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宜庆
妈因为爱惜，从不忍折一朵下来给人，因此，谢落了的，不久便都各于它的蒂上长了一个小绿果子。妈又要我写信去告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信封里九妹附上了十多片谢落下的玫瑰花瓣。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沈从文《玫瑰与九妹》
【文学版图中的九妹】
熟悉沈从文作品的人，大多知道有一个美丽聪慧的九妹。
沈岳萌，1912年生于凤凰，是沈从文最小的妹妹。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炉边》和《玫瑰与九妹》中，九妹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阿丽思中国游记》《静》《贤贤》《三个女性》等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皆以九妹为原型。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中，活跃着一群灵动的少女形象，如翠翠、三三、夭夭、萧萧、金凤等，皆纯净可人，从这些湘西少女身上，似乎都能觅见九妹的影子与风韵。
现实生活中，九妹也的确给亲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永玉曾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写道：“以后我稍大的时候，经常看到她跟姑婆、从文表叔在北京照的相片。她大眼睛像姑婆，嘴像从文表叔，照起相来喜欢低着头用眼睛看着照相机。一头好看的头发。那时候兴这种盖着半边脸的长头发，像躲在门背后露半边脸看人……我觉得她真美。右手臂夹着一两部精装书站在湖边尤其好看。”
1933年6月，沈从文在青岛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小说中的三个女性形象，均来源于他的生活。“高壮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长袍的女子，名叫蒲静”，这是沈熟悉的丁玲，沈晚年说，丁玲身上有男子气概，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年约十六，身材秀雅，穿了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女子，名叫仪青”，其原型正是当时在国立山东大学旁听外文课的九妹。“年约二十，黑脸长眉活泼快乐着紫色衣裙的女子，名叫黑凤”，其原型是在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编西文图书的张兆和。
三人一起去青岛海滨的山头游玩，仪青的举手投足，与海滨的风光融合一体，成为经典的一幕：
那年纪顶小美丽如画的仪青，带点儿惊讶喊着：“看，那一片海！”她仿佛第一次看到海，把两只光裸为日光炙成棕色的手臂向空中伸去，好象要捕捉那远远的海上的一霎蔚蓝，又想抓取天畔的明霞，又想捞一把大空中的清风。
这三个女性美丽动人，性格鲜明。当然，她们也并非无忧无虑，一天晚上，黑凤收到未婚夫在上海发来的电报，好友死亡的噩耗在夜色中呼啸而至……与现实相呼应，沈从文在写这篇小说时，由于叛徒出卖，丁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生死未卜。消息传出后，很多人由于害怕遭到当局报复，不敢揭露此事。唯有沈从文，无惧白色恐怖，不仅撰文发在报刊上，为她制造舆论，还为营救她而四处奔走。
因之前胡也频被秘密杀害，此事如同巨石一般压在沈从文的心头，他写下《三个女性》，把青春和美好置于永恒的蓝色的大海上，这是生命的赞美诗，也是对美的礼赞。
【沈家的掌上明珠】
1911年12月，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响应武昌起义，参与组织发动了凤凰当地的武装起义，一度被选为临时掌权人物。可惜后来因竞选省议会代表失败，他愤而组织“铁血团”上京刺杀袁世凯，事泄，被迫亡命关外。他写信回家，叫家中典卖田产还债，导致家道中落。
沈宗嗣常年奔波在外，养育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妻子黄素英身上。黄素英，又名黄英，出身凤凰黄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著名画家黄永玉的本家，黄素英是黄永玉的姑奶奶。深受家学熏陶的黄素英，非常重视子女教育，不只是对儿子，在女儿的教育上她投入了更多心血，沈从文小时候甚至是跟着大姐、二姐的女老师启蒙的。
在大女儿长大出嫁，二女儿夭折之后，最小的女儿沈岳萌就成了黄素英和沈家所有人的掌上明珠。沈家的子女都是出了名的会读书，沈岳萌小时候也表现出不输哥哥姐姐们的聪明伶俐，再加上她长得特别玉雪可爱，花瓣似的小脸，水灵灵的大眼睛，见过的人几乎没有不夸奖的。
有时哥哥们下学讨论问题，沈岳萌便加入其中。当某些困难的题目让哥哥们百思不得其解时，九妹却总能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令哥哥们惊讶不已。随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哥哥们毫不吝啬地称道：我九妹真的聪明，还是个漂亮的娃娃呢。”这总能让沈岳萌开心至极。
