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文史学者）
从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刀”青铜刀算起，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大约5000年前，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青铜器的文明之一。
“中华第一刀”出现1300年之后，以青铜器大规模使用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持续1500年的“青铜时代”。这1500年，几乎覆盖了中国上古三代——夏、商、周。
除了日用器之外，流传至今的还有象征宗庙社稷的青铜礼器。它们无不是国之重器，楚楚有致，精美绝伦。这种深邃美感和文明底色，使得青铜礼器几乎每每一面世就成为国宝。
青铜不“青”
从物质属性上看，“青铜”是纯铜与锡、铅的合金。在我国古代，青铜曾被称为“金”，精纯而美好的青铜则称为“吉金”。
《诗经·周南》云：“我姑酌彼金罍。”（罍音lěi，古代一种酒器——编者注）这里的“金罍”，不是指黄金罍，而是铜罍。青铜本不“青”，而是灿烂的金黄色。只不过在经历数千年岁月后，蒙上了青灰或者绿色的锈蚀，所以才被后人直观地命名为青铜。
华夏先民掌握青铜技术的时间并非最早，但他们制作的青铜器种类繁多、造型奇异、纹饰瑰丽、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几乎没有其他同时期的世界文明可望其项背。诚如考古学者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所言：“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的概念和存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不论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的程序或原因上多么相似，青铜的重要性像在中国这样中心性的，是少而又少的。”
《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青铜器艺术而言，“形”大抵可理解为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器”是青铜器所依托的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道”则是青铜器所折射的独特文化品格与艺术风范。在华夏青铜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青铜器类别逐步增删损益，形制纹饰不断演进更迭，反映了“道”——中国上古文明思想、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演化历程。
在青铜器出现之前的史前时代，华夏先民日常生活用器及艺术品的制作材料多为玉石、兽骨、黏土。上古时期，人们造物很难依靠凭空想象，更习惯于模仿既有的手段。哪怕后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了新物质、掌握了新技术，旧材料、旧工艺依然沿着历史的惯性被广泛使用着。譬如夏商周玉器艺术，就是对史前玉器艺术的直接继承。玉璧、玉琮与玉柄形器等，显然与南方良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由此也可以推测，在夏商周时期，新生的青铜器也是和旧器物形制长期并存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青铜器曾模仿同时期的陶器。据郭宝钧先生推测，青铜鼎铸造工艺中，最初使用的模具可能就是“把陶泥糊在陶鼎外皮上”所得。如此翻制出的铜鼎，简直酷似陶鼎。
但这种模仿并非原样照搬，基于具体的功能需求和铸造工艺的进步，工匠们会在旧器物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调整。并且，器型用途也逐渐丰富，整体风格趋向浑厚凝重，纹饰则越来越繁缛富丽。
及至夏代，青铜器在糅合陶器工艺的同时，已经完全摆脱了陶器的桎梏，其形制已由小型工具或饰品，向着更厚重的新型青铜容器和兵器方向演进了。例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盉通常被认为是盛水器，使用于宴会等重大场合，供古人盥手之需。它顶部为圆拱形，伸出一管，作冲天斜流状，浇出水来，仿佛鸟喙吐哺。
狞厉之美
青铜器的装饰母题、表现形式、组织方式等，同样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发展变化过程。三星堆文明面世之初，就以青铜器上狰狞凶恶的兽纹、青铜神树的沟通天地功能等商朝特色，被认为已经与中原文明有了深度交流。
