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上苇（文史学者）
蚕桑的传说与历史
远古之际，某位猎人偶然发现树上有许多闪亮的虫茧，便顺手摘下带回家给孩子玩。没想到孩子淘气，竟扔进了妻子正在烧水的陶罐中。这位怒气冲天的夫人随手抓了根木棍，想把虫茧从水中挑出——虫茧上的细丝被木棍粗糙的表面钩挂，随着木棍的转动被卷成一轴丝线。这些丝线细长而坚韧，略加搓纺就能做成弓弦或用来缝补兽皮。
于是，人们便刻意收集这种虫茧抽丝。丝线充裕后，又有手巧者试着编织成片，发现穿起来比兽皮和麻布舒服多了。再后来，人们又发现这些虫子只吃特定的树叶，便开始人工饲养……这就是荆苗传说中蚕桑的起源，恐怕也是最符合逻辑的解释之一。
严肃地说，正史中并无对蚕桑发明者的清晰记载。《史记》称黄帝“淳及鸟兽虫蛾”，只是称赞他的盛德泽及鸟兽虫子而已，并不是讲他和嫘祖发明了蚕桑。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说法仅仅是古人的传说，并无实证。
《晋书》开始记载皇后祭祀蚕神的仪礼：“蚕将生，择吉日……依汉魏故事，衣青衣。”宋朝范成大《吴船录》曰：“青衣，蚕丛氏之神也。”汉代扬雄《蜀王本纪》则道：“蜀始王曰蚕丛。”
亦有古籍称“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很明确地将蚕桑的发明之功归于蚕丛。而蚕丛又号“青衣神”，蜀地有青衣江、青神县等地名。汉魏以来，皇后青衣以祭蚕神，正是接受了这一古蜀传说。
这位蚕丛氏长什么样呢？《华阳国志·蜀志》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对于“其目纵”的说法，历来多有不同解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终于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纵目”的真相。
据考古测年，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应在殷商时期。这恰可以与近代考古发现相对应——殷商随葬的青铜器表面已多次发现丝绸的残片痕迹，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蚕纹，墓葬中出土了形态逼真的玉雕蚕。
但丝绸的历史似乎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据古籍传说，殷商先祖王亥发明牛车，曾驾车以帛、牛与周边部落贸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钱山漾文化遗迹中，也曾发现绢片、丝带、丝线。甚至，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中，还曾发现半枚被切割过的蚕茧。但这些传说或发现，还有一些待确证的疑点，若干孤证尚不能武断地作为蚕桑历史前推的铁证。
考古学家夏鼐通过对殷商丝绸织物的研究，发现当时已经有三种织法：普通平织纹、畦纹平织纹、文绮。花纹虽简单，但已经使用了有简单的提花机构的织机。也即是说，最迟至殷商，中国的蚕桑和丝绸产业已经较为成熟。
冠带衣履天下
随着丝绸产业的发展，相关文字记录也不断出现。在周代的钟鼎铭文中已经发现有“帛”“丝”的字样，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中则提及了蚕丝和丝织品的产地，诗经》《左传》《仪礼》等古籍中也大量提及蚕、桑及各种丝织品的名目。可见，采桑、养蚕、缫丝、丝织已经成为先秦人民普遍的副业。
从战国青铜器上的采桑图来看，当时的桑树大多比较高大，采桑需要攀援上树。所以《左传》中就记载了赵衰等人在齐国桑林中密谋，却被正在树上采桑的侍女偷听的情节。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很重视蚕桑，但以黄河下游的齐、鲁两国丝绸产业最为发达。齐、鲁所据均为东夷故地，东夷是殷商的盟友，在丝绸产业上原本就有技术优势。武王灭商后，又将俘获的大量殷商贵族和手工艺者分给齐、鲁两国，两国的国势又长期稳定，因而丝绸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姜太公一到封地齐国就“劝其女工，极技巧”，大力发展纺织业。贤相管仲也大力提倡蚕桑丝织，“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还可以免服兵役。又如，国家可以在春天给予桑农贷款，桑农收获后以丝织品还贷即可。
在如此鼓励下，齐国“桑麻植于野”，不但大量生产罗、帛、纱、绫、绮、纨、缟、綦、縠等初级丝织品，还可织造冰纨、绮绣、轻绡、方空縠、吹絮纶等高级奢侈品。春秋时期，齐君的宫人就已“衣必文绣”；到战国时，连齐君之马也“无不披绣衣而食粟”，甚至以“文绣披台榭”。到汉代，齐地工匠更是包揽了皇帝的服装制造任务。太史公因此感慨，齐地“冠带衣履天下”。
欲织就更华美的衣物，需要染色、刺绣乃至织锦等技艺。齐国从殷商遗族手里得到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又从东夷人、莱人手里学到了先进的染色工艺。据《管子》记载，“莱人善染”，所产紫色绢、紫青色丝绦的价格比周人便宜许多倍。但由于“齐桓公好服紫”，引起国人效仿，一度炒得紫色丝织物价格暴涨，以至于齐国“五素不得一紫”。齐景公则“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喜欢穿着五颜六色的丝织衣服到处炫耀。
