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兴无
中国科学界一直有“三钱”的美誉，钱伟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钱学森、钱三强。在多年的科研生涯中，钱伟长的研究横跨数十个行业，且在诸多领域贡献杰出。倘若细看他在每个重大关头的选择就会发现，爱国情怀贯穿了这位科学家的一生。他有句名言：“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救国：弃文学理
1912年，钱伟长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16岁那年，父亲钱挚病逝，他随叔父钱穆到苏州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日益拮据，钱伟长面临辍学的窘境。这时，他得知上海有一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自己开办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一个“清寒奖学金”，专门用于资助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子，每年有12个名额，钱伟长决心去试试。
1931年夏，钱伟长只身来到上海参加高考。那时的大学招生是各大学自设考场、自出考题，文、理科试卷相同。在1个月时间内，钱伟长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入学考试。
由于他对文史国学充满兴趣，因此中文和历史两科成绩考得非常好，但数理化却考得一塌糊涂，幸得文、史两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他同时收到了上述5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得到了“清寒奖学金”。遵从四叔钱穆的意见，钱伟长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
文史入学考试的满分成绩，让钱伟长成了清华中文和历史两大系争抢的学生。陈寅恪想让他进历史系；闻一多认为他该进中文系；朱自清也看中他的文学天赋，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劝他进中文系。
就在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北平各高校的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上街游行，强烈呼吁抗日。钱伟长的爱国热情一下子爆发了，他下定决心弃文学理，走“科学救国”之路：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先进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钱伟长向当时的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读物理系。吴有训查看了他的入学考试成绩，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是0分，就劝他还是学文科好。钱伟长执拗地说：“我读物理是为了将来为祖国造坦克、造大炮，是为了救国。”吴有训说：“学文也同样可以救国呀。”此后几天，吴有训走到哪里，钱伟长就跟到哪里，他缠着吴教授苦求了一个星期。吴有训见他如此执着，终于同意让他先到物理系试读一年，说：“化学、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每门都要能考70分，才收你。若有一门考不到，就转回文学院。”
钱伟长知道，要达到吴教授的要求，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拼命学习。在这一年里，他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早晨6点起床到科学馆去读书，晚上熄灯后才悄悄返回宿舍。他埋头在草稿纸上一遍一遍地演算，遇到难题时，就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就这样，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中学数理化补习完成，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追赶上大学数理化的教学进度。一年后，他的各科成绩都在70分以上，得以顺利留在物理系。
从此，钱伟长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起初，他像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的典籍。吴有训点拨他，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每读一本书都要能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长学到了这个方法，这也成为他终生受益的治学理念。
在物理系，钱伟长有幸聆听了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知名教授的课，还有来校访问的信息论泰斗诺伯特·维纳、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短期讲学，以及欧洲物理学家玻尔、保罗·狄拉克、郎之万等的演讲，大师们的分享使钱伟长洞悉了物理学界最前沿的景观。
在吴有训、叶企孙等教授的指导下，钱伟长还选学了材料力学、工程热力学、近世代数、化学分析诸学科，在数学、物理、化学诸领域广泛涉猎，为日后建造学科金字塔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物理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935年毕业时，他与同学顾汉章合作完成的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在同年6月于青岛举行的物理学会年会上获得宣读。
拿到本科文凭后，“清寒奖学金”随之结束，钱伟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吴有训的研究生，继续深造，从事X光衍射研究分析。其间，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并组成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一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迁到昆明，与南迁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钱伟长因旅费问题未能成行，先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一年，攒足旅费后，于1939年初辗转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讲授热力学。在这里，钱伟长与清华同学孔祥瑛结婚，吴有训主持了简单的婚礼仪式。
在此期间，钱伟长完成了3篇光谱学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对稀土元素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刊于《中国物理学报》英文版第4卷第1期。这项工作开辟了我国稀土元素研究之先河，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稀土光谱分析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此外，钱伟长还开始研究“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
为国：两次说“不”
1939年7月，钱伟长参加了“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招生名额共20个，报名人数却逾3000人。钱伟长所选的力学专业只有1个名额，由于他和郭永怀、林家翘的考试成绩完全一样，经招生委员会再三斟酌，决定将3人同时录取，这就使总录取名额变成了22人。
