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君（文化学者）
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史”，5000年前的中国文明是什么样子？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5000年前，还是人类新石器时代。在地质概念上，新石器时代属于“全新世”。大约8000年前，地球开始了大暖期。那时的天空，何等慷慨，尽情挥洒阳光雨露，使万物茁壮成长；那时的大地，何等富饶，人行于天下，各取所需。大暖期延续了4000年左右，人类文明终于站稳了脚跟，具有了作为万物尺度的样子。于是，脱颖而出的人类开创了一个与自然界不同的新世界。
考古学称大暖期孕育的人类文明为“新石器时代”，我们则称之为“石灵时代”。因为，史前时代的中国曾为玉器审美所统一，具有信仰功能的“玉灵”无处不在。
天赐良玉
据碳14年代测定，距今8000多年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玉器文化遗址。这里出土了玉斧、玉玦、玉锛，属于红山文化板块。
在辽宁大凌河源头，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山下流过一条牤牛河。考古人在山梁上有了新发现，命名为“牛河梁遗址”，距今6000多年。
打开牛河梁遗址的墓葬，墓主人从头到脚都摆放了玉器。有的头枕玉凤鸟，胸前覆盖玉兽牌饰；有的头枕斜敞口玉箍；有的胸前挂着那件著名的玉猪龙，憨态可掬；有的头枕玉环或玉璧，双手握玉龟；有的脚下散落着玉器。看那架势，很有孔子说的“一贯三为王”的意思。斜敞口玉箍令人联想到出口，人死后灵魂从中飞走；头枕一只玉凤鸟，是为搭载灵魂飞天？还有，白玉护白骨，骨髓渗入玉中，大概就是“纳髓入玉”的源头了。玉是灵魂最后的据点，是人的血性与骨气之美的表现，灵魂以玉为载体，得以不朽。也许，墓主人是位巫 王，是红山人的精神领袖，带领红山人在神庙、祭祀台举行祭仪。
与红山文化板块大约同时代的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精致的石器，例如石磨盘和石磨棒。考古人得出结论：这里应该是当时先进的食品加工点。但遗址只有物质生产工具，没有出土用于精神活动的玉器。
牛河梁人已经知道灵是怎么回事，还为灵找到了物的载体——天赐良玉。红山文化遗址是一处以玉为灵媒的文明摇篮地，随葬品为各种玉器，少有陶器或石器。而且玉器的摆放有其秩序或规矩，是典型的“以玉为祭，唯玉为葬”的玉文化，形成了以玉为灵的早期人类精神结构。
不妨问一问，人死后为何要安葬？有关灵魂的拷问，就会像闪电一样思接万年，震撼我们的心灵。先民对于死亡的那一番安排，并非出于动物本能，而是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是要表达一种超越性——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万物之灵。躺在红山文化遗址里的那位牛河梁人，他的安葬，不光是安顿身体，还要安顿灵魂。人之异于禽兽者，就在于那么一点精神。
先民能掌握的物质很有限，石头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自从拿起石头，人类就站立起来，再也没有回去爬行。他们追逐猎物，从日出到日落；抛出石头，那一条美丽的抛物线能击倒猎物，连虎豹也要逃走。那时，人的精力和精神都集中在石头上，未有其他事物分力分神。所以，流传至今的上古玉石还生气勃勃，充满了精气神，纯而又纯。精神，如同人直立行走，既有植物性的直立，根柢于地，向天空生长；又有动物性的行走，以能动性和主体性纵横大地，为万物之灵。
灵之于人，可以为神，为英雄；灵之在物，可以为仁兽，为嘉木；灵之在石，可以为金银，为美玉。人类灵性的花朵，先在石头上盛开，从石头蔓延至万物，而使万物有灵。万物有灵观念的萌生，意味着人的灵性觉醒。用灵眼看自然，自然万物都有灵；用灵眼看自身，人自有灵魂。
玉，则是石中之灵。它是那么晶莹，那么透亮，那么温润，那么贴近人的生命的气息，那不是石灵是什么？灵之为灵，原来就在于美！正是人的审美本能及其审美活动，在中华大地，也只有在中华大地上，才以玉为标志，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信仰美的人民。
良渚人的“身份证”
中国史前玉文化有过三次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红山文化，第二个高峰是凌家滩文化，第三个高峰是良渚文化。
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玉器是一国综合实力的反映。玉为石之坚者、石之美者，治玉的能力不仅反映了以石器制作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和以石制兵器为主的战斗力的水平，更体现了以礼玉制度为标志的社会文明发展程度。从根本上说，玉的物质属性所决定的审美功能以及对玉的审美共识达成的文化认同，形成了早期中国的礼玉文明导向。