在商人的世界里，鬼神与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认为鬼神随时在干预人的生活，因此也就一直用心侍奉着鬼神，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祭祀，并宰杀羊、犬等动物作为“牺牲”，甚至斩杀奴隶、战俘。
基于这种鬼神崇拜，兽面纹（旧称饕餮纹）就成为了商代青铜器上的一种主体纹饰。标准样式的兽面纹，一般正面画写一只怪兽，其形象狰狞凶恶，但别有一种古朴、厚重，散发着源自上古鬼神的压迫感。这就是学者所称的“狞厉之美”。
商人所推崇的“吉祥动物”类目相当丰富，其中集“尊贵纹饰”之大成者，首推晚商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同时也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量最大者——四羊方尊。这座方尊，已有饕餮纹、夔龙纹、玄鸟纹和云雷纹等中原地区流行的几乎所有青铜器纹饰种类，排列痕迹屈曲有致，柔韧多变，奇诡瑰丽。青铜器艺术给人的强烈触动，俱流转在纹饰、线条之间，其风格可以用“端庄典雅，优美雄奇”八字来概括。
不仅是动物纹饰，商代青铜器还惯用兽首装饰。比如一些作为重要礼器的青铜罍（通俗说就是大酒壶），有的会把盖子专门做成“鸮”的造型，也就是夜行类猛禽猫头鹰。商人认为，它们是能带来吉祥的神鸟。
但是，这些兽首青铜器中，同时铸造了四肢的却很少，四羊方尊是个特例。正四方处四个立体圆雕的羊头下面，凸有浮雕的两条前足。若细致端详，会发现绵羊似在安详回望，羊口微张，更似有未露之语。与这种庄严镇定之美形成对比的，是与羊头比邻的四只跃然而起的龙首，首后蛇身游动，静谧之中别添生趣。
四羊方尊是一件祭祀礼器。如果从创作母体“羊”作解读，一个最直接的联系是，羊被人类驯养之后，一直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除此之外，在古代祭祀中，牛、羊还被奉为最主要的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牺牲”。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史料中就曾提到“卜用百犬、百羊”，有些材料中则提到“十五羊”“五十羊”，由此可见羊在商代作为祭品的使用量之大。
“羊”通“祥”，又通“阳”，古代先民把羊与尊相结合制成青铜礼器，寓意“羊”代表了吉祥和正义。上古时期就有“皋陶敬羊”的神话：掌管刑法的皋陶使用独角神羊“獬豸”（xièzhì）来决狱断案。所以，四羊方尊之“四羊”，正符合趋利避凶、保四方安宁的愿景，表达了殷商时期的人们对国族兴旺的期盼。
最早的“中国”
周人的宗法观念影响了青铜器的纹饰风格，其气质开始趋向质朴端庄。抽象的几何纹、动物纹大行其道，同时伴有全新的人物画像纹，极具代表性的是脱胎自兽面纹的“窃曲纹”。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更趋精美，且动感十足，活泼轻巧。此外，还有蟠螭纹、蟠虺纹、宴乐攻战纹等，图案组织形式也渐渐由“单独纹样”“适合纹样”转为“二方连续”，最后变为“四方连续”、分栏式构图。所有这些显著变化，都是青铜器艺术分期的重要依据，更体现了早期华夏文明思想、政治、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变化。
对周代青铜器的价值认知标准，与商代也有了区分：商代青铜器之价值，大体以个头论，形制越大越珍贵；而周代青铜器则往往以铭文字数多寡论价值。照这个标准看，刻有足足122字铭文的“何尊”可算是青铜器中的顶流。它铸造于西周初年，是一位名叫“何”的西周宗室制作的祭器，长颈鼓腹，大方灵动，通身浑厚气派，四条镂空大扉棱尽显设计巧思，尊体装饰蚕纹、蕉叶纹、饕餮纹等，
何尊的“国宝之路”惊险而传奇。1963年，一场大雨冲塌了陕西宝鸡贾村镇的一处土崖。居民陈堆夫妇在黄土中刨出了一件青铜器，精美的造型让他们觉得“也许有收藏价值”，便将其擦拭干净，妥善保管在了家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迁居，由于太重不好携带，便将其交给了兄弟陈湖保管。1965年，陈湖把铜器作价30元卖到了废品收购站。若无意外，这件国宝将会和许多破铜烂铁一起，被运到熔炼厂融化重铸。可就在等待回炉重造时，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放来废品站察看遗漏文物，注意到了它的不寻常。
