发，上唇一字形的浓重胡须，都很性格化。谈话则稳静、锋利，带着幽默的微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鲁迅先生的脸色浅黑而略带微黄，显然带有病容（是肺病的征候），我私心感到忧虑！……
先生发出挚爱、幽默、爽朗的大笑，我们也随之大笑！先生像是有引力一样，我们都被吸引为一个护抱的整体，多么忘我的同志爱啊！
会议结束后，我们喝啤酒和汽水，为了爱护鲁迅先生的健康，向他以啤酒致敬时，杯子里注入一半以上的汽水，先生逢人敬酒，总是微笑地一饮而尽。（吴奚如《回忆伟大导师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就是吴奚如与鲁迅交往的起点。后来，他像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受到鲁迅的提携。他的《卑贱者的灵魂》是送鲁迅审阅后，才交给《作家》杂志发表的。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巫集》，是由鲁迅介绍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在“两个口号”论战中，吴奚如始终站在鲁迅这一边，还签名于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胡风担任“机要交通员”
吴奚如担负联络鲁迅的特殊使命，要注意高度保密。因此，吴奚如第一次约见鲁迅于内山书店时，把一张字条交给鲁迅，“通知鲁迅先生：我是党中央（中央特科这个绝密组织，按严格规定，对鲁迅先生也保密的）指派和他联系的，但为了彼此的安全，不直接联系，由胡风居中传递信件和消息。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我才会直接去见他。因为胡风是我建议委派的，鲁迅先生在政治上对他很信任，可胜任这一‘机要交通员’的差使”。
从此，各省的党组织或个人常常来到上海，通过内山书店致信鲁迅，再通过胡风传达给吴奚如，一一顺利地与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长征后，有几位失掉党组织关系的红军将领，就是来到上海，通过鲁迅先生的渠道和中央特科接上关系的，例如乐少华、周建屏同志。
有一次，中央特科要紧急派一位干部去山东工作，但一时拿不出路费。吴奚如“向鲁迅先生求援（捐助或借贷），先生当即二话不说地拿出了几十元”。这件事情，在《胡风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吴奚如要我替军委（即中央特科，为保密起见不直说）向鲁迅要了三十元钱，吴把一个卷成寸把长的小纸卷给了我，说是收条。我这时就把它交给了鲁迅，鲁迅接去没有打开看就放进烟灰缸里去了。我把此事告诉了雪峰，他说：现在好了。意思是，他来了，不必这样捐钱了。（《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先生虽说稿费收入比一般左翼作家为多，不过他常自费出书（如《铁流》《海上述林》等），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但为了援助党的事业，他总是慷慨解囊，而自己的生活费用则尽量节约。
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
有一天，胡风拿着几张白信纸匆匆跑来找吴奚如，说是鲁迅收到的内山书店转给他的信件，一个字也没有，莫明其妙，便交给胡风研究。胡风猜测可能是什么密信，特来找吴奚如想办法。吴奚如让胡风用碘酒擦拭，立刻就出现了字迹。
原来，这封信是红军将领方志敏在南昌狱中托人送出来的。内容是请求鲁迅联合宋庆龄、蔡元培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上发动一个营救他的活动。
鲁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了他的意见：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办不到。请党中央代他转告方志敏同志，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只会加速方志敏的死刑执行期。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蒋介石曾亲自布置劝降，要方志敏脱离共产党，许以显要官职）的短暂时间，请方志敏在狱中赶快写下一些留给后人的珍贵遗言。
胡风向吴奚如转达了鲁迅回复方志敏的口信，并特别交待：鲁迅先生不直接给方志敏同志写回信了，你要照鲁迅先生的意思转达党中央代为致意。”
吴奚如回忆说：
当时，党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第一个报告书，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线路，就把鲁迅先生向他作复的意见连同党对他的指示，交给那位义士的妻子带回南昌监狱去了。从此以后，方志敏同志在狱中除了不断通过那义士的妻子，向党中央特科传递秘密文件外，还以从容就义前的卓越精神，接受鲁迅先生的意见，写成了留给后代的珍贵遗著：可爱的中国》。这本遗著是分期写成，送达党中央特科保存的，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出版。（吴奚如《鲁迅和党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位义士”即胡逸民。胡逸民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中央政府监狱典狱长。因官场倾轧，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鉴于胡逸民的特殊背景，狱方对其监管比较宽松，给予一定的行动自由。胡逸民在狱中与方志敏接触渐多，以至成为挚友。据胡逸民回忆：“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