良渚文化里，最重要的便是玉器；而玉器之中，最要紧的是玉琮和玉璧，它们是良渚人用来法天象地的神器。玉琮上刻有以鸟为原型的神徽；玉斧或玉璧上则直接刻有写实的鸟纹，所以称“鸟纹璧”。能上下天地与人交往者，唯有飞鸟，四季变化的信息，便是鸟带来的。通过对鸟的观察和交往，先民得以知天时、明节气、辨物候。
考古人在反山遗址发现大墓群，望之如“良渚王陵”，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多为玉器。被称为“琮王”“钺王”的两件超大型玉器于墓中出现，象征神权、王权。那么，玉璧又代表了什么？
《周礼》提到“苍璧礼天”，将其视为祭天礼器。此说在良渚文化中尚缺乏考古学的依据。良渚玉璧以量胜，与后世的玉璧相比，其选材大多斑斓绚丽，较少纯色；制作工艺相对简单，许多玉璧轮廓不正，厚薄不匀，钻孔错缝不加修治，属于工艺相对粗放的器种。
在墓葬中，除了一两件制作精良的玉璧位于墓主胸腹部位，其他多以叠放形式位于墓 主脚端。玉对于良渚人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不仅大墓多有玉璧，较小的墓葬亦必须陪葬玉器，虽然档次较低，有的仅仅是在边角料上凿个孔。有人据此认为，玉璧是墓主人“财富的象征物”。还有人更为明确地指出，良渚玉璧的真正功能就是一种“原始货币”，后来的“珠玉之币”即源于此。
我们认为，玉璧代表民权。所谓“苍璧礼天”，不仅因为璧之环形似天体运行的轨迹，或许亦含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原始“民本”思想，反映了以财富及其货币化为核心的“民权”——个人权利的一个侧面，表达了“国民身份”所必须具备的财富属性。
如同青铜时代以青铜礼器和兵器来表明身份一样，玉璧等玉器是良渚人的“国民身份证”。墓中随葬的玉器，反映了玉在良渚文化中具有全民属性。福泉山墓葬遗址中，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屈肢葬人骨，既无墓坑，又无葬具，也无陶、石器陪葬，却有玉器伴随。头顶上有玉环一件，面颊旁有玉饰片一枚，颈部和下肢旁各有玉管二件。尽管地位低下，仍以玉为其身份标志。
若对照西方文明的古代国家起源来看，良渚文化少了两个文明的指标，一个是系统化的文字，还有一个便是青铜器。良渚文化不缺文字，从已发现的刻画符号来看，能够体现汉字造字六法的萌芽，但还不够系统化。殷墟文字有可能就是从它们发展而来，尚需新的考古发现来做进一步的确认。
青铜则是良渚文化的短板。良渚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将玉器礼制化，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没有玉器时代，直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所以，玉器时代成为中国文明的标志。
青铜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而玉器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反映的是改良化的文化发展。西方文明以技术进步的青铜时代立国，中国文明以文化发展的玉器时代立国，立国之本不同，国家的样式也就不一样。
“文化中国”的播种机
4500多年前，可能由于洪水和海侵，良渚人突然开始远离本土，进行多方位的迁徙，像播种机一样，一路上播下玉文化的种子。诸多迹象表明，良渚文化参与并推动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建设，正是在这一建设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良渚化世界”。
良渚文化先是南下，跨过钱塘江，统一杭州湾的史前吴越文化，将原来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地盘合二为一。然后，分两路北上，到达江淮地区。一路西向，进入巢湖流域的薛家岗文化区域；一路北进，同苏北新沂花厅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合流。
山东的龙山文化出自大汶口文化，同时又存在大量良渚文化的因素，可能是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融合的产物，一个是父本，一个是母本。
