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曙明
【越王台上的读书人】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广州，风和日丽，万物安宁。布衣黄畿在越秀山下的双槐洞筑了一座“粤洲草堂”，作遁世读书之用。那时许多人做学问只为功名，因虚誉而猎冠服，狷介之士不屑于此道，往往隐居乡野，或闭门读书，或开馆授徒，成为一时的风气。
越秀山在广州城北，北倚白云山，西与席帽山、西山相接，南与番、禺二山相属。城墙跨山而过，气势奇雄，下瞰全城十万人家，远江如带，人烟渺渺，云水茫茫，就像一座雄伟的屏风，为这座千年古城藏风聚气。
黄畿是香山（今中山）人。7岁便能吟诗作对，鼓琴弦歌，被誉为奇童。16岁入郡学，通《诗》《春秋》，文章自成风骨，令督学佥事惊叹，以为不亚于“古作”。但当时郡学的士子往往耽溺于酒色游乐，无心向学。有一回，同学外出偷鸡煮食，邀他同食，黄畿对这种行为深为不耻，以就近侍奉父母为由，辞学归里，转到邑庠读书。
黄畿早年便绝意举业，隐居在罗浮山，潜心学问，时人尊称他为“粤洲先生”，留下的著述十分丰富，有《三五玄书》二十五卷、《皇极经世书传》八卷等。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他赞誉有加：“粤人书之精者，以畿为最。”
可惜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正德八年（1513年），黄畿陪儿子黄佐赴京应试，途中染疾不治，客死他乡，年仅49岁。他在双槐洞的草堂，位于今小北大石街附近。后来因为兴建明道书院，草堂被划入书院范围而遭拆除。嘉靖七年（1528年），书院被改建为周元公祠，祀周敦颐。
以当年黄畿的布衣身份，要聚徒讲学，并不太容易，谁会把子弟送给一个连举人都不是的老师教学？故他的“粤洲草堂”，当属私人读书之所，并非教学的书院。在黄畿逝世15年后，黄佐把书院买下，重建粤洲草堂。
黄佐，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廷试选庶吉士，嘉靖初授翰林院编修。在他的重整旗鼓下，粤洲草堂已具有书院的讲学功能，在岭南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等人，都是黄佐的得意门生。黄佐不仅精通儒家典籍，对古乐也很有研究。他还制作了琴、瑟、钟、磬、管、篴、笙、箫等乐器，向门人传授。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了一件逸闻：有一回，黄佐和门人合奏一曲，忽有两雉从云天之外翩翩而降，起舞和鸣。大家亲睹这一奇异景象，无不欢喜道：“这是文明的瑞应！”
“迂冈书院”在越秀山麓，这是伦以谅（山西道监察御史）、伦以训（翰林修撰）兄弟为纪念父亲伦文叙而建的。
伦文叙是广东南海人，据说他“长身玉立，头颅大二尺许”，明弘治二年（1489年），伦文叙以儒士身份到省就试，中高等肄业，入太学。十年后参加考试中会元，殿试又中状元。伦文叙在广州的状元第，建在今海珠中路福地巷。他的三个儿子伦以谅、伦以训、伦经诜均先后中进士。父子四人，都由儒士身份擢鼎甲，极尽一时荣盛，当年在擢甲里巷口，就立有一座“父子鼎甲”牌坊。
伦文叙出身贫寒，童年常帮家里卖菜，相传有一回，伦文叙给寺院送蔬菜，和尚嫌菜不新鲜，要他挑走。伦文叙苦苦哀求，和尚说：“百贤殿上的柱子还差一副对联，你若能说出一副切当的联来，菜就如数买下。”原来和尚久闻伦文叙聪明绝顶，想请他写对联，但又觉得开口相求，面子上有点抹不开，便想了这个办法。伦文叙不假思索，应声而作：杏坛七十二贤，贤资希圣；云台二十八将，将将封侯。”七十二加二十八，正好一百，和“百贤殿”的名称堪称璧合，和尚不禁为之喝彩。
这类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几百年来，经过“讲古佬”和戏曲的不断渲染，广泛流传。伦文叙在广州人眼里，就像一位生活于市井中的智者。
