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 左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因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弃地之事，熊廷弼被任命为巡按御史，前往辽东镇调查。熊廷弼从此与辽东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三进三离辽东，最终因之丧命，传首九边。
初入辽东，形成守辽方略
熊廷弼，字飞百，号芝岗，湖北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做过保定府的推官，因为才干突出，被征拜为御史。
文人出身的熊廷弼，许多方面却有明显的武官特点：身高七尺，懂兵法，有胆略，射术不错，可以左右开弓。性格上他也比较刚烈急躁，性刚负气，好谩骂”，所以人缘比较差。
辽东镇是明朝北方边镇之一。通常，人们以三岔河为界线，把整个辽东镇划分为河东与河西两个部分。万历初期，辽东镇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战事，主要发生在辽西，“河西急而河东缓”。后来随着努尔哈赤和宰赛部落力量的增强，河东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变成了“河东急而河西缓”。
巡按辽东的几年里，熊廷弼正当壮年，干劲十足，“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辽东镇的官场风气。熊廷弼走了许多地方，对辽东的整体形势有了切实的观察与认识，他关于守御辽东的方略，也是在这个时期确定下来的。
万历三十七年（1609），熊廷弼在一份奏章中分析辽东镇的形势，认为河西和河东多面临敌，最危险的敌人是努尔哈赤，如果任由他吞并北关，开原就变得非常危险，将来河东局面将比河西困难十倍。所以明军的核心策略应该是防守，以主待客，以逸待劳；在防守的基础上，看准合适的时机全力出击，给敌人以重创。他反对明军主动出击，反对边将经常实施的捣巢战术。
在守辽的具体策略上，熊廷弼提出“分戍重地”的想法。辽阳、沈阳、铁岭等地各自孤立，难以相互呼应，如果广宁的明军驰援河东，西部蒙古各部又会乘虚而入。因此他建议，设立一支1万人左右的精锐机动部队，驻扎在适当的地方，随时准备救急，这每年需要花费大约30万两银子。
熊廷弼又建议在辽东屯田。这里荒地广阔，土壤肥沃，八万辽兵之中，如果抽出十分之三的军士进行屯田，每年大约可得粟米120万石，节省饷银20万两，将大大缓解国家负担。
万历三十九年（1611），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入关还乡。以后他几起几落，辽东形势也面目全非，但他的基本理念没有根本改变。
随后几年的督学经历，熊廷弼惹起不少的争议，这当中影响最大的是芮永缙一案。熊廷弼在审案时打死书生芮永缙，被指责“杀人以媚人”，引来官员上疏弹劾。此案的背景错综复杂，与万历晚期政坛的党争紧密相连，熊廷弼深深卷入其中，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万历四十一年（1613），熊廷弼回籍听勘，其时45岁。
临危受命，重整辽东防御
潜居湖北老家的几年里，熊廷弼兴修水利，造福乡梓，辽东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变。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起兵征讨大明，先后攻克抚顺城、清河堡等地。
万历皇帝任命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北京的廷臣们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熊廷弼，十一月，他被起用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宣慰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底，杨镐在辽阳誓师，率领十余万军队兵分四路进剿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三路明军先后被八旗军击溃，仅一路得以幸免，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惨败。