这样聪明漂亮的女孩儿，自然也有她娇纵的一面，沈从文在《玫瑰与九妹》一文中，将她的这种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次，大哥沈岳霖放学后拿回一把带刺的树条子，说是玫瑰，但九妹不信，转头向母亲告状，说：“大哥不知道从哪儿搞的刺条子，偏要说是玫瑰，妈莫要相信他。”大哥听后也不恼，宠溺地在九妹脸上刮了一下，九妹不服气地跳脚要去打人，却被母亲拦下，她一边吩咐沈从文去帮大哥种玫瑰，一边安抚九妹。沈母擦着九妹的眼泪，又拿起她的小手在自己的脸上刮了几下，笑着说道：“你打妈一下，可算是扯平了。”九妹又重新活蹦乱跳起来。
等到玫瑰花快开的时候，九妹就和六弟沈岳荃一起细数花苞，到了花期，九妹就守在花盆旁边。洗衣服的张嫂经过想伸手摸一下，九妹不让，她会急着说道：“嗨，不准抓呀，张嫂！”二哥沈从文也对九妹偏爱有加，他初期的作品集，总喜欢让九妹题字。
【沈、张的信使】
1917年9月2日，15岁的沈从文追随父亲，亦投身行伍。在军旅生涯中，沈从文受担任军中秘书的湖南泸溪人文颐真以及老军法长萧选青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开始有了“弃武从文”的想法。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在萧选青的建议下，他先把名字改为“崇文”，后来再改为了“从文”。
1922年，沈从文踽踽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并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他在北京除了见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更让他欣喜的是见到了林徽因、凌叔华这样新式的知识女性。接受中西方教育，既有传统东方神韵又有浪漫西式情怀的民国名媛，成了沈从文心中代表美好和成功的符号。
沈从文暗下决心，要让母亲和妹妹可以在大城市过上舒适的日子，他为这个梦想奋斗了几年，等在文学界闯出了一片天地，生活稍微安定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母亲和妹妹接到了北京，自觉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此时的九妹刚刚15岁，正是懵懵懂懂，对什么都好奇又敏感的年纪。
九妹自小生活在凤凰乡间，虽然聪明伶俐但从小没受过系统教育，独特的生长环境让她性格既羞怯又奔放。羞怯的是因为家教严格和娇生惯养，她非常依赖母亲和哥哥，不喜和外人沟通；奔放的是她讨厌束缚、向往自由，不喜强压的教导。
跟着母亲来到北京后，大城市的繁华让沈岳萌应接不暇，因为没受过真正的学校教育，她很难直接通过北京那些要求极高的女校考试。沈从文从并不丰厚的收入里挤出钱给九妹购买衣物、大量的书籍，还从大学的法语系找人来教九妹法语。沈从文发现留学英美的英语系虽然人多，但精通法语的人却极少，他给九妹安排的学习计划很庞大，内容包括法语、英语、写作和礼仪。
九妹半是好奇半是盲从地接受了哥哥的安排，按照二哥的意愿开始学法语、读小说，甚至写作。她虽天资聪慧，但毕竟童子功有限，又毫无基础，学外语无疑是费力且难以预料结果的选择。
1928年，为了取得事业上的发展，沈从文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初到上海的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沈从文像战士一样拼杀，靠一支笔养活三个人。在小说《楼居》里，他曾写到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九妹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常常哭泣以及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着鼻血拼命赶稿子的情形。
母亲对儿女的困境最为敏感，当黄素英意识到儿子的收入很难负担在新地方的家庭开支，便果断给在老家的大儿子沈云麓去信，让他接自己回家。
二十六七岁时，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得到胡适的赏识，在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任讲师，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重要标志，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沈从文给胡适写信，请求准许沈岳萌到中国公学作旁听生，“不求学分，不图毕业，专心念一点书”，于是九妹得以进入中国公学外文系旁听。
沈从文让妹妹到外文系旁听，似乎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可以得知张兆和的动态。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有时是让九妹充当信使。
