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昌华
【周海婴：一辈子都在传承鲁迅精神】
我认识海婴始于1996年。我社策划选编鲁迅、许广平散文合集《爱的呐喊》，函请他授权，他欣然同意。该书出版后，本社除按合约付许广平部分的稿酬外，还象征性地付了一帧照片的稿费，海婴在复信时特别提及“收到这部分（指照片）使我十分感动”，说了一番致谢的话。
次年春，我拜访了海婴。当我了解到许广平的几部著作市场断货已多年，又虑及许先生百年诞辰在即，于是萌发了编《许广平文集》的创意。海婴十分高兴，选题很快进入操作阶段。事先说好合同条款由我方初拟，再请他提意见、协商。海婴复信寄回合同，没作实质性的修改，只说希望出版日期提前半年，以作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礼品。书稿工程较大，文稿搜集也很琐碎、麻烦，出版日期如此之短，当时我只答复“争取如期”出版，他表示理解，又说：“他的话只是代表家属的建议和希望而已。”
我请他先编目、分类，他没有做，说“我是有意不分类编目，目的是使你们主动，便于取舍”。我将所拟“编目”奉上，请他指正，他复信说：“文集的分卷方法甚好，就这样编排好了。”但他将“出版前言”的第一段改了一下，附言说“这是不作数的”，由我们定夺。他既如此“大度”，对他的意见，我也就实事求是地有取有舍，事后，他也未表示异议。我们相互间的沟通比较顺利，双方都很满意。
我请海婴为《许广平文集》写“后记”。他有点调侃地说：有些感情性质的话以及牢骚之类，放在后面为宜。”一周后，我收到了海婴的“后记”，原稿中有一段“牢骚”，我颇为难。此前，我已略知海婴有点执拗、喜欢较真，怕碰钉子，但我还是鼓足勇气给他写了一封长函，大意说这是许广平先生的文集，含纪念性质，“后记”中的一些话放在里面不大妥当，如实在有话要说，可另写专文，不一定非要放在这儿。大概我言词恳切，或许他也意识到我的话不无道理，他来电话爽快地同意删去。
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社方在出版《许广平文集》的尽心尽力上，令周海婴深深感动。为使该书能赶在许广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出版，出版社督请承印厂加班加点，当年2月10日装订出第一批书。可是厂家在淮阴，交火车快运已来不及，偏偏此时天降大雪，到处冰天雪地。出版社出资请运输公司派专车，日夜兼程终于在11日晚间平安抵京，为次日首都各界纪念许广平大会献上礼品。海婴说：“实在太感动了。”
在南通师范学院纪念鲁迅的会上，我大胆地与海婴探讨了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包括鲁迅当年对陈西滢、梁实秋等的批评。海婴很坦诚，他说：“金无全赤，人无完人。鲁迅也是可以批评的，但必须读通他的作品，研究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恶劣环境。他的文风不得不犀利，语言不能不苛刻。”在谈到有人觉得鲁迅生性“多疑”、出语尖刻时，他说那是有些人对鲁迅的误解。鲁迅一般针砭的是社会弊病，并不对具体的人。当然，他不是圣人，有时也会“误伤人”；但当他发现自己批评错了的时候，也会自责。这一天，海婴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笔者陪同在侧，亲耳听到他说：有人曾利用了父亲，或者是父亲对某人、某事一时说话欠当，致使他当年的老朋友或亲属遭到一些伤害的话，我非常理解、同情他们（上述为大意）。在摄像机前，海婴还微微欠身，对因此而受到伤害过的人代表鲁迅表示歉意。
海婴对我说，他这一辈子都在奋力传承鲁迅精神，晚年时，他与长子令飞在上海创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通过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不断“呐喊”。2006年，我们合作出版《鲁迅的艺术世界》，海婴亲自出席上海的新书发布会，并为读者签名。
2011年4月7日，海婴逝世，我代表出版社专程赴京吊唁，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翁心钧：助我为其父作传】
