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本刊编委
文│程冠军
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文章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较深的研究。他多次参与中央重要课题的调研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先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等职。
自从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以来，他历任多个重要职务，还先后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担任十年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本专著中，一本是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协商民主在中国》，另一本是外文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的《协商民主：解读中国民主制度》。他参与主办“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向世界讲好中国的发展战略，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戴一副厚厚镜片的金丝眼镜，操一口带有浓重吴语的普通话，中等身材，目光深邃，面带微笑，谈起理论娓娓道来，神采飞扬。这就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李君如。
理论之路启航
“小桥流水，曲径绿山；紫藤架下，同学促膝谈心……松江二中，我的母校，让我情丝绵绵、心潮涌动的母校。每每向人说起母校，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还不如说是在倾诉自己的情怀。”这是李君如在一篇回忆母校的文章中，描写自己少年时代在上海市松江第二中学度过的美好时光。从15岁入校，到22岁离开，李君如在松江二中度过了7年的学习生活。这是一所以数理化教学见长的学校，李君如说，这所学校在逻辑思维上的严格训练，对于他后来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说，李君如的青春理想是在松江二中放飞，那么，上海师范大学则是他理论的摇篮。
1968年10月，李君如来到松江县城东公社卫星大队第十生产队。农村生活使他感到农民是“最善良的人”，但他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乡亲们对知识的渴望。于是，他拿起笔，写他看到的农民，写他亲历的事情，向公社和县广播站投稿，当起了“土记者”。他还在生产队开办“政治夜校”，给乡亲们讲时事，并抽空编写了《农民学哲学读本》，作为朴素实用的夜校教材，受到了乡亲们的欢迎。李君如的做法很快被作为经验推广到公社。
1971年，李君如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五所院校合并而成）上大学，一开始被分配在政治历史系，等到学校报到时，他却发现自己被调剂到了工基系。经过县教卫组领导和学校协商，他最终还是如愿进入了政史系深造。
入校后，李君如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英法德俄历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等课程，又啃下了《资本论》等大部头著作。利用业余时间，他还与全班同学完成了老师交予的任务，编了一本与中学相应教材配套的《社会发展史词典》。
毕业后，李君如先是在松江新桥公社的一所农村学校任教，不久被调到县委党校当理论教员。其间，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并深读了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名著。
李君如说，他第一次接触哲学史并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感兴趣，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接触政治经济学并开始全面研读《资本论》，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系统地学习英、法、德、俄史，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学习社会发展史并参加编写社会发展史名词解释，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论文，也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写成、离校后经母校老师帮助修改后发表的。
至今，李君如对母校上海师大依然十分感恩：“今天我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我的基础理论正是在上海师大打下的。”
求索路上遇伯乐
1981年，李君如考进上海社会科学院，从此成为一名专业的理论工作者。
在松江县委党校工作时，李君如已是上海市哲学学会中相对活跃的理论工作者。在一次专题讨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会议上，与会者众说纷纭，气氛热烈。李君如集中谈了考察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哲学学会会长、从抗大走出来的老哲学家周抗也参加了讨论，他认真听了李君如的阐述，大加赞扬，决定将他的发言发表在《社联通讯》上。事后，有同志告诉李君如，周抗曾问：“这个年轻人是谁？要重视他的观点。”
1980年，李君如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第一志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周抗已是哲学所的党委书记、所长，正在无锡华东疗养院休养，哲学所的领导同志向他报告说“松江县委党校的李君如考到我们所来了”。周抗听后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由我亲自来带。”1981年初，李君如到哲学所工作时，周抗在所党委会议上正式提出让李君如做他的助手。正因为有这段经历，李君如一直称周抗是他的恩师。
1991年，中央有关部门部署各地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上海市委研究室许一春来找李君如，希望他为市委常委中心组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做辅导。
接到这个任务，李君如当即停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抓紧备课。在中心组的学习会上，他介绍了国内外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况，同时也讲了自己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点心得体会。课后，市委领导指示将其中阐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讲，向全市宣传干部宣讲，讲稿压缩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于1991年6月5日见报，题目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当天，报社和李君如就收到许多来电，反响强烈，出乎预料。6月20日，李君如接到老市长汪道涵秘书的来电，说汪老要见他。同汪老见面的地点是在康平路市委办公楼的一间小会客室里。李君如一行抵达时，汪老已等候在那里，慈祥和蔼的笑容，平和亲切的话语，使李君如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汪道涵谈了对李君如这篇文章的评价后，还问了他的经历和研究工作情况，建议他日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邓小平理论上来。这次会面使李君如获益匪浅、终身难忘。在这以后，李君如做了一份邓小平理论研究计划，陆续发表研究心得体会。其中，《邓小平的“治国论”初探》一文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李君如说，《解放日报》的“两个第一”，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促使他走进理论工作队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第一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的理论文章，决定了他后来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使他的理论工作舞台由上海转到北京。
党校抒写“沁园春”