1931年6月，沈从文到了北平，夜宿达园。快要放暑假了，他思念在上海吴淞的张兆和。他给张兆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开头，提到这样一件事——让妹妹沈岳萌去看望张兆和：“我要玖到××来看看你，我说：‘玖，你去为我看看××，等于我自己见到她。去时高兴一点，因为哥哥是以见到××为幸福的。’”在信中，沈从文还告诉张兆和兄妹两人接下来的生活变化：“玖大约秋天要到北平女子大学学音乐，我预备秋天到青岛去。”他建议张兆和大学毕业后，到北平来再读几年书：北平地方是非常好的，历史上为保留下一些有意义极美丽的东西，物质生活极底，人极和平，春天可放风筝，夏天多花，秋天有云，冬天刮风落雪，气候使人严肃，同时也使人平静。”
沈从文的潜台词是：北平这么好的地方，我就在这里等你；你来读书，我就在这里陪你。
【随沈从文到青岛】
沈从文的文坛地位不断提高，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九妹在他身边，自然加入其中。1931年，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两赴南京，到处求人，后又陪同丁玲护送遗孤回湖南她母亲处寄养。在整个过程中，九妹留守上海，把以胡也频名义准备好的3封电报和7封信一一发给丁玲母亲，以隐瞒胡也频遇害的消息，并催促丁母早日放丁玲返回。同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谋职，由九妹陪护心神未定的丁玲住在上海。时局波谲云诡，九妹为二哥分担忧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沈从文交往甚密的朋友，都见过九妹，巴金对九妹的记忆尤深。1932年9月，巴金应沈从文邀请，到青岛大学做客，在沈从文的宿舍住了约一个星期，写了短篇小说《爱》。沈从文常和他一起去散步，九妹有时也一同去。巴金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回忆起那段经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
此时的九妹，正跟随沈从文来到了青岛。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中国小说史》《高级作文》。九妹在国立青大外文系旁听，继续进修法语。
1933年秋，巴金因筹备《文学季刊》来到北京，他见到了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夫妇，也与九妹重逢。巴金在北京居无定所，沈从文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住了约两个月。当时沈从文正在写《边城》，巴金在写短篇小说《雷》，无客人时二人各自写作，来客人时则一起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九妹就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1940年7月，巴金从上海来到昆明看望女友萧珊，居住三月，1941年巴金又从重庆来到昆明。这两次巴金在昆明期间与沈从文交往颇多，还曾携萧珊去沈从文在呈贡乡下的家小住过数日。见到九妹是极平常的事，但热恋中的巴金没有再提起九妹。
著名作家施蛰存对九妹也留有印象。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张兆和带两个孩子及九妹，在香港待船，准备取道越南去昆明。施蛰存正从上海来，也要到昆明去。沈从文委托施蛰存与她们结伴同行，以便照应。一路虽鞍马劳顿，所幸顺利到达。施蛰存颇为幽默地说这是他“平生一大功勋”。
九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大家撮合她与沈从文的好友夏云在一起。
夏云系燕京大学心理学助教。沈从文曾在《答瑞典友人问》中提到，正是通过夏云，自己很早便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夏云与九妹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提出订婚的请求，可九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认为他不符合自己对爱人的要求。五六年后，九妹终于领悟到夏云的深情，然而此时斯人已去。
随即，刘祖春出现在达子营二十八号沈家中，这位来自湘西的年轻人，考上了北大，获得了沈从文大哥沈云麓的资助，到北京后，自然成为沈家的座上客。
刘祖春在纪念沈从文的长文《忧伤的遐思》中，描述了他第一次走进沈家的情形，第一次见到九妹的场景。那是1934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刘祖春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敲响沈家黑漆的门上两个小小的铁环，走进了院子，我抬头望，北京初夏的天比起家乡凤凰的天更澄蓝更高更清明。四周环境，好安静，简直像在我们乡下。一群带哨音的鸽子在澄蓝空中盘旋，发出美妙的声音”。
沈从文从这个有点拘谨的年轻人身上，看到当年自己刚到北京时的影子。沈从文热情地向刘祖春介绍张兆和和九妹——当然，这个从湘西来的年轻人要叫九妹为“九姐”。九妹从西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这个刚从家乡到北京的同乡青年人。
