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 悦
墓志铭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起源自先秦时代，当时主要在墓壁上篆刻画像并题铭，尚未定型。
魏晋时期连年战乱，为节省民用，朝廷禁止死后立碑。人们希望借助墓志这一载体传播生平事迹,以期德业流传,实现“死而不朽”的愿望。于是，本应置于墓前的石碑逐渐演变成放入墓室的刻字石板，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
墓志铭主要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是以散文记叙逝者家世、人生履历和人品操行，反映出地方世态及社会文化风俗；铭则是用韵文纪功颂德，表达生者对逝者的思念。
随朝代推移，墓志铭的形制不断完善，发展至明代臻于极致。明代墓志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数量尤其庞大。数以万计的墓志铭或安放在墓穴中，或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明人文集里。撰者既有李梦阳、王世贞、李维桢等文苑领袖，亦有杨士奇、李东阳、张居正、叶向高等内阁首辅。志主身份打破士大夫之限，商人、女性墓志铭也蔚然成风，再现了明代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活动，折射出社会的转型与时代变迁状况。
士大夫墓志铭
明代墓志铭的使用遍及社会各阶层，志主身份日趋多元化，上至达官显宦、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下至处士山人、贤妇烈女皆拥有专属碑石铭文。在数以万计的墓志铭中，士大夫阶层既是主要撰写者，亦是被撰写的对象。
建功立业、治国安邦是士大夫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文武官员皆希冀自己的功业德行不朽。墓志铭也多从“立功”“立德”等方面切入，讲述他们的一生事功与道德品行，重点描写士大夫们政绩卓越、耿直廉洁、恭敬孝顺等特质。
王锡爵《印川潘公墓志铭》开篇自述，作者告病还乡，四方请托一概谢绝，而面对潘季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则不忍辞谢。全文浓墨重彩描写了潘季驯的治河伟绩和高风亮节的人格：
国家有二大事：曰边、曰河……嘉靖以来，河槽之得安澜而无恙者，印川公独任其难，盖白首驰驱仆仆三十年……
王锡爵评价道，潘季驯取得卓越的治河成就，首先与他高屋建瓴的治河思想密切相关。其次，也离不开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气与实干。墓志铭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却又感人肺腑的历史细节，例如，潘季驯冒着生命危险领导民众艰苦筑堰，“水忽大至，距其坐前仅尺余，众皆惊走，公幸无恙”。
潘季驯的功勋不止于治理河患和兴修水利，他巡抚广东、江西时还曾平定海寇，并推行一条鞭法。艰苦奋斗30余年，潘氏晚年积劳成疾，患风痹病，半身不遂。临终前，他念兹在兹的仍是治河事业，“犹嗫嚅河事，意若有恋恋于国家者”，忧国忧民的忠臣形象跃然纸上。
戚继光南征北战，训练赫赫有名的戚家军，平倭寇、御北虏，立下不世功勋。同时，他也是一位著作颇多的儒将，好诗词，结交大量文人朋友，汪道昆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后，汪道昆作《戚公墓志铭》，深情追忆戚继光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一生，怀念每逢战捷两人词赋唱和的往事。
对这位战无不胜、保家卫国的大将军，汪道昆发出“为社稷之卫，为不二心之臣，则戚少保其人当世无两”的由衷赞叹。但戚氏晚年受张居正案牵连罢官归乡，妻子离他而去，一代战神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汪道昆怀着无限凄怆发出“将星陨矣”的悲叹。整篇墓志铭饱含热情，绘声绘色描画出一代名将的戎马生涯，生动的笔触仿佛把后人带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地领略其盖世武功，并为他晚景凄凉打抱不平。
达官名臣的勋业道德足以流芳万世，普通官员亦有不凡表现，明人文集中有关中下级官员的墓志铭随处可见。王世贞《文林郎宁陵知县秦君墓志铭》的志主秦君就是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他出任福建德化县令时竭力推行善政，均平徭役、抗击倭寇、捐资助学、兴建学堂，造福一方百姓，“为闽之德化”。
叙述政绩的同时，王世贞将志主的孝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君宦声方隆隆起，而母王以疾闻，君忧之甚，即日解印绶移文两台乞休。”当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母亲病重，秦君甘愿放弃功名，守在父母膝下为他们养老送终。服丧期满，秦君出任宁陵知县，不改刚正本色。他抱病工作，办案严谨，“俄得疾，犹理事如平时”。秦君的清正廉明换来了人民的爱戴，他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百姓夹道哀哭送别、立祠祭祀，纪念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父母官。