2008年春节，一朋友来电，说他节后来南京，希望我陪他逛逛。我一口应允，问他想看什么，他说想看看翁文灏的办公室，发点幽思。这令我有点意外。朋友说，翁文灏是个有故事的人，“你该写写他，他真是个君子”。
这个电话，引起了我对翁文灏先生的兴趣，遂翻阅史料，材料颇丰，觉得真值得一写。我写人物传记有个习惯，喜欢走访传主或当事人，以取得一手资料。通过朋友的朋友，辗转在上海一个里弄里找到翁文灏的小儿子翁心钧。当时心钧先生已80多岁了，毕业于清华机械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提供了不少其父的相关资料。初稿完成后我呈翁心钧审读提意见，他回复并在小样上做了仔细的订正。次年清明，翁心钧先生偕夫人来宁，到南京航空烈士墓为其兄翁心翰扫墓，寻访故居，我全程陪同，有不少趣事，已写入拙著中，在此不赘述。
翁文灏，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享“中国近代地质之父”之誉。因历史的捉弄，他无心插柳（从政），却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欣赏他办事干练、清廉正直，人缘甚佳，毛泽东则称许他有爱国之心。而史家认为，他的从政是典型的科学家“错位”，贻给历史的是一纸辛酸。
这儿不谈他的长子翁心源，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不谈次子翁心翰，为了抗战，新婚蜜月中报名上前线，结婚不到半年，二十七岁为国捐躯……专门说说翁文灏的做官和做人。
翁文灏早期海外归来后，英国人曾以丰酬请他出任湖北蒲圻煤矿总工程师，他断然谢绝，坦言“专业不对口，而且不愿帮助外国人”。1932年，他向蒋介石建议：“外辱迫切，爱国心同，故用人之际，应以保国兴国之目标，振发其志气，不宜过于以党政之界线，限其范围。”蒋欣赏他的才干，邀他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再三辞却不得，就任实为虚名，由副职钱昌照主理事务。宋子文任行政院长，任命翁为教育部长，翁以“丁忧”（为母奔丧）名义通电请辞。
面对日本入侵，翁发表《我们还有别的路吗》等文章，尖锐批评定都南京后新政府的弊端，呼吁当局立即停止、取消党内小组织。面对种种积弊，翁文灏锐意改革，刚立马横刀，便遭各路权贵责难。他每日埋首文山阅读，画圈、叙稿，被人笑话他是“为老蒋看大门”。抗战胜利接收敌产，全国大小官员中饱私囊，作为接收主任的翁文灏对北平记者发表谈话，指责“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并疾呼“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结果只有哀叹。抗战胜利后，他曾五递辞呈，未果。
1948年阴差阳错，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听信财政部长王云五的“绝招”发行金圆券，结果惹下大祸，天怒人怨，他的内阁提出集体辞职。他半月内闭门谢客，蒋介石无奈，只好接受他的辞呈，结束了官场生涯。
1950年代初，他应召回国，参加政协工作。
1971年阳历正月初一，翁文灏走完了他的风雨人生路。他留有一篇文情并茂的遗嘱，将他的工资、稿费、存款和南京的房产出售所得全部积蓄六万元捐给国家。翁心钧幽默地对笔者说：“这些大概相当于他为新中国工作15年工薪所得。”
【张素我：“以文会友”】
张素我，和平将军张治中之长女也。
我与素我先生是忘年交，而且交情还不浅。五年间，她致我的信有39通之多，她先称我“作家”“作家同志”，后改为“弟”，殊不知她比我母亲岁数还大。我们相识也很偶然，是地道的“以文会友”。她是“民革”的老人，常在《团结报》发回忆性短文，我也为《团结报》写稿，一次，我俩的稿子发在同一个版面上，就这样相识了。因同为徽人，又同姓张，且有许多共同相识的朋友：周而复、张兆和、沈峻、吕恩等，所聊的话题也就更丰富。五年内，我到她府上拜访过三次，她向我讲了许多故事。谈其父张治中与蒋介石的交往，以及张治中三访张学良的往事，特别是1947年底那次，她陪同父亲会见张学良并为他们拍照的故事。
