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师永涛（文史学者）
在唐代的历史上，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年份。
这年，一个叫陈硕真的女子在今天杭州的淳安县起兵，自称“文佳皇帝”，十一月兵败，陈硕真被俘。史学家翦伯赞称她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其实她只“在位”一个多月。
同样在这一年，皇帝李治的舅舅、有拥立之功的长孙无忌一手导演了在历史上被称为“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大清洗，其主角高阳公主是唐代最有故事的女人之一，这位皇女在世人眼中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她和三藏法师玄奘的高徒辩机之间的情事。
还是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才从感业寺中还俗，37年后，她成为武周的皇帝。
永徽四年，是三个女人的时代，一个造反的女皇帝，一个谋反的公主，和一个藏锋的未来帝国之君。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唐代女性开始密集地站在历史的前沿，今天我们翻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唐代，出现在史书中的女子形象最丰富、立体，她们中的一些人，深深参与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在中国绘画史上，唐代女性也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女性在绘画中的形象自唐代开始丰满。在那之前，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多以“神女”和“列女”为主，比如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形象，比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凌波微步的洛神和《女史箴图》中的女性道德模范。而到了唐代，以壁画和绢本画构成的“绘画”中，皇后、贵妇人、仕女、平民女性和女奴婢的形象大量出现，中国女性的形象从云端来到凡间，绽放出了无穷魅力。
我们很难完全讲清楚女性绘画在唐代大放异彩的具体原因，其背后很可能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升、社会开放和文化自信、门阀士族背景下女性代表的家族势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唐代的女性绘画，看到的不止美人，还有唐代女性的社会生活、风尚习俗及性别空间。
【逐渐丰满的武则天形象】
如果今天我们给唐代找一个颜色，那必然是“朱红”。
尽管唐人在官服等秩上以紫为贵，其次才是朱红，但因为唐人在建筑上大量使用朱红，再加上在五行学说中，唐朝属“火德”，所以朱红成为了唐人的流行色，也是唐代女性最喜爱的颜色。
在唐代画家周昉《挥扇仕女图》（绢本设色，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共有十三位女性人物，其中身着红裙的有三位。这三位女性穿着的红裙是同一种款式：裙裾曳地，裙腰束于胸上，形成“高腰掩乳”的极具辨识度的唐代襦裙风尚。值得一说的是，画中三人红裙的色系完全一样。
同样的款式，也出现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张礼臣墓出土唐代舞女绢画、唐代舞女绢木俑及西安金乡县主墓出土彩绘陶女立俑身上。
唐代的红裙又有“石榴裙”之称，石榴原产波斯一带，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由张骞传入我国。引种初期，石榴主要栽种于京城长安附近御花园的“上林苑”和骊山的温泉宫（今华清池）内，供皇子后妃观赏。时至今日，临潼已经是中国石榴的主要产地，而石榴花则是西安的市花。
石榴裙颜色鲜艳，甚至与石榴花的红色堪有一比，唐诗中有许多记载石榴裙的诗句，比如卢象就有“少妇石榴裙，新妆白玉面”，而万楚在《五日观妓》中则说：“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驾崩，才人武则天入长安感业寺为尼，在感业寺的青灯古佛下，武则天写了一首《如意娘》的情诗给高宗李治：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据说李治因为这首情诗，以太宗忌日为借口去感业寺见武则天，两人执手相看，潸然泪下。武则天自此登上了大唐帝国的舞台。
在中国古代，植物颜色是服饰染色的主要来源，不过染“石榴裙”的主要颜料，并不是从石榴花中提取的。古代染红色的染色剂，主要是茜草、红花、苏木等，且需媒染剂助成红色，中国古人常用的媒染剂是天然明矾和草木灰。尽管石榴裙不是石榴花染成，但如果用石榴皮来染色，可以染成一种“秋香色”，又称“秋香黄”，是中国传统色彩之一。
1987年，法门寺唐代佛塔地宫中出土了一件武则天的金丝绣裙（残件）——地宫中出土的《衣物帐碑》明确记载“武后绣裙一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武则天的遗物。
1965年，苏联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发掘出一组大型壁画，被命名为“撒马尔罕粟特国王大使厅壁画”，这组壁画展现的是波斯新年“纳乌鲁兹”、印度神话史诗、突厥、吐蕃、高丽、大唐、波斯使节团历史记忆和李唐帝后欢庆端午节的文化杂合。意大利学者康马泰认为，大使厅北墙所画的是唐代的端午节：左半边是湖水，龙舟上乘坐着巨大尺寸的武则天，伴随着宫女，正在向水中投掷粽子，吸引鱼群；右半边是巨大尺寸的唐高宗，正带着随从在上林苑猎豹。