形势异常严峻，朝廷匆忙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催促他星夜前往，代替杨镐经略辽东。熊廷弼希望皇上能保证一切军需供应，并请朝廷官员不要干扰辽东事务，万历皇帝同意，赐给他尚方宝剑，将帅以下官员如果不听号令，可以先斩后奏。
熊廷弼在赴辽途中提出自己的想法，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守住开原，丢掉开原就无法守住河东；河东若失守，河西又无险可守，整个辽东镇危矣；一旦丢掉整个辽东镇，京师危矣。可惜熊廷弼呈上疏文时，开原已经失陷。
六月，努尔哈赤攻占开原。沿边的村屯被抢掠一空，居民全部弃城而逃，明军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城堡变成一座座空城；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构筑的国防线瞬间崩溃，只剩下辽阳、沈阳两座孤城。七月，努尔哈赤攻占铁岭，沈阳和附近城堡的居民仓惶奔逃，辽东镇的大本营辽阳也人心躁动。
惨败之后，辽东大地一片荒凉肃杀，几百里之内人烟绝迹。屡见军民尸体横陈道边，熊廷弼心情沉痛，亲自祭奠。经略大人亲自巡视边关，很有鼓舞作用，许多流散的百姓重新聚集起来重建家园，人心渐趋安定。
熊廷弼是一个做实事的人，上任之后，处死贪盗军饷的官员，又弹劾辽东总兵官李如桢，他“勇于任事，号令严肃，身自侦探”，所以将士们对他又敬又怕。短短几个月，熊廷弼通过诛贪斩懦、严明法纪、整顿武备，终于把濒于崩溃的局面稳定下来。
这一次，熊廷弼在辽东经略的位置上坐了一年多。万历四十八年（1620）夏天，努尔哈赤不断派兵袭扰，明军损失几百将士。此时开始出现批评熊廷弼的声音，主力是与熊廷弼素有嫌隙的姚宗文和刘国缙。
姚宗文痛批熊廷弼，说他独断专权，“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姚宗文的同党群起附和，批评熊廷弼在辽东一年有余，漫无定策，毫无作为，而且整个辽东镇的花销非常巨大，
熊廷弼极力为自己申辩，他刚接手辽东时，形势一片破碎，如今已经基本稳固。花费的银钱确实不少，但是整固好了辽阳城防御，组建起了粮草运输队，从关内征调工匠增造了枪炮、弓矢、战车。当初惨败时，将士们手无寸铁，身无寸甲，到现在军械齐备，当然要花费许多的银两；另外，为了提高士气，许多时候要犒赏将士。而这一切开销的结果是辽东的形势转危为安了。
但这种申辩是徒劳的。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熊廷弼罢官回籍。辽东巡抚袁应泰接任经略一职。
再度经略辽东，惨败入关
袁应泰上任不久，辽东形势再次风云突变。
天启元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进攻沈阳，守城将领贺世贤、尤世功战死，明军在辽东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当初熊廷弼配备在沈阳的火炮和炮手也落入八旗军手中。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乘胜南下，在浑河一带与明军展开血战，明军的川兵营、浙兵营相继被击溃。袁应泰匆忙把各地驻军集中到辽阳，加强城防，与八旗军对阵。鏖战之际，内奸作乱，城防迅速崩溃。袁应泰于城上自刎，巡按御史张铨亦自尽。
大本营辽阳的失守，让整个辽东镇陷入巨大的惶恐之中，百姓奔逃。远在关内的北京也感受到失败的震动，决策者们又想起熊廷弼的稳定之功，才知道那一切多么难能可贵。如果由他一直统领辽东，虽然没有收复之功，总还不至于失城失地，溃败如此，可惜悔之晚矣。当初大力排挤熊廷弼的姚宗文等大臣受到了处罚。
七月，熊廷弼被急召回京，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赐尚方宝剑。
熊廷弼提出恢复辽东的方略——“三方布置之策”。所谓三方，核心便是广宁城，另外两方分别是海上的天津方向和登州、莱州方向。广宁方向，熊廷弼认为应该固守，牵制八旗军主力；天津方向和登州、莱州方向应建立水师，以便挥师渡海。
离京之前，天启皇帝赐给熊廷弼一品官服，在北京城外为他设宴饯行，各位大臣陪同，宠渥至极。但熊廷弼这次又遇到了一个更难缠的对手，那就是辽东巡抚王化贞。
熊廷弼和王化贞从一开始就有矛盾，许多意见相左。熊廷弼主张防守，守定而后再战；而王化贞主战，一心扑在广宁。熊廷弼依旧是从前的处事风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北京的大臣多站在王化贞一边。广宁驻军十四万，都听从王化贞的调遣；身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远在山海关，手中无兵。又因为王化贞手下的一位练兵游击将军毛文龙脱颖而出，大长了王化贞的威风，使他在经略、巡抚之争中占了上风，成为最有实权的一位巡抚。熊廷弼被架空，有经略之名，无经略之实。