张素我先生不仅是位教育家，同时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张素我随团到全国各地去学习、调查研究，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国土整治、环境保护、教师待遇、文物保护等问题，竭力履行一个民主爱国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因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特殊，张素我抗战时在宋美龄麾下，从事妇女和儿童保育工作，常随左右。张素我的丈夫周嘉彬（黄埔出身）又是蒋纬国留德时的同学，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张素我与周嘉彬结婚时，宋美龄曾亲书大红幅“宜尔室家”相赠，并送手表、衣料等物。后又赠她的英文著作《蒋介石夫人在战争及和平时期的文电》，用毛笔书写：素我妹妹惠存。”此书张素我一直珍藏着，曾一度流失，后又偶然复得，2006年，张素我将其捐给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为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张素我不仅向海内外亲友宣讲大陆的对台政策，1997年还先后给蒋纬国、孔令仪等国民党高端人士写信叙旧。蒋纬国亦抱病作复，温故叙家常。蒋纬国在医院还两次接见张素我赴台过访的大女儿周元敏、大女婿陈弘。
【宗璞帮我起名】
在与众多师友交往中，宗璞先生是最早的一位，也是友谊维系最长的一位，迄今已38年矣。宗璞先生惜时如金，惜墨如金，她给我的信仅八封，还不及我跑她府上的次数多。
宗璞，冯友兰之女，茅盾文学奖得主，窃以为她的散文比小说更耐看，有一些篇什早收入中学语文课本。1980年我应某出版社之邀，编一本《范文创作谈》，请入选教材的作家们谈自己的作品，我请宗璞谈《西湖漫笔》，她谢绝了。
但宗璞对我的出版工作始终支持如一，我为她编过《宗璞散文选》《冯友兰自传》等。
1992年，我社曾出版某作者著《钱锺书传》。此书未出之前，社长曾要我请钱锺书先生审读原稿，钱锺书、杨绛二先生立马表示意见，非但不愿审读，而且劝阻出版。钱先生信云：“‘传’既未得‘传主’本人同意，作者岂‘文责自负’耶？倘失实过多迹近造谣诽谤，将来诉讼，亦为可得耳。”那时我在社里主持稿务，非常为难。我向社里陈述钱锺书的意见，主张干脆不出。社长或是有自己的考量，还是坚持出版了。那时全国正是“钱热”当口，该书销路不错。我将样书寄钱锺书，他复函说：“略一翻阅，东扯西拉，道听途说，不胜枚举。”并举了四处谬误。不过钱先生大度，信末又说：“木已成舟，书已出版销售，微名薄利，目的已达。置一笑可也。”钱先生置之一笑，可宗璞先生十分生气，她给我写信，说书中对冯友兰的描述有些是“纯属不实之词”，“不仅损害冯先生的名誉，也给我和冯先生的其他遗属造成精神伤害”，要求做妥善处理。
1998年8月某日，我借到北大组稿之便，顺便去拜访宗璞，正走到燕南园三松堂门口，儿子来电话告诉我当爷爷了。我一脸喜气去见宗璞，她问我：“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我大笑说我刚接儿子电话做爷爷了，随即向先生抱拳一揖：请您为我孙子命名，想沾点你们冯家的书香气。”一个礼拜后，宗璞电话告知，她起了两个供选。一单名“竝”，又复名“理禾”。我考虑“竝”难认难读，惟理禾别致，意取后者。我又问“理禾”的含义，她说过两天写信告诉我。不日，接宗璞惠函，果有一篇《为张昌华孙命名说》，先生先用签字笔写一份，大概觉得不够郑重，又用毛颖在民国旧笺上又写一幅，签名钤印。
【舒乙：大方热情，助人为乐】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舒乙先生对我的帮助甚多。我们通信达二十年之久。他的信有一特点，没有客套话，开首即直奔主题，简短得类如电报稿。第一封信除告知详细联络方式外，仅九个字：“有事请找我，不用客气！”这二十年间我烦他的事真不少，如请病中的曹禺先生为徐志摩、陆小曼集题签；致函李小林，希她为我组巴金、萧珊合集稿提供方便；帮我的朋友鉴定其父老舍书法；向其母胡絜青老人讨字，等等。记忆中托他代办的事，几乎都是“马到成功”。