在越秀山东麓，有一座“天关精舍”，由湛若水主办，是明代广州书院中一颗明亮的巨星。弘治至嘉靖年间，湛若水历任吏、礼、兵三部尚书，与王守仁齐名，致仕后一心办学。有一位名叫吴藤川的老人，因景仰湛的道德学问，以77岁高龄到天关精舍拜师，湛若水深为感动，尊称他为“藤川丈人”，并赠予南岳四方竹拐杖，上刻亲自题写的铭文：不知日之将暮，步高一步，久矣高蹈。”后又有两位老人前来拜师，一位是82岁的黎养真，一位是81岁的黄慎斋，人称“天关三皓”。
在湛若水学生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102岁的简姓老人。但湛若水不敢以师尊自居，恭恭敬敬，请简姓老翁上忠爱堂南面而坐，自己东向坐以示尊敬。天关精舍竟有五位年过八旬的生徒，加上他自己也是八十多岁，凑成“天关六皓”。天关精舍，真不愧为“岭南儒林之光”。
【越秀山与书院教育之缘】
正德、嘉靖年间，越秀山上除迂冈、泰泉外，还有清泉、镇海、慎德、白山等多间书院，以及众多的历代名宦名贤祠。
清泉书院是正德年间进士黎贯所建。黎贯，是从化建县后的第一位进士，致仕归田后，在越王台下筑山房，开办清泉书院。其子黎民表是岭南诗坛的一位大诗人，诗书丹青，无不精妙。清泉书院中常常英贤满座，他们闲评古帖，豪谈诗画，大有“俯凭栏槛倾樽罍”的快意。
镇海书院是湛若水的门生王渐逵讲学之处。王渐逵，广东番禺人，世居沙湾青萝山下，人称“青萝先生”。传闻有一回他在书斋中秉烛夜读，外面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潦水涨满沟壑，他却全神贯注于书卷之中，浑然不觉。等到读完一卷，灯油已尽时，才从书中的世界返回现实，吃惊地问旁人：“刚才下雨了吗？”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渐逵中进士，任刑部侍郎。才做了两年官，已有南枝之恋，辞官归里，一边讲学，一边自种果蔬。后从沙湾老家搬到广州洛城街（今吉祥路北段）居住，但见满城朱楼绮户，声色犬马，不禁叹道：“纷华波荡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这令他萌生起办学育人，端正士习的愿望。
嘉靖十四年（1535年），礼科给事中董进第向世宗皇帝举荐天下人才凡三十余人，皇帝钦定了十几人，王渐逵便是其中之一。他奉诏上京任官，两月内上疏数千言，敢道人之所难言，朝中大臣个个怕他。高官生日请他赴宴，他拒不出席，但对一些身份低微的老朋友，却殷勤款待，故而得罪了不少权贵，谗言不绝，结果被皇帝革职，永不叙用。
之后，王渐逵在广州筑“小云谷精舍”，专心著述，也在镇海书院讲学。讲学之余，他与伦以谅、伦以训、何维柏等人踏歌于越秀山上，把酒赋诗于菊湖水畔，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对于这一代的儒者来说，越秀山俨然成了寄托人生理想的一方圣土。
慎德书院是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霍韬所创办。霍韬，人称“渭厓先生”，广东南海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皇帝驾崩，因为无嗣，以遗诏迎堂弟朱厚熜继帝位，即世宗皇帝。按照程朱理学的礼制，堂弟入继，应改叫武宗的父亲为父亲，叫自己的父亲为叔父，但后来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引发“大礼议”。
当时满朝大臣极力劝谏，世宗却一意孤行，追封其生父为“恭穆献皇帝”，加封生母为“章圣皇太后”。在这场风波中，霍韬是支持世宗的，他认为天伦不可颠倒，因此得到世宗的宠信，要给他加官晋爵。但霍韬为避媚上取宠之嫌，三次坚辞不受，他说自己的立场完全出于一片公心：“公议所在，系国家元气，系天下治乱。”因此，《明儒学案》称他“举动光明”，“其所论列，动关安危大计”。
白山书院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巡按陈储秀为纪念伦以训（号白山）而办，县志载其院址“在北城内”，北城范围包括今西起盘福路口，北至小北，南至东风路一片，可见白山书院也是依越秀山而建的。
正德、嘉靖年间，广东渐成全国的学术中心之一，湛若水创办大科书院、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办石泉书院，霍韬创办四峰书院。四大书院都在西樵山，皆因从两宋开始，书院就有一个传统，选择林泉幽静之地，避开城市的尘嚣。书院的主讲不称“院长”，而称“山长”“洞主”“山主”。