除了向东出海的一支未见踪迹，向西南和西北迁徙的都发现了遗址。往西南的良渚文化，分别进入皖赣、闽粤、巴蜀，融合于当地文化中，赋予了当地文化一种文化统一性的理想。真正发展起来，开启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形成文化主流——“良渚化世界”的，是往西北的一支。这一支在与其他文化的强强联合与冲突中，一起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体。从东南往西北去的玉石之路，可以说是良渚人的“诗和远方”。
当良渚文化在太湖流域基本消失的时候，它却出现在了西北地区。不是零售似地出现，而是成建制的体系化地转让。最显著的是，它突然大量出现在山西襄汾地区的陶寺文化遗址里，出土了前所未有的玉琮、玉钺、玉璧等礼器。
这一套玉文化的礼制文明，是怎样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呢？像琮和钺这样的“国之利器”，不可能经由贸易获取，只能由良渚人自己带来，或由外人从他们那里夺取。这就意味着，或是良渚人以征服者的姿态昂然进入，或为失败后相让。但应该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以“和合”的方式结成同盟，这比较符合“尧舜禅让”的观念。传说中的“尧都”，就在陶寺文化兴起的地方。
良渚人离开了本土，反而拥有了一个玉文化的世界。它的“流浪”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那就是太史公总结的“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太史公举了好几个王朝的例子，但他不知，史前中国的东南地区曾经有个良渚古国。正是这一古国运行的轨迹，率先开启了中国历史运动的大趋势。
良渚古国虽然解体了，但文化并未消失。良渚文化使玉成为“中国”的标识，每辨别一处遗迹，只要有玉器出土的，便是中国本土自发生成的文明。西方文化里没有玉。
玉不仅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标识，国家礼制取法于玉；同时还成为了中国人的道德范式，个体人格向玉的审美属性看齐，形成了精神文明的中国标准。据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的注释，玉字的第一义是“三块玉串联起来”，用于计算玉的数量。由量词衍生出衡量或制定标准的意义，转化为人格的准则，所谓“君子佩玉”，以美德约束行为。
参考“希腊化世界”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玉器时代的“中国”称之为“良渚化世界”，那是一个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中国。就像欧洲人自称“我们都是希腊人”和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那样，也许，史前中国就有过一个“我们都是玉的传人”的时期。那时，还没有“炎黄子孙”一说，玉成了当时中国人的身份象征。
中国历史的统一性，若要追根溯源，就应该到良渚化的“文化中国”去寻觅。孔子周游列国时不用带翻译；秦始皇“书同文”是一道行政命令，之所以能心想事成，是因为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
以玉立国，以审美和信仰立国，用玉文化来表达国家的本质及其制度化属性，古人就对玉产生了源源不断的需求。玉石之路的重要性一直延续到汉通西域，还专门为此设了一座玉门关。丝绸之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其实还是“玉石之路”。西方人从这条路上获得丝绸，而中国人还是要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玉根核。
中国文化的质，在玉石分离时，便已初露端倪。《说文》解“玉”曰：“石之美。”这就是说，玉与石的区别，就一个字：美！玉，本来是石头的一种，因其本质为美，而与石头分离。美，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本能感觉，还是一种文化认同。人的审美能力可以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
在对美的追求上，没有比玉文化更彻底的了；在对美的表现上，没有比玉器更纯粹的了；在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中，没有比制造玉器更超越功利、趋于审美的了。玉器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审美——为美建立标准和规范，使美呈现出文明的范式。
5000年后的中国人，仍在锲而不舍追求玉润的光芒；神州大地上，至今涌动着对玉的热爱。玉文化缔造了一个审美的国度，这就是“文化中国”的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