我对舒乙的印象是，对朋友大方热情，助人为乐。尽管他是学自然科学（林业）出身，1984年投身文学事业后，兢兢业业，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工作中功不可没。郁风在参观现代文学馆后曾对我说，舒乙‘上蹿下跳’，惨淡经营，把现代文学馆张罗得这么好，真没想到”。他在文学馆一干二十年，功成身退。
退隐后的舒乙，致力于书画创作，他的字写得有点老舍先生的遗韵，尤其是他那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充满童趣和禅意的画作，颇受读者欢迎。
舒乙曾叫我干过两件事：送一双中国作协为90岁以上会员定做的凫皮底布鞋给巴金。鞋我送到了，但巴金长期坐轮椅，脚面浮肿，穿不上；再就是托我转一封他致顾毓琇先生的信，为现代文学馆征集顾先生的文字资料和实物，信是2002年1月21日写的，我转了，不过其时百龄顾先生已病危，是年九月仙逝。结果恐不尽如人意。
【吴青：“名门侠女”】
38年前，我编《范文创作谈》一书，内收冰心的《小桔灯》，遂开始与她通信。后因编《名人日记》《名人书信》之需，我又写信向冰心求援，希望她能提供未发表过的日记、书信之类。她说那些“早于抗战中丢失”，但她还是从民族学院研究所调出一页吴文藻的手稿送给我。此生共得冰心先生赐札四通，虽简短但温馨。
1998年初，我请冰心小女婿陈恕征询冰心老人的意见，拟为她与吴文藻先生编选一本散文合集，老人欣然首肯。书选编完毕，陈恕来信云，书名拟为《两地书》。我认为此书名与鲁迅、许广平的书信集雷同，建议更换一个。旋即她老人家易为《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我与吴青、陈恕夫妇见过三次面，十分巧合，都是他们夫妇同在。一是2002年在无锡，举办顾毓琇学术研讨会暨百年诞辰会上（因冰心、吴文藻夫妇与顾毓琇是同船留学的好友，被邀请）；另一次是2010年在上海，萧乾诞辰百年纪念会上，晚上是与会者自由活动时间，我到他们夫妇房间去话旧，谈了两个多
小时，我建议他们出版《冰心家书》，吴青饶有兴趣。2013年出版了一本《冰心书信全集》，陈恕寄我一册，我认真通读，还在《文汇读书周报》发了一篇书评。
2015年秋，我进京专事拜访吴青、陈恕伉俪。他们住在民族大学“教授楼”里，在客厅里我见到冰心的手迹，装在镜框里，写给吴青的是“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写给陈恕的是“谦卦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客厅里有一台大立柜似的音响，主机上立着冰心的遗像和冰心、吴文藻的合影。两只大音箱上端置着一些小玩偶之类杂物。令我好奇的是右侧音箱上悬着一面燕京大学香港校董会“纪、念旗”，左侧挂着的是一个硕大的繁体“聽”
字，像左肘右臂，对衬相依。我向陈恕求教，陈恕说“纪念旗”是他们去年出席香港校董会举办的一次“从甲午海战至仁安羌大捷”报告会的纪念品。我问吴青那“聽”是怎么回事，吴青说，那是我向陈恕的一位老乡索要的。我问有何故事？她说：古人造字很有讲究立意，就拿“人”字来说，“人”一撇一捺，就像一个人被两条腿支着，人才能够站得直，立得稳。又说，“聽”字的结构表示是任何人都要听，左下方有个“王”字，是说大王也得听。
怎么听？繁体字中的结构是十加四再加一，下方还有一个“心”字，意味要带着十五颗虔诚的心去听。
人称吴青是“名门侠女”。当年吴青当选区人大代表的第一天，母亲冰心即送她一本《宪法》。后来，母亲还给她书了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沈龙朱：为晚年的父母画素描】
余生也晚，与沈从文先生没有任何交集，然与夫人兆和女士、长子龙朱次子虎雏均 有浅深不一的过从。上世纪末，我曾想拉兆和先生入盟“双叶丛书”，最早托允和先生当说客，兆和说她的作品少，没有多少文字可选，婉拒。我不甘心，从图书馆找出兆和的散文集《湖畔》，持书登上虎雏的门，希望他能帮助我说服其母。孰料虎雏当面谢绝，说《湖畔》集子内的文字杂驳，当散文选实在不合适。