甚至，连锦这种顶级丝织品，齐国也可以生产，只不过产量极少。“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仅限君王贵族们享用。
从历史文献看，战国时的染色工艺已经较为成熟。中原列国掌握了靛蓝（染蓝色）、茜草（染红色）、象斗（染黑色）等基本染料的制取工艺，并且逐渐摸索出了更精细的调色技术。例如，茜草加明矾可得猩红色，加铁盐则可得绛紫色。
及至汉代，许慎《说文》中已经收录表意染色之字20余个。北魏时，山东人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中又增加了许多染料制造工艺。例如，以红花制红色染料，需要在花开的一至一天半内采摘，最好是在清晨露水未干之前。采下之后，要即刻“杀花”，将花捣烂后放布袋中绞去黄汁。再捣一遍，用发酸的小米清汤淘洗，再用布袋绞去汁，就可以收取染红了。
蜀锦之美
从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直到魏晋之际，成规模的织锦业中心仍是不多见的。黄河流域仅见于河南的陈留、襄邑以及山东的临淄，由于受战乱的影响，其生产也时断时续。
只有蜀地的成都一枝独秀。它从先秦起就是极具规模的织锦业中心，一直保持着领先的织锦技术和极高的产能。从战国时秦遣张仪灭蜀（公元前316年左右），于“彝里桥南立锦官”起，直到明末战乱，四川人口凋零，蜀锦的嫡传谱系才算告一段落。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蜀锦艺人迁至云南继续织锦，是为清代著名的“通海缎”。清初，蜀地织锦业又迅速恢复，传承至今，仍为天下名锦。
织锦，即是在丝织品织造的过程中，通过二色以上的经线、纬线之调配，辅以经显花、纬显花或通经回纬等技术，把绚烂的花纹织入面料。织锦是一门难度极高的工艺，而且需要成套的体系来配合。虽然个别手巧者，如前秦的才女苏蕙，凭一人之力也能织出繁复的“回文锦”，但那是不计成本的艺术行为，仅能偶尔为之。
要实现规模化、商业化的织锦，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从硬件上讲，需要高质量的蚕丝原料、优秀的丝染技术、精巧的织机制造工艺。从软件上讲，需要有大批匠人的积聚，长期的摸索、交流、传承，以及稳定的高端市场需求。
成都的自然、人文条件得天独厚，蜀锦冠绝天下绝非偶然。作为蚕桑的起源地之一，成都平原周边有着优质且充裕的原材料供给。由于都江堰的水利之便，成都平原有最优越的农耕条件，足以养活一大批长期从事织锦的专业手工艺人。流经平原中心的锦江具有良好的水质，最适合濯洗织成的锦……还有一条，自先秦以降，蜀地一直较为安定，长期是高端技术人才净流入之地。例如，秦迁中原富豪入蜀，既源源不断引入中原的最新技术，又增加了高端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巴寡妇清、卓王孙之流，皆是蜀锦的固定消费者。
成都与中原织锦中心的差距有多大呢？看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就清楚了。对中原织锦中心襄邑，左思在《魏都赋》中描述为“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仅一笔带过而已。
而在《蜀都赋》中，则是格外浓墨重彩。“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这是讲市场需求和供给情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是讲从业群体规模之大，成品之灿烂夺目。左思对蜀锦的厚爱，于斯可见矣。
在《华阳国志》中，同样为晋人的常璩则进一步将蜀锦之美归功于锦江之水，称“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
左思、常璩如此推崇蜀锦，那是有原因的。在刚刚过去的三国时代，蜀锦一度是稀缺的战略物资，连他们这种大文学家也不一定能染指得上。
由于受到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影响，曹魏辖境内的织锦业几近亡失。长江流域的东吴则直到此时还没有掌握织锦技术，得长途跋涉向蜀国购买。
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对《管子》那套商品经济治国术自然了然于胸。他将蜀锦列为受出口管控的战略物资，亲自制定蜀锦专卖政策，专设锦官督促发展生产。谓之：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若南方大种夷侯来诣阙，及吴王求锦者，乃承诏出之。其小种夷及市买，一切不宜用锦。”
亦即是说，若非孙权或孟获这类够资格的战略盟友，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蜀锦——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法。对西南夷族首领而言，若得蜀锦之赐，是一种极有体面的政治认可，有助于提高其在周边部族中的威望，强化其首领地位。
孙权自然更有排场。刘禅即位后，蜀、吴实现关系正常化，作为重建战略同盟的馈礼，蜀国一次性就赠送了“锦千端”。稍后，吴国遣张温出使蜀汉，与蜀臣秦宓舌战了一场，但蜀汉君臣在私人馈赠上还是没有亏待他。张温回东吴后，把刘禅送“熟锦（即精制的锦缎）五端”、诸葛亮送“熟锦两匹”，加上其他赠送总计22匹这些流水账逐一列清，请示孙权要不要全部上交国库。
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在聚财方面的工作做得极为出色。至蜀汉灭亡之际，府库中尚存“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丝绸产业南移