商人墓志铭
中国自汉代以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通过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将人口附着在土地上，维持小农经济。商人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明中叶以后，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快速发展。班匠银制度和一条鞭法的实施，将大量手工业者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商品经济迎来了大繁荣。
商人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政治经济活动中，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各种文献中有关商人活动的记载也日趋增多。文学家汪道昆、吴国伦，封疆大吏王崇古，思想家顾宪成等都出身商人家庭；文苑领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李维桢《大泌山房集》等明人文集中收录了数以百计的商人碑铭。可见，商人与士大夫群体一样，同样追求身后不朽之名。
科举之路是当时的士人为之奋斗终身的志业，以此获取功名利禄，光宗耀祖，实现理想抱负。随着明代社会发展，人口激增，士人群体迅速扩大，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很有限。这意味着明代士人实现科举理想的路径越来越窄，大部分人被堵在科举大门之外，不得不另谋出路。儒生“弃儒就贾”现象蔚然成风，商人队伍日渐壮大，在实现“保家”“养亲”的同时，亦推动着社会发展。
风俗的变迁带来思想观念的转变，传统“义利之辩”融入鲜明的时代特色。士商交游日趋密切，商人开拓进取的胆识和审时度势的远见越来越得到士人认可。商人勤俭持家、生财有道、乐善好施、惠济百姓、传承儒业等事迹，也成为了士人为其撰写墓志铭的有力注脚。
晋商王文显早年屡试不第，出而经商。他常年奔波在外，风餐露宿，足迹遍及天下。与商人交往密切的文学家李梦阳为其作《明故王文显墓志铭》，记述他为事业东奔西走的事迹：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竟客死郑家口……
王文显40年艰苦打拼，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李梦阳评价其崇尚信义、审时度势：
文显之为商也，善心计，识轻重，能与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
王文显从商后仍坚守儒家道义，不断修身养性，以财力资助4个弟弟考取进士，实现他的未竟之志。李梦阳赞许王文显尊儒重教的思想，道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的价值理念，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言。在开明士大夫眼中，商人不再只是唯利是图的市侩之辈，同样以儒家教义作为行为规范，故而能够“以义制利”。传统的义利观在明代得到新的诠释。
商人行商在外,经常会遭遇意外事故,随时有生命危险。尤其是行水路,覆舟和遇盗的可能性都很大。王世贞所作《罗山汪次公暨继配杜孺人合葬志铭》中，记叙了汪次公行船遇险而临危不惧的事迹，称许他的仁义精神。汪次公慷慨仗义，与盗贼斗智斗勇，最终感化了盗贼，保全了舟人的生命安全。
居乡时，汪次公也表现出忠厚热情、急人所难的侠义之气。“次公伉直，不能面臧人过而嗜义若渴，其急人甚于己。里有竞者，得次公片言立解。”正是这种“急人甚于己”和“嗜义若渴”的仁义品质，使汪次公获得了人们的爱戴。
明代商人墓志中，“贾而好儒”的案例比比皆是。他们或因科举失败,或迫于生计而走上从商之路，但心中仍有浓厚的尚儒情节，在商业活动中遵守信义，生财有道；事业有成，则回馈桑梓；经商之余不废学业，始终提高个人修养。
不同于部分商人的唯利是图与锱铢必较，“儒贾”“儒商”们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推动了地方公共事务的发展。例如，捐资修城、缮梁除道以定乡邑，立义田义宅以安宗族，立义塾教化乡人，于歉收之岁出售平价柴米以济贫民。
王世贞《清溪蒋次公墓志铭》中的徽商蒋克恕早年科举不第，为维持生计而弃儒就贾。勤劳致富后，他以一己之力在家乡捐金修路筑城、赡济贫民，“令吾里岿然甚壮”，赢得乡人的尊敬。他虽无缘科第，但一方面行善积德、热心公益，以另一种形式实现心中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一方面督促子侄读书，希望后代在儒业上有所建树。
