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忠海
范仲淹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更是一位忧国忧民、心系百姓的名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激励着后人，他所创办的义庄、义学开创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新模式。
办义庄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成为宰相，是宋朝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的宰相之一。
虽然身居高位，但范仲淹始终保持着年轻时就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平时只有宾客来访时，范家的饭桌上才会有两种以上的肉菜。范仲淹的4个儿子在家里都是一身布衫。次子范纯仁结婚，对象也出身高官之家，想把婚事办得体面些，但范仲淹仍不讲情面，要求一切从俭。听说新娘家自备绫罗绸缎做嫁妆，范仲淹立即将范纯仁教训了一顿。
与对自己的吝啬相比，范仲淹对需要帮助的穷人却慷慨大方，经常用俸禄、赏赐所得救济穷人。欧阳修评价他：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好友富弼说他：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知杭州，这时他已61岁，几个儿子都劝他在洛阳修建一座别墅，在那里养老。范仲淹不同意，对儿子们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待而居乎？”还说：“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
杭州距范仲淹的家乡苏州不远，这一时期，范仲淹与族人有了较多接触，看到有些族人经济困难，生活和子弟教育没有着落，他很着急，便有了兴办“义庄”的想法。范仲淹对子弟们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于是，范仲淹用积攒下来的钱财在吴县购买了千亩良田，建起义庄，用自己的收入救济族人，让宗族中“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
义庄是一种民间慈善机构，通过购置一定的田产、房产等获得收入以救济穷人，救济的对象以本族人为主。范仲淹初建义庄时，吴县范氏宗族总人数约为90人，用1000亩义田的收入救济其中的家境贫困者自然绰绰有余，所以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范仲淹想得较为长远，他认为只有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义庄实现长远、健康的发展，持续不断地造福后世子孙。
范仲淹亲自为义庄订立管理制度，规定义庄要设立管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管理人有权处理义庄事务，不受他人干扰。义庄的管理人须经本族各房公推共举，由本族长老认可后确定，务必保证正派公道，有办事能力。对于如何资助族人，则规定：
1.本族无论男女，5岁以上每人每天可领白米1升；
2.每人每年给冬衣布1匹，5岁以上、10岁以下减半；
3.嫁女者给钱30贯，再嫁20贯，娶妇给钱20贯，再娶不给；
4.丧葬之事，尊长给钱25贯，次长15贯，19岁以下至7岁以上者分为3档，分别给钱7贯、3贯和2贯，7岁以下不给；
5.子弟中有为官者，若在待选、丁忧或任川、广、闽官而留家乡者，照样给米、钱；
6.乡里、外姻、亲戚中有贫困、急难不能度日者，经商议核实，酌量济助；
7.遇半熟年份，当留3年以上粮储以备凶荒。
从范仲淹最初所订的这些制度看，范氏义庄一开始惠及了本族所有人。其后，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发展，这些制度也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范仲淹去世后，仅他的儿子范纯仁在世时就“十续规矩”，从而使制度更加科学和规范。
经过不断完善，范氏义庄的管理体制越来越成熟。义庄设有庄正、庄副、主计、司事、委员、执役、保管等，各司其职，还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处罚办法，约束管理者的行为，杜绝弄虚作假、冒领米钱的现象。范氏义庄成为一个目标明确、运作严密的慈善机构，甚至具备了现代公益信托基金的雏形。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范仲淹在义庄建立之初就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以自己在本族中的崇高声望为义庄开了好头，以后范氏家族要处罚族人、修订义庄条款时，都要先在本族祠堂向范仲淹的灵位禀明才施行。
办义学
范仲淹曾在多处担任地方官，始终关心民众疾苦，为百姓兴利除弊，每到一地必抓三件事：保土安民、兴修水利、办学育人。其中，办学育人是他尤为重视的。
范仲淹曾在应天府掌管过府学，在任时“勤劳恭谨”，又能“以身先之”，所以办学成效显著，“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范仲淹被贬至苏州时又狠抓教育，“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在他的重视下，苏州郡学“甲于东南”。范仲淹后又被贬往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他主持“迁建饶之郡学”，使前来求学者大增。范仲淹根据自身经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每到一地总是将教育事业放在突出位置。