环顾明代广州新开办（包括毁后重建）的书院，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官立书院计有九所，除泰泉书院是由私人草堂改建为官立书院，位置在越秀山下，及五羊书院地址不可考外，其余七所（崇正、白沙、濂溪、正学、晦翁、龙德、营道）都在闹市中心。这是因为官府要利用旧公署的废址来办书院，城内自然较为方便，亦便于官员公余讲学，但到嘉靖元年（1522年），崇正和濂溪也迁往越秀山了。
私立书院计有十所，除矩洲书院在西关，较接近市井外，其余九所（白山、天山、白云、天关、镇海、迂冈、慎德、赤山、云淙）全在白云山、越秀山、城东北角一带，或珠江南岸乡村，尽量远离城市中心的繁华之地。
从这时开始，越秀山与书院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一直传承至今。后来的史家，以春秋责备贤者，指明代“醇儒高谈心性，极高明之致；一涉政务，便空疏之极”，但事实上，在明代的广东学者中，不乏肝胆昆仑之辈。当时参与和领导抵抗清军的，就有陈子壮、黎遂球、屈大均、陈邦彦等名重一时的诗人、学者，他们都曾在越秀山上留下过足迹。而当人道、国家、民族、文化存亡之秋，无不以自己的学问与生命，展现一种道德理想与人格精神，足以彪炳青史，绝非“聚讼盈室，言不及义”的腐儒。
【面朝大海的商人】
大元的国祚短暂，明代继起，出于对倭寇海盗的恐惧，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禁止二桅以上的船只出海，凡私下与海外互市、贩卖番货者，一律严惩不贷。这时世界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而中国则视乎九州之外，都是龙荒蛮甸之地，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只许他们若干年朝贡一次，而朝廷则赐予金帛珠玉，以示施恩布德。郑和去世后，中国便全面结束了对海外的探险活动，关闭国门。
朝廷在广州、泉州和宁波分设三个市舶提举司，管理“四夷朝贡”，只准朝贡国的贡船进港，非朝贡国的商船，统统拒之门外。在市舶司之外，朝廷又另委派一名太监到广州，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又设立“提督市舶衙门”（又称市舶公馆）。市舶提举和市舶提督并驾齐驱，互相监视，互相牵制，但太监的实际权力在提举之上。
即使对朝贡贸易，也有诸多限制。官府指定由家底殷实的人充当官牙，代理市舶司管理朝贡贸易。哪家牙行接引哪个国家的贡船，都由官府规定好，不能随便过界。牙行从官府领取印信文簿，上面注明客商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量，官府每月都要查验一次。牙行的主要职责是：番舶抵岸后，上船验货，代为报官；市舶司对番货征税后，估值定价，介绍买卖；管理番货市场的各种事务。
明代海禁时期，广东市舶司主要负责来自暹罗、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和西洋的贡船。朝廷规定，安南、占城、高丽、真腊、爪哇等国三年一贡，琉球两年一贡，暹罗六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每次船不能超过三艘，每艘船上人不能超过两百（后来放宽到三百）。嘉靖年间，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被撤，只留下广东市舶司，广州再次成为海上丝路的唯一进出口岸。朝贡的物品，不用运上京城的，都在这里抽分，然后交由牙行招商发卖。
这些牙行利用垄断地位，千方百计牟取更大的利益。往往在船还没开始验货时，就先和船主私下交易，把最值钱的货品买走，“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官”。于是，朝廷决定对官牙制度实行改革，开放给更多民间商人加入，同时建立客纲和客纪，前者是牙行的主事，后者是牙行的经纪。
