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鲁民
旧时有名人避寿之说，俗称“躲生”。即某人在寿辰时节外出，以躲避亲友的庆贺，这种风俗始于元代，清朝时已很盛行。避寿有很多原因，或是受祝者喜安静、厌喧闹；或是受祝者为避免劳亲动友、铺张浪费；或是官员廉洁，为了阻止巴结逢迎者乘机馈赠厚礼；或是为示范风气，表示脱俗、与众不同等。
阮元是清朝屈指可数的名相硕儒，有“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誉，被尊为一代文宗。他从40岁就开始避寿，一直到86岁，从未庆贺过一次生日，未收过一件礼品。
40岁生日那天，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到海塘工地视察；50岁生日时，他身为漕运总督，在运米船上度过；60岁时，阮元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大寿那天，竟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一处空无人迹的竹园中避客煮茶，绘《竹林茶隐图》并题诗：万竿修竹一茶炉，试写深林小隐图。岂得常闲如圃光，偶然兼住亦庐吾。传神入画青垂眠，揽镜开奁自满须。二十余年持使节，谁知披卷是迂儒。”阮元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夫人做生日，不借机敛财，是有名的清官。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六十华诞。冯玉祥在军政界多有门生故旧，早就张罗着要给他祝寿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都向冯玉祥发电报祝贺。他却作“丘八诗”《六十岁的小伙子》一首自勉并谢绝祝寿，刊登在当日的《新华日报》上。诗曰：“我们的主人，是全国老百姓。他们筚路蓝缕，真正的贫穷。他们无论怎样的痛苦，还是供给我们衣食住。饮水要思源，自己要问问自己的良心。方才是六十岁的小伙子，怎么能说是寿？应当赶快努力，去报告主人们。使他们有了好的吃穿住用，那方是尽了抗日公仆的本分。”这日，冯玉祥以“国难当头，概不受贺”为由，外出避寿，到了重庆远郊的乡下，与普通老百姓一起度过了一天。
吴佩孚五旬寿诞时，为了杜绝为其破费祝寿，特地在各报刊上登出“谢入洛宾客启”，禁其部属入洛阳。河南督军张福来是吴的老部下，前来为吴祝寿，被吴当众训退。1932年农历三月初七，是吴佩孚的59岁（虚岁）生日，家人和部下都建议他好好庆贺一下，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决定不作寿了。”生日当天，他离家出走到万寿山避寿去了，并写下了《万寿山避寿》一诗：“阁道廻看上苑花，绿阴冉冉遍天涯。等闲视得东风面，不是宸游玩物华。”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他一生清廉俭朴，不喜欢铺张，更不赞成收取寿礼。60岁那年，张元济先生连蔡元培夫妇赠送的寿礼都退了回去。据《张元济年谱》记载，1926年11月1日，张元济先生复蔡元培暨夫人书：“手教谨悉。猥以元济六十初度，宠赐绣屏，弥用媿悚。自维马齿徒增，何敢扰及朋好，谨当心领，原品奉璧。”
杨绛先生也是很低调的人，每逢生日，总有不少人会打电话祝福或前往家中探望，她的回应则是“替我吃碗面就行了”。甚至在九十寿辰时，她还为避寿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
国外没有避寿之说，但类似举动也不罕见。189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70岁生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党组织和朋友纷纷表示要为他祝寿。但恩格斯婉言谢绝了这份盛情，他认为所有的荣誉都应归功于马克思，自己承受不起太多的赞誉。
《笑林广记》载，某人做寿，因其属鼠，众人集资做了一只金鼠以示祝贺。那人大喜，曰：不日，夫人也要做寿，夫人属牛。众人吓倒，面面相觑，叫苦不迭。由此看来，避寿这种良俗大有提倡之必要。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