1991年6月24日至7月1日，李君如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理论讨论会。李君如的论文《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初探》被大会选为优秀论文，还作了大会发言。这次理论研讨会对于如何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
11月5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隆重成立，李君如担任主任。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个重要谈话在上海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0月27日，作为“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系列讨论会”的第一个活动——“邓小平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院领导决定由“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承担起“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任务，即两个中心一套班子，李君如担任主任。
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后，以“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系列讨论会”为平台，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和理论研讨会，研究和宣传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影响越来越大。
1993年春节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视察时，接见李君如并就如何落实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同时，希望他去中宣部工作。3月18日，李君如被调到中宣部，担任理论局副局长。
1997年8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正局长级）的李君如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题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一文，文章首次提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1998年11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5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5月15日，到中央党校上班的第一天，李君如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沁园春·进党校》：
旭日和风，三山俯察，马列花园。观四言校训，遒劲清秀，主楼巍峙，震我神魂。南北檐黄，东西墙黛，皆有延安窑洞门。湖边驻，看水中绿树，倩影无痕。
笑谈往事晨昏，曾破浪顶风转乾坤。走万里烽火，育人铸党，破除八股，传播宏论。实践唯标，清源正本，谱写新篇青史存。而今始，勇为思想者，不负师恩。
李君如说，这里所说“师恩”之“师”，是指党和人民。在中央党校，李君如不仅写下了抒怀之作《沁园春·进党校》，更抒写了自己热爱一生的事业——理论探索的“沁园春”。
在中央党校，李君如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从2000年进入中央党校以来，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文章，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
治学严谨
李君如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同时更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理论家。初次接触，李君如举手投足都会流露出一种谦谦君子的儒雅之风，但多次交流后就会发现，这位儒雅的理论家身上更多的是对理论研究的犀利视角，以及对做学问有一种“寸步不让的不妥协”。
“寸步不让的不妥协”是我对他治学严谨的切身感受。由于工作条件的便利，我曾多次采访李君如，每一次采访都收获多多。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是201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中国领导科学》杂志“高端访谈”栏目决定采访李君如，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何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和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伟大飞跃”。
我整理完采访稿，交由他审阅后，就交给编辑部，心想这就完成任务，万事大吉了。等到杂志快印刷的时候，已经是7月上旬。可就在稿子即将付印的前一天晚上，深夜11点，李君如突然打我电话，说：“冠军，我考虑再三，感觉这个稿子不能发，问题没有谈透，如果就这样发了，对我不好，对你们杂志也不好。”这句话对于任何一个编辑记者来说，都无异于午夜惊雷。我听了，顿时脑袋“轰”的一下就懵了。我嗫嚅回复说：“李校长，稿子已经上版了，怎么办呢？”可能李君如在电话那头感觉到我声音的变化，接下来他温和地安慰我说：“你不用着急，我马上重新发你一个新稿，这是我根据你提的问题重新写的稿子。”听了这话，我如同打了强心剂，马上说：“太感谢李校长了，您辛苦了！”
接到稿子后，我马上对稿子进行加工，整理完后，又发回去李君如的信箱。这时，我看了下表，已经是凌晨1点钟，为了不打扰李君如，也就没再给他发信息。谁知，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发现手机邮箱提醒有李君如的邮件，我急忙打开，发现这个邮件是凌晨4点37分发来的，除了将稿子返回外，还附带一条留言：“冠军：辛苦你了！稿子我作了一点修改。红字是要删除的，黄字是要加上的。君如。”原来，李君如竟然一直等着我的稿子，我整理完后，他又进行了修订。为了这篇采访稿，他竟然一夜没有睡好。
调整后的采访稿变成《新中国从哪里来——访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刊发之后，产生了很大反响，不仅使杂志获得了好评，文章被广泛转载，同时还被收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图书《大道》的开篇。
学思相兼，不罔不殆
与时代同步，与理论同行。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上海社科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至今，李君如已经在党的理论战线上辛勤耕耘了50多个春秋。学术立身，著作等身，理论行世。50多年间，他以“贴着中国社会的现实，展开理论思维的翅膀”的治学作风，获得了理论上的大丰收。他的《观念更新论》《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等诸多学术著作，得到社会上和海外高度关注和重视。
对于“读懂中国”，李君如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要“读懂中国”。不仅外国人要“读懂中国”，中国人也要“读懂中国”，同时也要“读懂世界”。这两个“读懂”相辅相成，如果真正“读懂”了，误解就可以消弭，互信就可以增强。“读懂中国”是一篇大文章，只要认真去“读”，不断去“读”，就一定能够“读懂”。中国人自己首先要“读”、要“读懂”，同时我们也希望愿意同中国交往的人也来读一读中国，以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了解。
在党的百年华诞前夕，李君如的83万字新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君如表示，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时，思考讨论党的百年历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重大。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把握好新时代党史研究主题，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研究，做好理论研究阐释工作。
李君如最信奉的格言是：山水同乐，又仁又智；学思相兼，不罔不殆。他正是这样一个仁者、智者、学者，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家和思想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江大河里，李君如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理论同行，永远立于时代的涛头。
（作者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