这些牙人本身也是商人。明人黄佐的《广东通志》说：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人为之”。1962年，一份题为《1500年至1630年在印尼群岛的亚洲贸易和欧洲影响》的西方文献，记述了这些牙人的角色：“当（外国）帆船到达后，通知于广东的地方官。广东的评价者（牙行）就来估价货物，然而他们是和中国批发商人一起评价货物价格的。”这就是明代掌控外贸市场的“三十六行”，有时也称作“十三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一首著名的《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很多人根据《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年间，认为屈大均这首诗是描写清代十三行，其实不然。从屈氏书中行文可以推测，这首竹枝词乃屈氏引用自己的旧作，而非专为《广东新语》而写。屈氏生活的清代前期，南方反清复明抗争，此起彼伏，朝廷实行禁海与迁界，海外贸易早已不复“洋船争出”的盛况，屈氏在缅怀昔日“番夷辐辏”的繁荣时，尝作“今皆不可问矣，噫嘻”之叹，可见他写作时，乃“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的时代，所谓“银钱堆满十三行”，不过是“白头宫女闲话天宝旧事”。
明代官牙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代官家验货、定价、征关税到发卖舶货，而市舶司的权力则逐步分解，功能日见萎缩，双方呈此消彼长的态势。牙行实际上成了实行数百年的市舶司制度的掘墓人。
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的六年间，越来越多的私商不避刑辟，加入到海贸行列，不断冲击朝廷的海禁政策。据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所记，当时“广州几垄断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许多非朝贡商船，也打着朝贡旗号蜂拥而来，珠江水面上，舳舻相接，十里连樯。
当葡萄牙在澳门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贸易点后，每年从中国进口不计其数的丝绸和瓷器、漆器、壁画等工艺品。澳门从一个荒凉的渔村，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瞩目的繁盛商港。但澳门只是葡萄牙采购中国商品的一个中转基地，真正的货源集中在广州。
朝廷规定，澳门海市由香山县（今珠海）管理，负责验货抽盘，“澳夷”禁止进入广州。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星期，走街串巷，眼界大开，对遍布城厢内外的粤绣和其他工艺品作坊印象深刻。他在《中国志》中津津乐道：“（广州）很多手工业工人都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的产品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用彩色丝线盘曲地绣在鞋面上的绣花鞋、彩漆绘画盒、硬木家具、镀金的铜盘、瓷器等，都是绝妙的艺术品。”仅以纺织作坊为例，当时在广州附近，便多达2500余家，每个作坊约有工人20名，其盛况可窥一斑。
广州还有一种美妙绝伦的艺术品，较少被人提及，但它很早就成为欧洲贵族青睐的奢侈品之一，那就是象牙雕刻。四牌楼（今解放中路）南段西侧的象牙街，西至走木巷一带，在宋代是买卖象牙货品的专业街，到明代发展为加工象牙、玉器的专业街。
有“仙工”之誉的广州牙雕，亦称南派牙雕，分雕刻、镶嵌和编织三大类，以雕刻之中的镂雕最具特色，精致玲珑，巧夺天工。题材多为花木、山石、龙舟、宝塔、蟹笼等岭南山水景物，一直是海外客商心仪之物。把精致的象牙工艺，运用于印章、文具、梳具、餐具等，在中国的士宦人家，十分普遍，良工巧匠制作出极为精细的象牙球、象牙扇、项链、象牙梳、鼻烟壶、文房用具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当时坊间有“苏州样，广州匠”之谚，明代的《广州志》称：“（广州）香犀、象、蜃、玳瑁以及竹、木、藤、漆诸器，俱甲于天下。”
