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国华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代名画《五牛图》，是国宝级珍贵文物。它自诞生后，经历了1300年的曲折，数次易主，最终被国家购回并珍藏。
历经数朝频易主
《五牛图》是唐朝韩滉（723—787）所绘。韩滉是唐朝宰相、政治家、画家，一生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
中国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国家，自古以来，耕地就以牛为主要工具。因此，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唐代初期，以牛为主要展示对象的画作逐渐多了起来，到中晚唐达到高潮，不少画家以专画牛著称于世。
韩滉任职宰相期间，重视农业发展，他所创作的《五牛图》含有鼓励农耕的意味。相传《五牛图》是韩滉在出游时目睹田间耕牛图景所画。他看到田间有几头耕牛，有的低头吃草，有的翘首而奔，还有的纵趾鸣叫。韩滉遂取出纸笔，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耕牛图景。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他终于绘出形态、状貌各异的五头牛，并名之为《五牛图》。
《五牛图》卷，纸本，设色，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之一，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画卷上无作者款印，本幅及尾纸上有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自元及至明清十四家题记。
画中，五头牛的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五头牛中的每一头既可独立成图，相互间又能首尾连贯，前呼后应，彼此顾盼，构成一个统一整体。整幅作品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无背景衬托，造型准确生动，设色清淡古朴，浓淡渲染有别，画面层次丰富，达到了形神兼备之境界，不愧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神品。
《五牛图》既是韩滉作品的传世孤本，也是为数寥寥的几件唐代纸绢绘画真迹之一，其艺术成就、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
《五牛图》自诞生后历经数朝，曾藏于皇宫御苑。宋徽宗赵佶曾题词签字，但这些痕迹都因后人的挖割而不复存在，只有“睿思东阁”“绍兴”这些南宋宫廷的印记能表明它的沧桑身世。靖康之乱，宋高宗赵构仓皇南逃之际，也未忘携此画南渡。
元初，《五牛图》为收藏者赵伯昂所得，旋即落入书画家赵孟頫之手。赵孟頫如获至宝，留下了“五牛神气磊落，希世明笔也”的题跋。到了明代，《五牛图》又陆续到过收藏家项元汴、画家宋荦的手中。
清代乾隆皇帝广召天下珍宝，《五牛图》被征召入宫，深得乾隆皇帝喜爱，他多次命大臣在卷后题跋。清末，《五牛图》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而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掠走。
此后半个世纪，《五牛图》一度销声匿迹，直到外国掠夺者将这件国宝卖给香港汇丰银行老板吴蘅孙。吴蘅孙秘密收藏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便于1950年欲将《五牛图》转手，《五牛图》再度面临流失海外之危险。
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收到香港爱国人士、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来信，言《五牛图》等国宝现身于香港市场，本来想买下捐给国家，但索价高达10万港元，力有未逮，只能望洋兴叹。他恳请中央出资购买，让国宝回归祖国。周总理沉思许久，连夜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去一封紧急电报，上面只有8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
周恩来旋即给国家文物局作出三点指示：第一，立刻派专家赴香港对文物进行鉴定，若是真品，立即收购；第二，收购后，派专人护送《五牛图》回京，确保安全；第三，文物到京后，交由条件好的文物单位妥善保管。
随后，周总理又立即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发电报：倘若该画是真迹，即可去香港的中国银行提款，由国内专家全力配合办理收购事宜。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特遣专家赴港后，经鉴定，确认《五牛图》为唐朝韩滉真迹。下一步就是如何使这幅千年珍贵国宝回归祖国了。
巧妙计策争国宝
《五牛图》的回归过程，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黄作梅是广东番禺人，1916年2月出生于香港新界，1937年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9年8月接替乔冠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长。他是一位老革命，对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决定将新华社香港分社升格为中国驻香港官方代表机构。此时黄作梅除了做新闻工作外，还负责办理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交往的诸多事务性工作。