9月1日，这22名留学生在香港集中，准备乘船前往英国。但因二战突发，他们的留学计划被搁置。3个月后，他们被改派去加拿大留学，因为当时英国很多知名教授为避战火迁往加拿大。钱伟长等人遂从上海登上了开往加拿大的轮船。
船上，英方负责人将护照发给留学生们，并说船途经日本横滨时将停泊3天，护照上已有日本签证，大家可以到横滨游玩。钱伟长认为，国人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在日本观光有失国体，是对中华民族的莫大侮辱，他带头说“不”，坚决不同意去日本，随手将护照扔进了滔滔黄浦江中。在他的带动下，全体留学生愤然离船。英国人连连道歉，只好让船只先返回昆明。
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等人才终于成行，登上俄国“皇后”号邮船，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在邮船的甲板上，留学生们立下誓言：学成后一定回国，凡是他们留学的专业，国家就不必再派人出国留学了。
钱伟长在多伦多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涯。他的老师辛祺教授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即决定师生合写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后来这篇论文被收入《冯·卡门教授六十岁祝寿纪念文集》里，文集中不乏著名学者如爱因斯坦等的文章，而钱伟长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国青年学子。该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引起了冯·卡门的注意，使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冯氏的指导下从事研究。
1943年6月，钱伟长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正式加入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他与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一起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
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由于他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1944年夏，他被吸收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现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正式会员，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还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二战期间，伦敦遭受德国V1、V2导弹的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军方将任务交给喷射推进实验室。钱伟长等人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伦敦东区，这说明德国火箭已采用最大射程攻击。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蒙蔽德国飞弹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遭受破坏，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赞赏“美国青年真厉害”，殊不知，这一建议来自一位中国青年。
1946年，钱伟长与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氏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然而，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在同行眼里前途一片光明的钱伟长却突然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他履行了6年前出国时立下的誓言，放弃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以探亲为名悄然回国。尽管他知道回国后的生活水平会降低，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报效祖国，他说：“我的脑袋不应该给他们用。我的脑袋应该回来给中国人用。”
钱伟长受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学校当时缺少力学教师，他承担了工学院全部班级的力学课程。一般教授一周上6节课，他要上17节课，但拿的工资是15万元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他不得不向同事、老同学借钱度日。
钱学森回国探亲，见到钱伟长的生活如此窘迫，就提到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还是希望他回去。由于生活所迫，他动了去美国的念头。不久，他被告知，喷射推进实验室亟愿他回去复职，并允诺可携全家去定居，给予优厚待遇。钱伟长持邀请函到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签证官让他填写一张表格，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他按要求逐项填写，但到了最后一项，他填不下去，问题是：“假如中国和美国开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想，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填了“NO”，就这样，他被拒签了。
对于这个选择，钱伟长一点也不后悔，他说：“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英雄人物靠这么点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绩。”
为了施展科学救国的抱负，也为了生计，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和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程，外加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教学之余，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发表了8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报国：全面精进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参与了我国大学首个力学专业——北京大学力学系的创建，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了新中国力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1955年，钱伟长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4年至1956年春，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新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力主将原子能、宇航、计算机、自动化四个项目列入科技发展规划，但有人持反对意见。争论一年多后，周恩来最终拍板：“‘三钱’的意见是对的，国家需要这个。”“三钱”的称谓由此传播开来。
1956年，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任副所长。虽然官职加身，事务繁忙，但钱伟长对于科学的探索一刻也没有放松，他说：“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