【市井中的芸芸众生】
明代的广州，经过三城合一的整治后，面貌一新。每天辰时一过，沿街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一夜无声的城市，像河渠开闸放水般喧闹起来。城门一开，第一批涌进来的，总是那些运花入城贩卖的花农。
几百年过去，历尽朝代更替与战火摧残，河南庄田仍然繁花如海。花农半夜即起，踏着月色下田采花，至五更鸡唱过后，便运到珠江边装船，在晓色与波光相映之间，一艘艘摆渡过江。这时，五仙门码头泊满花船，芬芳飘满一江。花农们“吱吱呀呀”挑着一担担素馨花，把馥馥香风也带进城里。大南门、归德门、小南门、正东门、正西门、大北门、小北门等大大小小的城门，都做了花市，仅素馨花每天就卖出不下数百担。
人们不禁要问，那时的广州到底有多少人口，一天消费几百担素馨花？说到这个，不妨拿广州人吃猪肉的数量，作个旁证。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有位在广州生活的传教士写了本《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书中写道：“（广州）城里的统治官员命令调查每日的食品消耗量，结论是光是猪肉就要五六千头，要不是有很多人吃黄牛肉、水牛肉、鸡及大量的鱼，猪的消耗量将达一万或一万头以上。”由此可以想象，广州人口众多，确实不假。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修筑新南城后，高第街被纳入城墙范围之内，称作“南关”。濠畔街在高第街以西，与玉带濠相连。总督吴桂芳曾形容这里“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霍韬的儿子、进士出身的霍与瑕也写道：“城南门外，东西亘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盖会城繁华之所都也。”沿濠两岸，千庑万室，人烟凑集，各种各样的店铺，一望无尽。
广州虽是千年商都，但民风依然淳朴。外地顾客在店铺里买了货品，几天后发现有瑕疵，拿来更换，店主一般都会准允，并不刁难。万历年间，钱塘人叶权游览广州后，在《游岭南记》中大发感慨：“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他还发现，广州人待人态度柔和，彬彬有礼，做生意很讲信用，追求薄利多销，只要有赚就行，不在乎赚多赚少。“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地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聚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一带也”。
高第街是一条“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的街道。人们喜欢到高第街选购布料和缝制衣服。那里的店铺，陈列着广州的白细棉布和斜纹棉布，顺德的蕉布、葛布，东莞的苎布、丝经布、麻经布，还有舶来的西洋机织布等，应有尽有。
裁缝不仅要手艺好，还要熟悉朝廷的各种规定。比如耆民（年高有德之民）的衣服，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的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分毫不能改动。农民入城可以戴斗笠，其他人都不准戴；公差出外可以戴帽子，入城不许戴；妇女不许着销金服饰、戴宝石首饰，农民的衣服可以用、纱、绢、布，商贾只能用绢、布，颜色不能过于鲜艳。诸如此类的规定，繁琐无比，且不得随意僭越。
但在广州街头，身穿各色纻丝绫罗纱衣服的妇人，穿梭往来，香雾成阵，春色满城。朝廷不准民妇穿的大红衣裙，一样有人穿，还有人穿沉香色、元色、酱色、玉色等五彩斑斓的衣服；有的妇女还用金链子把耳挖子、牙签、摄子、小刀串起来挂在胸前，作为装饰。