明代商人墓志铭的志主不只有资财雄厚的富商大贾，资本微薄的平常小商人亦希望身后能获得士人树碑立传。京城煤客刘祥不过是一个小煤商，其父有姓无名。他逝世后，其子不远千里向著名文学家李开先求文。
李开先在墓志铭中坦言，刘祥并无学行大节可书，但朴实无华、踏实勤恳、热情好客是其长处。当遇到雨雪连绵天气，西山煤不能及时提供，刘祥的商机就来了，他在此时售煤，通常能获数倍之利。刘祥极为尊敬士人，慷慨大方，正因如此，李开先与之结识，并作此文以酬旧交。李开先所述，既是煤客刘祥，也是更多不为人知的小商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女性墓志铭
孝为人伦之首，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也是维系家庭稳定和社会伦理的基石。古代女性出嫁后，儒家观念要求其孝顺舅姑，相夫教子，协调家庭关系，让奔波于外的男主人无后顾之忧，即朱熹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也”。
侍奉父母、恪尽孝行是妇德的第一标准，也是女性墓志铭的首要内容。吴宽《王母陈孺人墓志铭》记载了陈氏无微不至侍奉双亲的事迹：
事其母尤孝。母年八十余，老而无齿，日必作肉糜以进，或含哺之。当是时，其姑亦老矣，恨不得侍左右。数迎至家，所以奉之者如其母，可谓孝矣……
患难见真情，即使处于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贤惠女性亦能悉心侍奉长辈的日常生活起居，使其生活舒适。杨士奇《何母周孺人墓志铭》记载道：
孺人事舅姑以孝称。时元季兵乱，崎岖奔走山谷间，生计日迫，而甘旨之供未常乏也。姑疾，扶持未常去左右，煮粥、汤药、扫除之事，皆躬亲任之……
古代女性不仅要侍奉长辈，还承担着教育子女的重任，扮演着“母仪身教”的重要角色。对女儿的教育主要包括织补、刺绣及教习《女戒》《女则》等；对儿子的教育则主要是培养其忠君报国之志，督促其学习，考取功名，光耀门楣。总之，子孙金榜题名、振兴家门是多数古代女性的毕生追求。
张元汴《许母沈安人墓志铭》中，好友许孚远的母亲教子严格，既鼓励儿子考取功名，又教导他为人应刚正不阿，上负国家，下不负所学。张元汴认为，许孚远能成为名儒，离不开他的家学渊源，感叹“有母如是，吏部君之克成其学也宜哉”。
相比许母，王世贞《杨公元配黄孺人墓志铭》中的黄氏命运更为坎坷曲折。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子。面对人生的不幸，黄氏表现出难得的坚强。丈夫死后，她悉心照顾儿子；儿子死后，又培养孙子，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在她的谆谆教诲与激励下，杨氏子孙皆出人头地。
古代女子自幼跟随长辈接受纺织训练，作为她们成家后的基本谋生技能。桑蚕丝织之外，女性亦参与其他农业经营事务，成为家庭生活和经济来源的重要支柱。尤其当丈夫不在身边时，女性担负着维持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生计的重任。
明初首辅胡广的母亲吴氏就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女性。胡公宜人吴氏墓志铭》记载，吴氏自嫁入胡家就脱去金银首饰，辛勤治家，团结族人，协助丈夫抚养其堂弟、堂妹：
宜人自入门，金珠绮纨悉脱去不御，躬操井臼，执妇道以相其夫子于丧乱艰难之日，人以为难……抚育其从孤弟妹数人，为之婚嫁，宜人能推所有与之，宗族皆称其贤……
丈夫在外做官，吴氏在家织布种田，蓄养老小，专力于开拓振兴家族产业，使得胡家呈现出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然而上苍不怜，丈夫英年早逝，“弃诸孤之日，无一毫长物，惟图书数卷，遗田园仅可营衣食”。
面对如此变故，吴氏承担起支撑门户的重任。她辛苦劳作以满足家族生活需求，并语重心长教育子女一定要学有所成。在母亲的启蒙教育下，胡广开始读书求学。十余年后，他高中状元，终成一代名臣。胡广的成功和胡家的兴旺不可不归功于背后默默付出的吴氏。
和胡广同时代的名臣王直撰《陈母萧氏墓志铭》，记录了萧氏在生活困苦时，仍能遵守懿德，智慧处事，经营产业，养老抚幼。正是由于她的艰辛努力，才使得整个家族内外肃然，子孙繁茂。
结 语
明代碑铭文化繁荣发展，墓志风气之盛远超前代，而谀墓现象历来为人诟病。墓志铭作为一种应酬文字，撰者收取润笔费，以华丽辞藻歌颂志主，溢美之词往往与事实不符。正如徐学漠在《归有园尘谈》中所言：虽贵为卿相，必有一篇极丑文字送归林下；虽恶如梼杌，必有一篇绝好文字送归地下。”
这些请托应酬之文虽有谀墓之嫌，但不失为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们有如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下官员忠孝节义、商人生财有道、女性勤俭贤淑等事迹，共同建构起有明一代的独特景观。在华丽文字背后蕴含的丰富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志主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思想观念乃至社会风俗状况，使尘封数百年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