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传玺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传统家长制被定位为封建专制在家庭关系中的反映，开始受到批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有过“非孝”的过激言论，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在《实庵自传》开头，陈独秀就回忆了一个片段：1921年，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一次宴席上，陈炯明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其实，民国士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虽在言论上批判着封建家长制，骨子里并没有彻底抛弃传统孝道。他们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上守孝行、尽孝心，陈独秀同样如此。
嗣母谢氏
陈独秀生于1879年，祖父陈章旭，生父陈衍中，生母查氏。陈独秀2岁时，生父去世；10岁时，祖父去世；20岁时，生母去世。
在《实庵自传》第一章《没有父亲的孩子》中，陈独秀详细生动地描述了父亲去世后，白胡爹爹”陈章旭亲自教其读书的严苛、生母对他的疼爱与期望以及长辈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对他的影响。虽然生父去世得早，在父爱方面有缺失，陈独秀同时又得到了来自大家庭中长辈们的关爱。
17岁时，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衍庶为嗣子。陈衍庶是光绪元年（1875）乙亥恩科举人，据《怀宁县志》记载：“以知县治河有功，保直隶州，历署军粮，同知怀德、柳河等县事。授辽阳州，寻升凤凰厅，以知府赏戴花翎，权新民府，擢道员。在官惠政，以柳河最著。”他对陈独秀很看重，在东北做官时，亲自带在身边加以培养。陈独秀后来投身革命，陈衍庶去宗祠办了“退继”手续，表面上不承认父子关系，实际上暗中给予陈独秀接济。1913年，陈衍庶在安庆去世。
陈衍庶的妻子谢氏成为陈独秀的嗣母。关于谢氏，陈氏宗谱评价道：“居巾帼而识大义，能继公未了之愿，慷慨捐资，重建祠宇，族人怀德。”陈氏宗祠即是由谢氏做主，捐资重建的，并请陈独秀题写了“陈氏宗祠”字样。
族人回忆道：“他们那个大家庭的家就是她当的，她在家中说话，就是圣旨，说了算。就像《红楼梦》中描写的贾母那样，主观行事，独断专行。陈家当时是个大家庭，五世同堂，几代人、几房人同住在一起生活，她就是这个家庭的最高当权者。”虽然如此，“她把陈独秀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十分喜欢”。
陈独秀对这位嗣母也非常敬畏。别看他在外面“顶天立地”，回到家，照样得听这位母亲的话。有一次，陈独秀穿一身西装回家，谢氏看不惯，陈独秀只好乖乖脱下来。
举家西迁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37年８月出狱后，陈独秀在傅斯年、陈钟凡两家短暂停留，随即于９月赴武汉居住。
南京失守后，日军开始向长江中游地区进攻，安庆首当其冲。住在老家的谢氏已经76岁高龄了，陈独秀担忧家人安危，不忍让老人留在沦陷区，遭受日寇欺凌。他嘱咐三子陈松年，带上祖母前往重庆会合。对他们的行程，陈独秀安排妥帖、关怀殷切，请看1938年6月14日他给陈松年的信：
……你们有船便行，千万不必在宜昌候我，倘一时买船票不得，我到宜昌时，或随原船同行，或另觅他船同行，都好办。倘收到此信时有船可行，可将我附来寄潘赞化先生信原封由航空信寄去（信中空处填某公司船名，至要！），以便到重庆时有人照料一下好些。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可省此小费！……（《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1981年编印）
对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陈独秀逐一交待，几近唠叨。在“千万不必候我”“至要”和“必须坐轿”等字句上，陈独秀都着重做了标记。
1938年７月，陈独秀到达重庆。正值盛夏，重庆素有“火炉”之称，更是酷热难当，又常受日军飞机轰炸。陈独秀接受老乡邓初（字仲纯，邓稼先叔父，曹禺岳父）的邀请，前往城郊江津居住。邓初在江津开办了一家“延年医院”（纪念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住房比较宽裕。
几经波折后，一切收拾妥当，陈独秀很快把谢氏接了过来，躬身侍奉。据吴晓先生采访陈松年的记载，那段时间，陈独秀年近六十，且患有高血压，日子又非常拮据，但对老人百般孝顺。每天早晨，少不了一碗豆浆和两只鸡蛋，亲自端送到母亲手中；每餐吃饭，必亲自奉菜到母亲碗里；晚上必和母亲拉一会儿家常，承膝下之欢。（吴晓《陈独秀一家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西迁路上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谢氏毕竟年事已高，到江津不久就病倒了。陈独秀精心护理，请医疗治，谢氏病情还是渐渐加重，1939年3月病逝于江津。
谢氏享年78岁，在当时算是长寿了，但她身体日渐病弱，无疑与家门连遭不幸有关。从1927年到1928年，两个亲手带大的孙子陈延年、陈乔年相继被反动派杀害，孙女陈玉莹哀痛兄长牺牲，伤心病逝。陈独秀的两任妻子高大众、高君曼也于1930年、1931年先后逝世。接下来，陈独秀又于1932年被捕入狱。一连串的打击，让老人家悲痛不已。
陈衍庶在外为官时，谢氏要操持一大家人的日常生活和官僚家庭的对外交际事务。过继陈独秀后，本盼望他走父辈的道路，读书做官，光耀门楣。然而，陈独秀成为了一位革命者，家中常常遭到清政府、军阀们的打击迫害。陈独秀早年为革命四处奔波，在外有朋友相助，在家庭方面则是有谢氏的保障。特别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能茁壮成长，后来又走上革命道路，谢氏居功至伟。
“心丧”之礼
作为一个思想新潮的革命者，在经过一番思量之后，陈独秀还是选择以中国传统葬礼送别母亲。也许，他觉得母亲为一家人付出了那么多，这是最后仅有的报答。
葬礼期间，陈独秀头缠白帕，身披麻衣，腰系麻绳，鞋面蒙着白布。虽患有高血压，亲友前来祭奠时，他跪在棺前一一还礼。出殡那天，陈独秀双手将母亲遗像端在胸前，满面悲戚地走在送葬队伍前面。安葬了母亲之后，他嘱咐陈松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时，一定要把奶奶的遗骨带回去。要让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做孤魂野鬼，你爹心里不会安宁的。”
陈独秀坚持按古礼守孝，居丧期间，有人请他题字，他以不合礼仪拒绝。请看他1939年５月５日给朋友杨鹏升的一封信：
弟遭丧非谣，前有一函……述丧中不便为刘启明君为文写字，想未达兄也。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刘君所嘱，迟至此期，方能报命，晤时请代达鄙意！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心所拟著之书一部未成，诚堪浩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５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杨鹏升曾在北京求学，其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他深受影响，对陈独秀相当崇敬。抗战爆发后，杨鹏升屡次接济陈独秀，少则数百元，多则上千元。按说，这样一位关系密切的老朋友请自己写字，总该应允才是，但陈独秀仍坚持守孝期间的“心丧”之礼。
守孝百日过后，陈独秀欲觅一清净之地，尝试能否使血压降低，以便完成著作大愿。同时，日军也开始对江津城进行轰炸。于是，陈独秀转移到江津乡下的鹤山坪杨家石墙院居住，直至1942年5月逝世。
抗战胜利后，陈松年遵从父亲遗愿，将祖母和父亲的遗骨迁回老家安庆。鉴于谢氏对家族做出的贡献，“族人怀德，议送十里铺祖山”安葬，并树碑纪念。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