“五岳寻仙不辞远”，不怕难，我又请与兆和有忘年交之谊的三联编辑曾蔷带我拜访兆和，作“最后一搏”。兆和表示欢迎。本已约定某日上午相见，不料那天兆和突然有事不能践诺而搁浅。这大概是天意吧，随缘是福，组稿的事就此画上了句号。
结识龙朱先生是距此十多年以后的事，时在我在七十，他八十前后。我是张家自办家庭刊物《水》的资深读者。《水》复刊时允和先生主编，每期寄我。
允和先生羽化后由张寰和（九如巷张家的“小五哥”）操持，有两期没有收到，我向寰和索求。寰和说他已九十多，忙不动了，交班给外甥龙朱了。我遂函求龙朱。龙朱将手边的裕本送我，还赠复刊后《水》的光盘，我亦随手送他两本小书，我们的交情在这礼尚往来中渐生渐浓。2011年我见《水》中常刊龙朱对家族亲人们的素描作品，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沈从文的素描像，传神极了，便向他约稿。龙朱憨厚，说他是画着玩的，羞于示人。后经不住我的“忽悠”或却于情面，他“就范”了。画作刊出后，读者反映奇好，有人赞龙朱素描的功夫不输给专业人士。
次年，“听沈龙朱讲述沈家旧事”的《沈从文家事》出版，龙朱送我一本，当我请他签字时，他坚决不肯，他不肯掠美，认为那不是他的作品。
据我所知，龙朱受父亲和四姨充和的影响，自幼即喜画画，高中时一度曾想跟表哥黄永玉学画，打算报考美院。后响应党的号召，以科技报国，改学工科，就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工业大学，编者）。他很上进，大三入了党，还是班上团支书。后被安排到校办工厂当钳工，一干就是21年……直到不惑之年才成家。
也是在《水》中，我见龙朱为晚年父母作的一幅素描，满头皱纹一脸慈蔼的兆和，偎依着历经沧桑老态毕现的沈从文的肩头飞针走线，沈从文静静地享受着老伴的温馨。那是一幅绝妙的一对夫妻夕阳下的恩爱写照。我眼皮浅，在某封致龙朱的信中云里雾里露出一点讨画的信息。龙朱厚道、质朴又善解人意，不到一个月他为我复制了这幅作品。龙朱为人谦逊，热情厚道。某年，我受朋友之托，在西泠的拍卖会上，为辨识一件20世纪30年代署名为“沈从文”的《莫干山小志》书作的真伪，我夜半三更打电话向他请教，他怕自己吃不准，还不厌其烦转请弟弟虎雏鉴定……
不久，《百家湖》停办，因没有书稿联系，我们的音问也随之中断。八年后的2020年岁末，我居家赋闲，以练字为乐，为曾经提携帮助过我的师友们写册页，感恩，也为龙朱写了一本，并送上一纸新年祝福。龙朱是位极讲礼数，待人宽厚的君子，他收到册页后，立即又打电话又写信鸣谢，谦称他“缺乏书法的天分，不敢以相应的作品回赠”，就回赠一幅他的近作“自画像”，并谦云，如果我乐意，寄张照片给他，他乐意也为我作一副素描。如今的龙朱已是八七老翁，每天坚持游泳锻炼身体。他说他买的是年票，有时偷懒想不去，但心里“老在嘀咕一天不去就‘损失’十五块钱”，真是老幽默。
【邵绡红：真正的大家闺秀】
邵绡红者，邵洵美之女公子也。她是位口腔科医师，退休后为父亲收集资料，编辑出版其文集，著有《我的爸爸邵洵美》《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与《乐爸爸所乐》。我与邵绡红女士的相识是文洁若先生介绍的。她给我的信不多，一段时日电话联系较频繁。最先是写其父《邵洵美是只“壶”》，尔后是写《美丽的项美丽》，都是在写作中遇到困难，我向其讨教的。邵绡红给我的印象是真正的大家闺秀，无论是动作谈吐或是文字的表述，显现出一种优雅。如2007年的那通信，我在信中只淡淡地问我寄去的杂志收到否。她说：“您再次提及，可能是我在收到后没有给您去信，太没有礼貌了，请原谅。”2008年的那通信，我请她改我的稿子，她纠正了谬误，却说：“试着改动了一些字句，不知是否合适，望勿见怪。”在稿末附注中我鸣谢她对我的帮助。她说：“专门提到我，不合适，望将那一句删去，多谢！”真谦谦君子也。我想这素养当是家庭熏陶之果。