天启元年（1621）十月，辽河开始结冰，广宁一带人心惶惶，担心八旗军向西进犯。朝廷催促熊廷弼离开山海关，进驻前线。熊廷弼的态度越来越消极，说话也经常语带讥讽。十二月，熊廷弼率领东拼西凑而来的5000人马进驻右屯。
惨败很快到来。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军挥师西进，总兵官刘渠等人率军迎战，两军刚一交手，明军便开始溃败，刘渠拼命维持队伍，结果被冲撞落马，死于乱军之中。
兵败之后，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凌河上遇到从右屯率兵赶来的熊廷弼，立刻痛哭起来。熊廷弼此时仍然不忘刻薄，微笑道：“六万众一举荡平，竟然落到这种地步？”王化贞羞愧不能答。
王化贞止住悲声，与熊廷弼商量如何防守宁远等地，熊廷弼叹息一声：“晚了！事到如今，只能护着这些百姓进关吧。”熊廷弼下令清野，焚毁所有辎重粮草和沿途村镇，把五千兵马交给王化贞，自己护送大批难民退保山海关。
努尔哈赤占领广宁之后，率军进攻山海关，随即挥师北上，攻占义州。除此之外，西兴堡、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十三山驿、塔山等40余座堡镇全部被后金占领，明军失去了整个辽东镇。
传首九边，“生为忠义死为神”
广宁大败的损失超过了当年的萨尔浒之败，明军失地丧师，百姓被掳被杀，物资上的损失也十分惊人。按照兵部左侍郎王在晋的说法：觉华岛有粮料26万（石），河东堡有80万，芝麻湾粮料7万有余。”至于士兵溃退时丢下的兵器、战车、盔甲更是数不胜数，据说光是丢掉的战马就不下2万匹。
这些军资是各地官员从百姓手中征收而来，历尽千辛万苦运送到辽东，结果全部付之东流，而10万明军连一场像样的防御战都没有打一打。这样的结果，身为经略的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难辞其咎，罪该万死。
天启二年（1622）二月，王化贞被捕入狱，熊廷弼罢职听勘。会审之后的结论是：王化贞“朴实不知兵……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对于熊廷弼的评判要比王化贞更差一些，指责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重视广宁，“其刚愎之性、虚骄之气，牢不可破”。而且经略、巡抚之争就是由他最先挑起来，不顾大局，“笔锋舌枪相寻不已，守备之计等闲置之”，所以熊廷弼“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最后的结论是经略、巡抚同罪，熊廷弼和王化贞被判死罪，入狱问斩。
熊廷弼又被安上了行贿的罪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其时阉党魏忠贤正要迫害东林党杨涟等人，熊廷弼的案子有两个很关键的条件，正好可以拿来利用：一则案件涉及边镇事务，案情足够重大；二则熊廷弼是湖北人，与杨涟同乡。阉党官员出面诬告，称熊廷弼在广宁大败之后，用大车装满金银到北京行贿，托请京官为他说情，其中就涉及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都是魏忠贤的死敌。
熊廷弼明白自己难逃一死，在牢狱中写下《七恸歌》，全诗7节，每节7句。恸父母、恸老姊、恸老妻、恸爱妾、恸娇儿、恸爱女，最后一节词曰：
我恸我恸在本身，一具肮脏（音kǎngzǎng，高亢刚直的样子）骨头真。
纵使英魂肯消灭，冤血腾空飞鬼磷。
宗社有灵天有眼，天王明圣终察臣，生为忠义死为神。
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被斩于西市，尸身弃于荒野，首级送至北方边境各军镇示众。魏忠贤假传旨意，严厉追查熊家行贿赃款，熊廷弼的长子被逼自刎，女儿呕血而死。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屡有大臣上疏为熊廷弼鸣冤，请求归葬，崇祯终于同意，下诏准许熊廷弼的次子为他收尸安葬。
对于熊廷弼的功过是非，《明史》给出的评价是：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乾隆皇帝对熊廷弼的评价非常高，为他的屈死深感怜惜：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坏长城、弃祖宗基业而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