从先秦时期起，丝绸产业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巴蜀地区。陇西虽然也有丝绸产业，但无论产量还是工艺水平，均不足与前两者比肩。至于长江以南，丝绸产业近乎空白。
东晋割据长江流域时，朝廷就很难征收到丝织品了。例如，苏峻作乱攻陷都城建康时，府库中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而绢仅“数万匹”。东晋朝廷给后汉君主石勒的脑袋所开赏格，仅是“布千匹”，而不是更贵重的绢。直到南北朝末年，历仕南北多国的颜之推还认为，河北妇人丝织刺绣之工远优于江东。
唐代实行租庸调制，以绢帛为通货，黄河流域30余郡都纳绢，但江浙一带只有吴郡等寥寥数郡纳绢而已。李肇《唐国史补》说：“初，越人不工机杼。”直到唐代宗时期，薛谦训为江东节制，“厚给货币”，密令军中将士娶善纺织的北方女子为妻，每年引进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
到北宋，黄河流域的丝织业虽然有所衰败，但所产绢帛的品质仍比江南强得多。别处的绢每匹重12两，河北绢则轻至10两。技术上更是遥遥领先，例如，定州改进了难度极高的缂丝工艺，“一寸缂丝一寸金”；单州的薄缣“重才百铢，望之若雾”。由于品质差别太大，以至于广南、福建、淮浙等地的商人纷纷跑到黄河流域的河北路、京东路及河东路来买绢。
当时的外国人也一致认为河北绢最好，辽国人就盛赞河北东路为“绫绢州”。靖康元年（1126），金军威逼东京汴梁，蛮横索要绢1000万匹，北宋朝廷只好清空库藏来应付。结果河北绢金人照单全收，浙绢则以品质轻疏，悉数退回。
及至元代，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南宋末年战乱频繁，对需要全产业体系支撑的丝织业造成了巨大破坏。丝绸业也在此时遭遇了一个要命的竞争对手——棉花。
棉花很早就已传入中国，但由于加工技术的落后，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棉花产业仅局限于边陲。直至元代，传奇人物黄道婆为改进棉纺织工艺作出重大贡献，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棉花产业才开始逐渐自岭南进入长江流域，最终拓展至黄河流域。
棉织品虽然不及丝绸贴身舒适，但在御寒方面则远胜之。桑树一般种植三年后，方能摘叶饲蚕，而种棉花当年就能见收益。种棉花技术简单，而丝绸业既要植桑，又要饲蚕，技术含量和投资风险显然更大。以蚕桑供一家之用，须有20亩桑田才够，而种棉花只需要1亩地就行。
在棉花的强势挤压下，丝绸产业何以在南方兴旺发达至今呢？这就涉及气候问题。据气象史学者考证，自唐代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气温一直呈下降趋势。南宋至明初期间，曾连续出现三次低温波谷。
丝绸产业恰恰最怕低温。由于气温持续下降，黄河流域的桑树一般只能在春天采一季，饲蚕通常一年一育。秋天虽然也可采摘，但对桑树生长及次年的桑叶收成有较大影响。
且晚蚕出丝量少，颇不划算。所以，北宋雍熙年间就有懂蚕桑的大臣孔维上书，请求朝廷禁养晚蚕，其理由即如上。
南方气温较高，从二三月至八九月皆可采桑，且桑叶叶片更大、叶肉更厚。因而可以较普遍地饲养“四眠蚕”，甚至有“一年而八育”者。
较之种棉花，北方经营蚕桑不划算，南方却有盈利。就这样，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元代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一场宏大的产业改造——黄河流域被棉花占领，长江以南则成为丝绸繁盛之地。
丝绸以其轻薄光滑的舒适性、光泽艳丽的美观性受到古人的青睐。丝绸之美，在清代《红楼梦》一书中蔚为大观。
贾母穿“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王熙凤穿“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宝玉穿“松花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宝钗穿“葱黄绫棉裙”，黛玉裹“杏子红绫被”，鸳鸯穿“水红绫子袄儿”，袭人穿“白绫细折裙”，王夫人身边丫环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其中，既有王熙凤等贵妇穿的“刻丝（即缂丝）”披风、褂子等极品织物，也有送给刘姥姥的“实地子月白纱”“茧绸”等普通品。
最显技术功底的一段描写，却是贾母论纱。贾母嫌窗纱颜色旧了，王熙凤忙道：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卍福花样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软，我竟没见过这样的。拿了两匹出来，作两床绵纱被，想来一定是好的。”
贾母揶揄她不懂行：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正经名字叫作‘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
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看着，就像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数语间，道尽了丝绸之极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