《五牛图》现身的消息一出，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也派出特务到香港争夺。1951年，黄作梅指示自己的弟弟黄作财负责购回《五牛图》。黄作财解放前跟随黄作梅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江地区一带打游击抗日，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一直在黄作梅的领导下工作。
国民党当局败退时，还有一万多名到不了台湾的官兵成了散兵游勇，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到香港谋生。为了糊口，他们会出售一些从大陆掠去的珍宝及文物等。这时，黄作梅突然失联了，黄作财只好自己单线行动，他按照黄作梅的指示，秘密打听各种消息，开始混迹于古董交易市场。
为了拖延国民党特务的抢购计划，黄作财联系各路人员一起制造舆论，放出风声说这次要拍卖的《五牛图》是赝品。消息一出，拍卖行不得不将《五牛图》的拍卖时间推迟半个月。黄作财顺水推舟，假装对《五牛图》已经失去兴趣，不再频繁地出入古董市场和拍卖行。
同时，为了转移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力，黄作财更名换姓，乔装打扮成古董商人，开始混迹于调景岭一带。这里是港英当局接收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无家可归者的地方。黄作财一来是想利用这些人复杂的社会关系，打探国民党特务对《五牛图》的行动情况，二来也能顺便收购一些其它有价值的文物。
此时，国民党当局从台湾发来加急电报说，不管《五牛图》是否为赝品，都务必要抢在大陆之前收购。
终于到了《五牛图》交易的那一天。黄作财破釜沉舟，只身提着装满港币的皮箱来到香港汇丰银行，准备与吴蘅孙直接交易。怎料进门一看，办公室里竟然坐着4个铁青着脸的国民党特务，桌上摊满美元。黄作财顾不了这么多，拿出装满港元现金的皮箱，向吴蘅孙表示自己愿意出更高价钱购买《五牛图》。顿时，4双凶狠的眼睛瞪着黄作财，一场生死之搏似乎在所难免。没料到，吴蘅孙却说：“你们都来晚了一步，《五牛图》已经被人买走了。”双方都惊呆了，几乎同时问：“是谁买走的？”吴蘅孙说：“受购买人之托，保密。”别无他法，双方都失望地离开了。
交易失败，没有完成任务，黄作财闷闷不乐。半个多月不见哥哥黄作梅的影子，怎么跟组织交代呢？黄作财从汇丰银行出来后，一路上拐弯抹角，摆脱特务跟踪，提着皮箱无可奈何地回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想找哥哥黄作梅问个究竟。刚一上楼，就听到里边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黄作财推开门一看，哥哥正在和同事们畅谈并欣赏《五牛图》。
黄作财这才知道，原来，黄作梅为了确保《五牛图》回归，学习韩信兵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精心布置计策，表面上让黄作财与国民党特务及文物贩子等人周旋交易，打听并要购买《五牛图》，以转移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力，他自己却在暗中把《五牛图》提前买回来。吴蘅孙出于爱国心，只收了黄作梅6万港元。
黄作财听完整个过程后，如释重负，他由衷地佩服哥哥聪明的政治头脑、高超的斗争智慧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周恩来总理对后续事宜作了精心安排。黄作财等人回到深圳，乘火车从广州一路小心翼翼地护送《五牛图》回北京，亲手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圆满地完成了国宝回归的工作。
重焕生机面世人
就在《五牛图》回归祖国一年后，一封密电又传到香港。密电写道：黄梅满香江，海上静观花。”意思是，黄作梅收购文物的行动次数过多，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特务盯上了，不适宜再亲自出马收购国宝了。黄作梅不得已转为在幕后指挥国宝的回归和抢救工作。
令人痛心的是，多次为购回珍贵国宝立下不朽功勋的黄作梅，在4年后不幸牺牲了。1955年4月初，新华社总社派黄作梅和对外部主任沈建图等7人，随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于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4月11日下午1时，黄作梅和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记者等8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计划从香港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不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的一个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在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导致飞机在马来西亚婆罗洲北部沙捞越上空着火，不得不紧急迫降海面，包括年仅39岁的黄作梅在内的11位乘客不幸遇难。黄作梅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黄作财没有随黄作梅同去印尼，幸免于难。
历经千余年之颠沛流离的《五牛图》，回到北京时已经千疮百孔、遍体霉斑，仅“五牛”身上的大小蛀洞便多达数百处。但以当时的修复技术，无法进行有效修复。直到1977年，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故宫博物院裱画专家孙承枝先生的身上。根据《五牛图与孙承枝》一文记录：孙师傅接手《五牛图》后，心情凝重，寝食难安。数日之间，图卷陈于几案，不曾妄动。他借助放大镜反复探查，潜心思索，寻求最佳修复方案。
历经8个月的努力工作，孙师傅运用了掏、转、补、刮等各种巧妙的处理手法，把这幅大小破洞达500多处的《五牛图》补缀得完好如初，天衣无缝，一件“生命垂危”的顶级文物，终于重焕生机。
至此，《五牛图》结束了它那传奇、坎坷的经历，得以崭新面世，成为我国“镇国之宝”之一，永久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