据党史专家考证，方志敏曾五次从狱中送出文稿。能将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带出，送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交到地下党手中，这在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寻找红二方面军联络员
1935年2月，吴奚如接到一项紧急任务：由于秘密电台被敌人破坏，中央特科与红二方面军的联系中断了，与红二方面军常驻上海的联络员也断了联系。那位联络员代号叫“抽大烟的”，只有这么一点线索，中央特科要求吴奚如务必找到他。
听到下达的任务，吴奚如心里一阵惊喜。原来，吴奚如以前在工人夜校授课，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与电车工人的频繁交往中，无意间知晓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秘密居住在上海的家属的身份。
特科上司代号“李尖嘴”，吴奚如当即把握十足地回答他：“我早已探明了贺龙同志家属在上海的住地。”吴奚如判断，贺龙家属与“抽大烟的”应该有联系渠道。
当晚，吴奚如委托相熟的工人同志转告贺龙的妻子“琴妹”，贺龙军长的一个老部下有要紧事和她面谈。“琴妹”警惕性颇高，以早已和贺龙脱离关系为由，拒绝与吴奚如见面。情势紧急，吴奚如只好果断行事，直接去见“琴妹”，亮出暗号，告知来访目的。
两天后，吴奚如应约与“抽大烟的”接头。早晨七点半，吴奚如出现在约定的地点，头戴一顶灰色礼帽，手持一张《申报》。一个人迎面走来，头戴尖顶的黑缎子瓜皮帽，棉衣上罩着一件黑绸子坎肩，手持一张《新闻报》，机警而快速地向吴奚如走近。当他们面对面靠拢时，吴奚如问道：“请问，哪里有‘抽大烟的’烟馆？”来人答道：“八仙桥。”吴奚如立即回答：“好，跟我来!”
于是，吴奚如在前面引路，来人紧紧跟随。走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便见上司“李尖嘴”在那里等待着，吴奚如把“抽大烟的”交给了他。不久后，中央特科和红二方面军恢复了电台联络。
鲁迅提供珍贵情报
1935年秋，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机关突遭破坏，大批情报人员被逮捕。吴奚如与该情报机关有工作联系，他感到情况不妙，准备转移。
两天后，沪上中外报纸纷纷登出共产国际情报机关被破获的新闻。有一条报道特别引人注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照会，要求立即释放一名被捕者，称此人是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同时，日本人办的报纸也大篇幅地登载这一事件。吴奚如判断，日本情报系统已掌握该事件的内幕。
事态紧急，吴奚如不得不直接面见鲁迅，请他通过日本方面的友好人士，把这一事件的经过查明。准备去大陆新村鲁迅寓所之前，吴奚如先到内山书店，看看鲁迅是否会在那里。
真巧，鲁迅刚走出内山书店，手里拿着一包书籍。吴奚如迎面打个招呼：“周先生！我有紧急事和您商谈。”鲁迅一面轻轻问道：“出了大事吧？”一面带吴奚如向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路走去。
三天之后，胡风兴奋地跑到吴奚如的住处，向他转达鲁迅先生辗转探知的情报。原来，共产国际情报机关的一个交通员奉命到武汉取情报，任务完成后，在乘船返冋上海途中被特务发觉。那个交通员以为任务已顺利完成，失去警觉，殊不知已被敌人跟踪。特务顺藤摸瓜，共产国际情报机关遂遭破坏，十几人被捕，但尚未被敌人一网打尽。
根据鲁迅先生提供的珍贵情报，中央特科得以判断全局，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
永别
1936年9月，中央特科委派吴奚如前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西安工作。根据组织纪律，事先并不知道具体任务。等到了古城，吴奚如才知道，他的任务是为张学良将军主持对外宣传工作，秘密编印《文化周报》。
临行前，吴奚如给鲁迅写了一封告别信（即《鲁迅日记》中的“接奚如信”），照旧由胡风转达。鲁迅约吴奚如到梁园饭店，为其饯行。鲁迅先生可能早已从冯雪峰处得悉，党中央已和张学良将军缔结了共同抗日的统战关系，他显得十分乐观，在席间“不时爽然大笑，频频举杯，像一个天真的大孩子”。
吴奚如以为和鲁迅的离别是暂时的，“鲁迅先生的健康情况还好，有多少壮烈的战斗，正有待于他的领导，全国的文化战士将跟随他前进”。不承想，他到西安之后不足两个月，就从报纸上惊闻鲁迅病逝的噩耗。吴奚如悲痛不已，向上海遥致吊唁。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