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自军
女子教科书诞生于近代社会，作为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文化象征物，其成长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尽管只存在了数十年的时间，女子教科书的兴起、成熟、繁荣、退场各个发展阶段都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兴 起
1894年甲午战争后，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首先指出，女子教育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倡导国人自办女学。
一大批女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经正女学、上海务本女塾、上海爱国女校、广东移风女学、天津严氏女塾、常州争存女学。
由于女子学堂大量兴办，国人自编的女子教科书应运而生。各个女校的教科书都是自行编写，教学内容不尽相同。例如，女教育家吴若安在《回忆上海务本女塾》中写道：犹记国文教材，多选自《大学》《论语》《孟子》《礼记》《诗经》《尔雅》以及《古文观止》等书。”西学课程则有琴学、油画、西医等。
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新式女子教科书是1895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女子官话修身教材》。此书一经刊行便成为了抢手货，从市场角度证明了新式女子教科书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客观需求。此后，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群学社、会文学社等机构纷纷参与编辑出版女子教科书。
作为新事物，女子教科书的质量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有些所谓的新式女子教科书，不过是将传统女学读物置换装扮，新瓶装旧酒而已。例如，锟记书局1906年出版的《绘图女学修身教科书》篇章中大量引用《女子二十四孝图》，其实就是古代《女儿经》的变种。同时期的《（官话）女子修身教科书》共分3册，主题依次是“女教”“妇道”“母仪”，脱胎于《烈女传》和《女诫》。
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女子教科书是与时俱进的，反映新时代女性特征，塑造新时代女性思想。
首先，号召女子求学。一篇题为《女子宜求学》的课文号召女性进入学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国旧俗，女子常居闺中，不求学问。非特古今大事，未尝闻知。即写信记账，往往不能。非智力不逮,盖失学之害耳。今女学渐兴，少年女子，亟宜求学，庶不为人轻视也。”
许家惺编辑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中，有《拿破仑之妹》《英女王维多利亚》《南丁格尔》等篇目，让中国女性开阔眼界，女子也可以成为一国之王，也可以走上战场。
谢允燮编辑的《官话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中，头两篇课文是《女学原因》《兴女学》，强调了女性教育的重要性，课文中有“女子为国民之母”“有了好母，方有好子”“女学兴，人才就多了，人才多，国就强了”等句子。
其次，倡导女子经济独立。沈颐、戴克敦编写的《女子修身教科书》中有《女子自治》一文；谢允燮编写的教科书中有《女子宜自食其力》《自立》两篇课文。何琪编写的《最新女子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不仅说理，还编选了一些古代优秀妇女的故事，例如刘凝之妻以经商谋生，吴彩鸾凭借笔墨自立。
最后，呼吁婚姻自由。谢允燮在教科书中说到婚姻自由的好处：“我们中国旧俗结婚，全凭媒人做成，爹娘作主……中国人自由结婚，人家就以为无耻。但细想起来，自由结婚的男女，各自情愿，又彼此知道脾气，似乎容易和睦些。”在当时，这种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成 熟
随着各地民间女校纷纷出现，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同时也为了控制民办女学堂，于1907年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承认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将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统。
清政府不仅成立了学部编译局，出版官方女子教科书，而且对民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实行审定制。这一时期，女子教科书的编写实现了规范化，商务印书馆、时中书局、中华书局、大华书局等机构出版的女子教科书销量尤佳。
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教科书被采用最多，影响最广。商务印书馆的女子小学教科书里分别有修身、国文、尺牍、论说轨范等课程；女子中学教科书里则有家事、簿计、缝纫、园艺、烹饪、刺绣等课程。
有的女子教科书编选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优秀女性事迹，为女学生树立楷模。例如，文明书局出版的《女子新读本》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分别介绍了教子三迁的孟母、续写《汉书》的班昭、举案齐眉的孟光、为父申冤的缇萦、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书法家吴彩鸾、女将军秦良玉……下册则分别介绍了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南丁格尔、视死如归的罗兰夫人、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家斯托夫人等。
传统女性要承担繁杂的家务，与社会几乎脱节。近代以来，女性开始参与社会活动，社交礼仪就显得特别重要，新式女子教科书十分重视文明修身和礼仪教育。例如，文明书局的《女子修身教科书》中，就有这样的课文：“同台食饭，手脏莫摸。若系饮汤，让人起羹。”
商务印书馆《女子国文教科书》写道：
人之衣服，当求清洁，不必华美。若绸衣而污，不如布衣而洁也。
俞母为女裁衣，向邻家借尺，用毕，命女往还之，女方嬉戏，不愿行。母催之速往，曰：他人常用之物，不宜久借，故用后宜亟还之。
人居室中，饮食坐卧，皆需器具。惟匠人造器，劳心力，费时日，其成不易。用器之人，应知爱惜，不可任意毁伤也。
女子教科书的内容丰富多彩，涵盖通俗易懂的自然科学知识，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培养热爱自然的兴趣。而且运用插图，生动形象，深受女学生的喜爱。例如，《女子国文教科书》中贯穿了大量科普知识：太阳的构造，昼夜的形成，太阳、地球、月亮之间的关系，地球之外的星球，元旦的来历，节气的特征，季节的转换，动物的迁徙、冬眠，植物的播种、生长……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女学读本中从未有过。