我对其父邵洵美的尊崇，绝不是因他是诗人、作家、翻译家，或因我本身是个出版人，最敬佩的是他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自1928年到1950年，22年岁月，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等达十一种之多。好多杂志今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过。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见闻时事周刊》。1934年至1935年鼎盛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七种，每隔五天至少有两种期刊面世。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旨，常常在亏损累赔的恶劣环境下，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妻子盛佩玉晚年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可是往往总一去不返。有人笑话他，说他做生意像作诗，目的在抒情，不在乎家产的流失。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很是精确。邵洵美的出版思路也随时代的脚步在前进，从“唯美”到“现代”，再到“紧跟时代”，越来越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伴随着“一·二八”事件，邵洵美及时创办《时事日报》，反映民众的抗战呼声，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
邵洵美办出版的辉煌，是在1938至1940年期间，他与项美丽合作，默契、愉快、紧张、玩命。创办了《自由谭》月刊，为了安全，编辑人、发行人署的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而具体工作全由邵洵美做。封面上“自由谭”三个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颜体的手迹。画面是一幅木刻，背景是日本的飞机在轰炸，大地在燃烧，一头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个孩子手捂着脸在流泪，一位中国农民双臂上托着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伤口还在滴血……邵洵美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于战斗气息的短论，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他还借《几个卖掉灵魂的律师》，揭出自己弟弟“邵式军已就任伪苏淞皖统税局局长”这件事，说明邵洵美夫妇以大局为重，绝不附逆的爱国情操。同时，他又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当时就隐蔽在项美丽的家中将此文翻译成英文，邵洵美在《直言评论》（英文版）上连载，同时出单行本。毛泽东亲自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印了五百本，除一部分由地下渠道发行外，邵洵美与项美丽于夜间开汽车，同去的王永䘵将书塞进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信箱中。抗战胜利后，邵洵美仍致力于出版业，把家产赔光，负债经营。
解放后，他的那台从德国进口的影写版印刷机，全国仅此一台。北京要成立新华印刷厂，出版《人民画报》无设备，夏衍亲自登门，邵洵美才“割爱”的。邵洵美铁肩担道义，曾参与营救潘梓年、丁玲，并资助一千元给丁玲，让沈从文送丁玲回湖南。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过不小的贡献。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是邵洵美自己掏腰包。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64元大洋是邵洵美付的。
邵洵美的故事本就精彩，加上身边还有一位出彩的美国女性：美丽的项美丽，其人生故事更是精彩绝伦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