女人们喜欢逛南关，这里不仅有鳞次栉比的布店、裁衣店、首饰店，还有各种鲜花档、糖果档，初一、十五拜神，都要来这里采购一番。珠江三角洲盛产甘蔗，榨糖业十分发达。糖果品种繁多，有用麦芽糖制成的窠丝糖；有做成玲珑条状的糖通；实心糖小的叫糖粒，大的叫糖瓜；还有制成番塔、人物、鸟兽形状的饷糖；祭灶拜神则用糖砖。嘉靖年间，市面上开始有白糖出售，这种晶莹如雪、速溶味甜的调味品，很快进入千家万户和酒楼食肆，并成为抢手的外销商品。崇祯十年（1637年），从广州开出的英国“凯瑟琳”号商船上，便运载着一万二千多担广州白糖和五百担冰糖。
与宋时相比，广州人对茶的热衷，渐渐超过酒。街上的茶坊、茶行、茶寮，骈门连室，成行成市，四乡茶农也挑着担子进城贩卖茶叶。本地的西樵山茶、白云山茶和苦艼，因为价格比较便宜，颇受普通茶客欢迎。河南地除了出产素馨花，也出产茶叶，“春深时，大妇提簏，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
本地茶虽不及岭北的蒙顶石花、白露鹤岭、鸠坑、兽目、雀舌等茶名贵，但更适合广州的水土气候，因此购买者不乏其人，他们甚至声称西樵山茶“甲天下”。而“香色殊绝，气味深远”的鼎湖山茶饼和“芳香勃发”的罗浮茶，都是佳妙之品。文人儒士到刻书坊搜罗《茶经》《茶谱》《茶疏》一类书籍，作为附庸风雅的谈资。
从高第街沿着玉带濠往西走，花团锦簇，步步繁华。两岸的酒楼排列成阵，宴席齐开，处处莺歌燕舞。濠畔街在宋时便是花街柳巷之地，公子哥儿吃风月酒、使脂粉钱的地方，明时仍是豪门巨族、官宦子弟、富商大贾的酒食征逐之所。
太平时世，在红尘中打滚的士大夫们，总爱流连于酒楼食肆之间，今日张三设宴，明日李四请酒。大家往桌前一坐，先上一壶靓茶，再上餐前小食。据参加过这类宴席的克罗兹传教士描述，小食有炒过去皮的栗子、敲碎和剥好的核桃、清洁和切成片的甘蔗，以及荔枝干脯等。另有新鲜果品堆成塔状，插上牙签，方便客人享用。吃完果脯再上小菜，最后是正菜。这些习惯，大部分到今天仍然保留着。
克罗兹观察到，广州人是用“涂金的棍子”筷子）吃饭，用“涂金的瓷杯”喝酒的。不管洋酒、土酒、茅柴酒，就像玉带濠的流水，有去无回。广州人见面互相致意，都是问“吃了没有”，如果对方没吃，便马上拉着上饭馆。
广州市场上出售的肉类，以猪肉和鱼为主。广州人的购买习惯很独特，猪要整只买，鱼却切开买。万历年间的两广总督张瀚见了，大呼奇怪：市肆惟列豚鱼，豚仅十斤，既全体售；鱼盈数十斤，乃剖析而售，惟广州为然。”他说的“十斤豚”，很可能是乳猪。而鱼切开出售，不同部位可以卖不同价钱，屈大均品评：“鲩之美在头，鲤在尾，鲢在腹。”这是美食家的经验之谈。
广州人还特别喜欢吃鱼生，以前有句俗话：“冬至鱼生夏至狗。”鱼生用草鱼、鲩鱼或是鲈鱼的肉制作，把鱼在山泉水中养数天，不给饲料，让鱼耗掉体内脂肪，吐净肠中污物，然后将鱼开刀放净血，鱼肉切成薄片，以呈现雪白质感为佳，不能有一丝血迹。拌以腌姜丝、葱丝、酸萝卜丝、香芝麻、柠檬叶丝、椒丝、蒜丝等调料，食之爽口美味。
入夜的濠畔街张灯结彩，比白日热闹十倍，各家酒楼都有自己的镇店之酒。本地烧酒，以龙江烧最为出名，又有细饼烧、大饼烧之类。广州盛产鲜花，免不了用花酿制各种美酒，有酿酒师把鲜花放到龙江烧里，加入少许沉香，封缸两月，一打开异香扑鼻，名为“百花酒”。龙眼花、蒲桃壳、桂花、荔枝花，都可以酿成美酒，用角香、沉香、黄香、熟香等香料酿制的七香酒，芬芳馥郁，从街头香到街尾；又有用荼蘼露制成的秋露酒，隆冬之夜，一盏御寒，也是人生的快乐时光。
酒过数巡，半醉的客人就要摆开马吊，大杀三方”了，酒楼上立即嘈闹起来。马吊是明代兴起的一种四人纸牌赌博游戏，从文人雅士到胥吏隶役、屠侩脚夫，爱好者甚多。连深居香闺绣阁之内，不便抛头露面的宦家女子，也把马吊、斗虎作为度过炎炎夏日的消遣。
经历了几次兵变，广州一次次浴火重生，比原来更加繁盛。万历末年，因海禁逐渐松弛，濠畔街的兴旺，达到了顶峰。江苏人王临亨在街上转了几圈，便被广州人的饮食奢费吓着了，惊叹：“穗城人富而俗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
那时在遥远的北方，后金胡马长驱，北方难民，杖履相从，开始向南逃亡。广州的读书人，置身软红十丈，怎能不兴起一腔“惜乎，如此江山”之叹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