看到它凝重雄奇的造型，严谨而富有变化的纹饰，佟太放当即断定这是一件珍贵文物，立刻向馆里汇报。之后，宝鸡市博物馆以废品站当初的购入价30元，买下了这件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14.6公斤的青铜尊，成为今天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细观何尊的122字铭文：
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大致意思为：周成王遵照周武王的遗训，营建了洛邑作为周朝的东都，取名为成周，表示已完成周朝的开国大业。周成王在洛邑新建成的宫殿里对同宗贵族“何”进行训告，并赏赐“何”30串贝币。“何”深感荣耀，铸造了这件青铜尊以记载此事。
读到“宅兹中国”四字，不禁眼前一亮，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中国”的文字记载。虽然此“中国”非彼“中国”，指的仅仅是“周天子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即洛邑（今洛阳）一带。《吕氏春秋》亦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藏礼于器
《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古人以青铜鼎为国之重器，代表王权，又以“九鼎”象征“九州”。
周武王在灭商三年之后就去世了，临终之前，托付弟弟周公以“摄政”的身份辅佐年幼的成王治理国家。周公营造雒邑，将九鼎迁至该城，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从此，以礼乐制度为特征的姬周王权才算是正式稳固了下来。
为了进行有效的治理，周公决定把宗族子弟和周人的亲密盟友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像太阳系的各个行星绕着太阳转一样，形成了各个诸侯国围绕周天子所在的王畿“中国”的同心圆格局。当然，彼时的“中国”离我们印象中的“中国”形成还很遥远。
周人以宗法制度立国，不复商代的“万事卜问鬼神”。这一观念变化，也深刻体现在了青铜器的形制上。
2000年，又一件国宝级青铜器重见天日，这就是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出土的青铜高冠凤鸟。它由上百块残片重新拼接而成，在考古报告中的正式名称是“鸟形尊”，是一种周代敞口青铜盛酒器，俗称“晋侯鸟尊”。它头颈微昂，高冠直立；全身布满鳞毛状纹饰，禽体丰满，两翼上卷。晋国匠人们将多种鸟类形象荟萃于一身，使得它造型像鸡，又像鸟，还很像凤凰。
“鸟尊”背上有盖，盖上有一鸟形钮，如同一只小鸟依偎在凤鸟背上；鸟颈与中空的腹腔相通，锋锐的弯喙则是自动开合的流口。不难想象到这样的画面：当倾斜鸟身往外倒酒时，“鸟尊”的上唇会自动开启；复位后，口即闭合，可防尘、防虫，很是巧妙。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成王的同母弟叔虞受封于“唐”地。叔虞去世后，其子始终缺乏考古学实证。直至燮父之墓被发掘，晋侯鸟尊现世，考古学家在鸟尊上找到“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的铭文，此事才一锤定音。所谓“凤鸣岐山”，凤鸟是周人的图腾，是他们心目中连接人与天的神物。晋国宗室是周人的同族近支，自然也继承了周人的图腾和习俗。
据《周礼》记载，宗庙祭器有“六尊六彝”，其中就有“鸟彝”。在这句九字铭文中，“乍”即是“作”；“向”字做“享”解，意为“贡献”；“太室”即太庙。那么，这段铭文的完整意思就清晰了：晋侯制作了一件祭祀祖宗太庙的宝器。晋侯去世后，这件宗庙重器随葬，陪伴他长眠地下3000年。后人至今才得以重拾凤鸟回眸之顾盼灵光。
由此可见，及至周代，青铜器已不仅是实用性器物，其更重要的功能是礼器。商人尚巫，周人则尚文，他们的观念是“敬天爱人”，特意用一套礼乐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及各阶层的权利、义务。天子、诸侯、大夫均有与其身份相应的青铜器铸造、使用规格，不可逾越。
青铜礼器作为“国之重器”，象征宗庙社稷。周代的许多大型青铜器，都有“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每奉宗庙祭祀、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以青铜器旌表功绩、记载盛况。所谓“藏礼于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最常用的礼器，青铜器从此与天子、诸侯“生则祭祀，死则随葬”。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青铜器记录了中国的古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