《女子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教导女子要参加体育、休闲娱乐活动：“一女子，立池畔，持竿钓鱼，竿头垂饵。水中鱼，来吞饵，钓丝微动，举竿得鱼……塾中放课，步行还家。姊前妹后，草地同游。姊滚铁环，妹打皮球……”
繁 荣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此后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章程。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的课程标准，它使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有了确定的依据，标志着我国课程标准主导的教科书开始走向了现代化。
同时，教育部规定：“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必须出版配套的、可供教师使用的教授书。”也就是说，不但要有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还要有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指导教师如何教授这些课程。这样，就最大可能地提高了教师授课的水准。
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有如下几个特点：初小可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女子高等师范；女子学校不另立系统；女校不另行规定课程标准，但各级女校可酌情增损学科。也就是说，女子教育享受和男子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各个女子学校可以自行决定部分课程内容。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记载，民国初期女子小学的课程设置，初小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缝纫；高小则在以上8种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本国历史、地理、理科3种课程。
《小学校教训和课程表》进一步强调：修身科“对于女生尤其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国文科“女子所用课本宜加入家事要项”。同时，对缝纫科做了非常详细具体的规定。可见，女校的修身科、国文科、缝纫科是极受重视的课程。
这一时期的女子教科书参编者众，科目广，数量多。为了杜绝一些有害于女子身心健康的篇目出现，所有教科书均需呈送教育部审定，在封面上加盖“教育部审定”字样。审定标准也以课程标准为参照，而不像清末时期以官员的好恶为唯一标准。
女子教科书中大量出现《女国民》《女子职业》《社会》《法律》《司法》《国家财政》《国民教育》《交际》《婚姻》《博览会及商品陈列所》《保险》《专利》《资本》《贸易》《邮政局》《公司》《报纸》《广告》等课文，帮助女性了解社会，了解世界，了解各种职业，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倡导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
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民国的舞台作品、文学作品、电影作品中，新女性的形象大量出现，而不再是窦娥、秦香莲那样凄凉的传统女性形象。女子教科书也在试图塑造体格健壮、坚韧勇敢的新女性形象。
女子教科书大力倡导男女教育平等。许家惺在教科书中指出：“男女脑质无优劣。”在思维上，男女各有所长，“男长于推理，女长于速悟；男长于任艰巨，女长于理繁密”。
邵廉存写道：“我们中国的女人，除会些刺绣习点烹调外，其上等的，亦不过懂几句诗词，所以识量狭小，往往不明大义。哪知女人心思材力与男人同，难道男人要求学问、明道理、干事业，女人可不必吗？”指出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之一就是女子在教育上受限，而不是男女智力上有差别。
民国初期的女子教科书中有《求学》《读书》《读书法》《刻苦用功》《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姊妹入学》《劝邻女入校读书》等篇目，不断提倡教育对于女性、家庭、社会、国家的重要价值。民国初年，一些偏村陋寨仍有缠足恶习，女子教科书特别主张废弃缠足，还女性身体自由。
退 场
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东原先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据此书考证，“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明末，此后被广泛散播，成为了禁锢女子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枷锁。
清末民初出现的新式女子教科书，则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反驳，对封建社会的愚昧无知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首先，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变革。《初等小学女子官话修身教科书》中写道：“女子为国民之母，所以读书识字比男子更觉要紧。因为要预备将来的母教。必要有了好母，方有好子。这等说起来，女学岂不是第一要紧的事吗？”新式女子教科书的培养目标旨在塑造“健全国民”型的现代女性，推广了自治、独立、职业等新兴理念，为女子指出了一条不同于其先辈的生活道路。
其次，促进了女性的解放。女子教科书广泛宣传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冲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婚姻观，推动了婚姻自由风气的传播。
最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女子教科书促进了社会意识和风俗观念的日趋现代化，推动了社会陋俗的改变。女子教科书中所渗透的国民、国家意识，唤起了女性读者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培养了女性的爱国情感。例如，《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中，一篇名为《中国》的课文写道：我辈既为中国人，当为中国事。女子亦中国之一分子，应尽此分子之义务也。”明确提出，女子应参与国家事务。
近代的女子教科书可以说是中学之墨加上西学之彩，发展成为独特的文化体系，改变了传统女子所接受的单调枯燥的道德说教，为中国培养了不少杰出女性。民国时期井喷式地涌现了大量女性科学家、设计师、医生、作家等，女子教科书的作用非常突出。
新文化运动后，男女教育平等思想逐渐推广，男女合校的呼声高涨。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正式确立男女同校、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取消了男女性别限制，不再为女子单独设计课程和教科书。女子教科书完成其历史使命，渐渐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