钱伟长通过各种渠道将科研成果奉献给国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比如，应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之邀，共同研究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和措施，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之先河；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潜艇龙骨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栏杆框架承担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提出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和计算方法等。钱伟长的研究项目五花八门，有人嘲讽他是“万能科学家”，对此他坦然以对，说：“国家需要的我都干。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1970年，美国作家韩丁来华访问，周恩来点将钱伟长全程陪同接待，前后为期一个月。1972年后，世界各地友人频繁来华访问，钱伟长先后接待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24位美籍华人教授访问团，还参与接待了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世界级华裔科学家的访问。
1972年10月，周恩来又点名钱伟长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他按照周恩来的嘱咐，重点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环保问题，回国后写下了长达5万余字的报告《关于环境污染和保护问题》。周恩来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环保研究所。此后，钱伟长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四川成都等地做环保巡回报告，为我国环境保护做了开拓性工作。
1975年1月，钱伟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伟长同志，听说你这位力学家对装甲车很有研究啊。”周恩来的鼓励让钱伟长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1978年，科教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钱伟长沐浴着阳光，参加了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钱学森、钱三强也参加了这次盛会。钱伟长精神抖擞，准备为祖国科教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爱国：育人之要
1982年底，年过古稀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发的，上面还有批示，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他给上海大学定下的办学宗旨是：“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一个爱国者”成为钱伟长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首要目标。他尖锐指出：假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罔顾对国家和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只是考虑自己小利益的人，如何能担起跨世纪的重任，更何谈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个人、家庭是私，国家并不是没有考虑，但大公更重要，要考虑整个民族和国家。如果学生不能很好理解这一条与做到这一条的话，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钱伟长始终以“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朴素理念和实践，去教育和影响学生。他通过各种机会与学生、学生干部谈话、作报告，从各种途径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做有志气、有担当的中国人，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周哲玮1982年考取钱伟长的研究生，1987年博士毕业。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周哲玮向导师请教自己的研究发展方向。就因为这样一个十分平常的问题，他挨了一顿批评。钱伟长说：什么叫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将来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他教导周哲玮，除了一些基础课必须学透，其它课程不能一门一门地学下去。“缺少理论的地方解决理论的问题，缺少工具的地方解决工具的问题，但都要解决到恰到好处，解决到刚刚能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够了。你应该继续再做新的问题，下一次碰到了你再来。力学中碰到的数学问题很多，要捏着鼻子跳进数学的海洋里，但不能淹死在里面。”周哲玮说，钱老的这种治学方法让他一生受益无穷。
钱伟长在上海大学喊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心声：要办出能兴国的教育。他尝试在大学里营造这样一种环境：重新勾勒西南联大宽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他说，上海大学要着眼于改革创新，提出“拆除四堵墙”：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加强产学研合作；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教师必须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拆除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让各学科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拆掉教与学之间的墙，应该把学生培养成为有自学能力的人。
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正对校门的一块卧石上镌刻着钱伟长题写的“自强不息”四个遒劲大字，这是他为上海大学提出的校训，也是他几十年来始终秉持的人生理念，更是他希望学子们具备的精神品质。在2005年举行的上海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钱伟长大声疾呼，上海大学的校训光“自强不息”四个字还不够，要再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说：“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
钱伟长以才干和品格造就了全新的上海大学，把一个建校历史不长、办学基础薄弱、校区分散的地方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在校学生从原来的800多人发展到3万人，在全国综合排名从原来的100名以外跃居到40名以内。
多年来，钱伟长一直担忧的是，国家发展所需的技术还不能完全自主。他认为，民族要发展，国家要富强，就要打破外国的技术垄断，培养大批能不断创新的人。1996年，钱伟长造访华为公司，赞赏华为走自主创新之路：“我们不能向外国现有的技术低头，我们要超过他们，没有这个雄心壮志、老靠引进那是没用的，哪一天不让你引进怎么办呢？我们是有办法的，就是你们的办法，就是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他20多年前的话今天仍让人振聋发聩。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