在家乡兴办义庄的同时，范仲淹自然也考虑到了为本族子弟兴办学校。元人所撰《范氏义塾记》记载：“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元朝至元年间，地方官府出具的一份公文中也记录，范仲淹直系后人范士贵曾言：“先世范文正公，舍宅为路学，作成人材，置买义庄田，养赡宗族，及创义学，以教子孙。”范仲淹在家乡办义学，聘请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为教官。胡瑗所立教规甚严，一些人不习惯，范仲淹就让儿子入学，带头执行所立学规。
为鼓励本族子弟求学，范仲淹提出“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在义庄的“规矩”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规定，比如“诸位子弟得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再贡者减半”。在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范氏义庄的《续定规矩》中还规定，义学的老师首先在本族内遴选，“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辞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在后续修订的义庄“规矩”中，对学生来源、老师报酬、学习用具发放、学习奖励等还有更细致的规定，目的是鼓励宗族子弟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科举考试。
在鼓励子弟们学习知识的同时，范仲淹兴办的义学更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范仲淹亲自撰写的《家训百字铭》中，强调孝顺、忠勇、慈悲、勤勉、谦逊、节俭、廉洁、博爱、修身、兄弟互助、男女正位、尊师重道等精神，指出：“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范仲淹的六世孙范良在《续定规矩》中还把扬善惩恶与义庄的赡养行为联系起来，加强了对族人伦理道德的要求，规定：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
泽被子孙
范仲淹去世后，他兴办的义庄、义学非但没有衰败，反而越办越好。范仲淹的长子范纯祐多病早逝，次子范纯仁便替代兄长担负起承继范家门风的责任。范纯仁也是一位名臣，两度担任宰相，官职超过父亲。在父亲的教诲下，范纯仁生性节俭，把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义庄、义学中。《宋史·范纯仁传》记载：“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
为了防止有破坏义庄的行为发生，范纯仁向宋英宗报告义庄设立的情况，请求朝廷“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宋英宗批准了这个请求，下令由苏州地方官对义庄进行备案，加以保护。
有了朝廷的认可和支持，范氏义庄得到快速发展，在范纯仁时期，义庄的田地增加到3000亩。宋金战争时期，范氏义庄受到冲击，但政局稳定后，义庄很快恢复。元明时期，朝廷提倡儒学，对兴办义庄继续给予鼓励，义庄除了向国家缴纳租赋外，差役等一律免除。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范氏义庄拥有的义田多达4892亩，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深具影响的慈善机构。康熙皇帝甚至为范氏义庄题写了“济世良相”匾额；乾隆皇帝南巡时曾亲访范氏宗祠并题诗颂扬，还赐范氏义庄为“高义园”，义庄声名更隆。
得益于义庄、义学的兴办，吴县范氏家族在数百年间一直保持兴盛。
范仲淹首创了“义庄”这种民间慈善模式，由于其成功创办并持续不衰，所以各地纷纷仿行，尤其江南最多。清道光年间《济阳丁氏义庄碑记》记载：“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间，世家巨室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清代名臣盛宣怀之父盛康撰写的《拙园义庄记》也记载：“自明以来，代有仿行之者，而江以南尤盛。”据统计，清代末年，仅苏州府的义庄就达到200多家。
范仲淹仕途取得成就，本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但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乐享受，而是用辛苦积攒下来的钱财做慈善事业，造福族人和乡邻。更为难得的是，他做慈善，并不是简单地给予，而是为之设计了一套较为科学、严密细致的制度体系，从而保证这项事业持续发展。
范仲淹本身高尚的官德、品格也是义庄、义学得以延续的关键因素之一。南宋朱熹盛赞范仲淹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宋史》评价范仲淹：“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对于这些评价，范仲淹当之无愧。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