沈从文留刘祖春在家吃晚饭，这次晚饭，让刘祖春感受到家的温馨。他和九妹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心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我早知道从文身边有个妹妹，且在云麓大哥借给我一本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一期封面上见过她的照片。大概是刊载丁玲的《在黑暗中》那一期月报的封面吧，丁玲坐着，膝上抱一个婴儿，站在她身后右边稍后一点，就是九姐，穿一身朴素旗袍。这张照片，占满整个封面，照片很大。九姐整个的身材，相貌很显眼，且惹人注意。这是多年前的印象，现在她本人突然与我同坐一张桌上吃饭，且坐在我左手边。她说话很少，样子似乎很高兴。比《小说月报》封面上那个，人长高了，少女那点稚气见不到了，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我低头吃饭，很少看她。
就这样，刘祖春和沈家的成员熟悉起来。在沈从文的提携下，刘祖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成了乡土作家，他的小说《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写的也是湘西风情。1935年，刘祖春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每逢周末刘祖春去沈家，作陪的总是九妹。他发觉自己的心在从文家里得到了意外的平静，那里的家庭气氛是“谧静的，和谐的，让人感到愉快”。九妹喜欢听刘祖春和沈从文谈话，有时也发表意见。沈从文与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心里，十分乐意创造机会，推动二人的关系。一个美丽的黄昏，沈从文建议刘祖春随他们一家人去中山公园散步，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群游客嘻嘻哈哈地走过来，他们急忙转身跑掉……
刘祖春和九妹相恋了，但两人的爱情没有酿成甜酒，反而成了一杯苦酒。
1937年，刘祖春从北京大学毕业。此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上日益严峻的华北局势，刘祖春决定参加革命，他与九妹的爱情需要一个了断。一个周末，刘祖春从沈从文家吃过饭回家，九妹坚持相送，表示：“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但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他不愿意连累九妹，分别的时刻，刘祖春甚至不敢看“她那双满是惊疑和责备的眼神”。
1937年7月27日这天，刘祖春赶到沈家，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之后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
后来，刘祖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他为九妹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悯：“这个性情高洁而文静的女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国学堂，读外国小说，生活优越。”她“本应可以得到适合于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于生不逢时，尝尽人间辛酸，各种偶然因素不凑巧都结合在她一人身上，使她身心完全失去平衡，对她的打击太重了。她承受不了这个巨变……”
【最终归宿】
1938年，张兆和带二子及九妹逃出北京，几经辗转到达昆明。九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找到了工作，信了佛教，吃斋并参加当地的佛事活动。一次图书馆遭遇敌机轰炸，她帮助别人抢救东西，等警报解除，回到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房间遭到小偷洗劫，值钱之物被席卷一空。在内心的郁结与外部的刺激下，九妹精神失常了。
万般无奈之下，1943年3月，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请求把九妹接回。他信中写道：“若能回沅陵凤凰，与大嫂三嫂住，一定比在此继续下去好。因目前二三同念佛的，大致都头脑不甚清楚，说及她慷慨处时，反而夸奖她，全想不到她将衣物给人后，要穿时还依然得我设法，我事实上又精疲力竭，用全副精力在应付一家生活，自己衣裤已破烂不堪，尚无法补充也。”信发出后，九妹并没有立即回沅陵。因多年与九妹生活在一起，沈从文希望再观察观察，期待九妹病情好转，能够正常生活。然而，他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1945年3月，沈从文请凤凰同乡严超护送九妹回到沅陵。
走时生性活泼，明眸善睐，巧笑倩兮，回来时呆呆痴痴，疯疯癫癫，眼睛仿佛是干涸的翠湖，失去了生命的光彩。这令血性刚烈、黄埔军校出身的弟弟沈岳荃一度情绪失控，据说他曾怒发冲冠，拔出手枪，要与二哥算账。
后来，九妹嫁了一个叫莫仕进的泥瓦匠，在沅水边一个叫乌宿的地方住了下来。沈从文曾多次坐船经过此地，在《湘西》中他提到：“由沅陵沿白河上行三十里名‘乌宿’，地方风景清奇秀美，古木丛竹，濒水极多。”从此，偏僻一隅的村庄多了一个身穿旗袍的女子，墨黑的眼睛中蓄满淡淡的孤寂。
1959年冬，九妹去世。她的美，永远地停留在沈从文的小说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