一般观点认为，此时正是658年之后康国国王拂呼曼臣服于唐王朝时期。这一年，武则天34岁，即将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二圣”。在这幅壁画中，武则天所乘的龙舟、侍女所梳的双环望仙髻，乐伎所用的琴，是典型的唐代器物，只不过粟特人对于“龙”这种神兽不甚明了，画了一个狮鹫模样的格里芬。而武则天身穿的是一袭宝蓝色外衣，内里是红色长裙。头上是类似金花钗的装饰，衣服的边缘则是金色的花边。
作为唐代标志性的女性，武则天没有留下画像。然而通过绘画中的蛛丝马迹和考古发掘，武则天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燕妃的帷帽】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二十八日，东都洛阳到齐州（今济南）的官道上数百里人声鼎沸。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皇子宗室、后妃女官，各藩国君长、使臣，文武百官自洛阳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穹庐帐篷和牛羊驼马填满了道路。
李治此行是为了封禅泰山。古代举行祀典时，有三献之礼，也就是祭祀时献酒三次。国家大型祭祀，一般皇帝初献、九卿亚献、终献。唐高宗在社首山降禅坛上行初献礼后，进行亚献、终献的却不是九卿。武则天以皇后身份行亚献礼，李世民的后妃——越国太妃燕氏行终献礼。封禅礼成后，唐高宗下诏，改元乾封。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后参与的封禅活动，也是有两位女性参与献礼的封禅活动。
越国太妃燕氏，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燕氏是武则天的姨表姐，武德四年嫁给尚是秦王的李世民。后世猜测，武则天进入李世民后宫成为五品才人这件事上，当时位列四妃之一“德妃”的燕氏帮助了她。唐高宗即位后，册封她为越国太妃。
咸亨二年（671年）七月，燕氏病逝，被陪葬在了李世民的昭陵旁边。上世纪90年代，燕德妃墓被盗，考古工作者对其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的27幅精美壁画展示了初唐时代一位妃子的生活。
在这些壁画中，有一副手捧“帷帽”的侍女图。
唐代初期，贵妇们骑马外出时会用叫做羃䍦(mìlí)的黑色长面纱兜头罩下，把脸遮住，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绢画上就有这种装饰。它原是西域胡人用以抵挡风沙和烈日的，但到了隋末唐初，可能因为战乱或世俗的原因，成为了贵族妇女中流行的风尚。
到了高宗时代，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开放，帷帽开始取代羃䍦。这是一种在斗笠帽周围垂挂一圈帷帐般的帽子，垂下来的其实是一圈垂丝，只是因太过细密，所以看起来像一块细纱或薄布，燕妃墓壁画完整地呈现了这一点。时间越往后推移，帷帽越短，其效果神似20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欧洲女性所戴的网纱礼帽。
到了开元时代的盛唐，唐代的宫人和贵妇出行骑马时，便连帷帽都不戴了，顶多戴一个可遮住耳朵保暖的胡帽，开元十九年（731年）皇帝的敕书中也规定：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至此，唐代女子的形象才逐渐成为了我们熟悉的“云鬓花颜”。
由于不再遮掩容颜，唐代女性开始注重发饰和发型。
唐代女子以高耸的发髻闻名，元稹在《李娃行》曾提及“城中皆一尺，非妾髻鬟高”，可见当时发髻之高。尽管女子多发，但正常的发量依然无法达到当时的要求，于是唐人便利用自己收集或别人剪下的头发加添在头发中，制成假髻来装戴，时人称它为“义髻”。
在传为唐张萱绘的《捣练图》（绢本设色，宋人临摹，现藏波士顿美术馆）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元时代女性的头饰风格。画中宫人正在生产丝帛，她们穿着小袖长裙，长眉秀目，高髻插小梳三五不等，与白居易诗《上阳白发人》所说的开元时代宫女的形象非常吻合：“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这些女性在发髻上插着的几把小梳子，并不是真的用来梳头，而是装饰品，其材质为金、银、犀、玉或象牙等材料，异常华美。元稹在《恨妆成》诗中写道：“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温庭筠的词《菩萨蛮》中有：“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所谓“小山重叠”，便指晚唐女子发间多个金背小梳层叠，看起来如同金色的山峦连绵不绝。
【宫女如花满春殿】
唐代女性的主题画作中，影响最深远的应为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这幅画气韵古雅，画中几位身着朱色长裙，外披紫色纱罩衫，头插牡丹花的仕女们在庭院中闲散地消磨着时光，这样美人如花隔云端的画面，或许才符合后人对于宫女的想象。
在唐代，最庞大的女性职业群体就是宫女。《隋书‧食货志》载，隋炀帝时期，宫女人数竟有十万之众。唐朝初建，国力贫乏，为安抚人心、节省开支，高祖李渊曾下诏放出部分宫女，任由其嫁人，一次性放出宫女三千多人。到了太宗朝，后宫的宫女仍有数万之多。而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就五千来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宫女，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多。
这些宫女当然并不全是杂役，很多是作为皇帝的妃嫔或临幸对象存在的，唐代诗人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之四十五中就曾写道：“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众里遥抛新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皇帝向宫女群中抛掷刚摘下的果实，抢到的人便可以承欢，得到陪侍皇帝的赏赐。
这些有可能被皇帝选中临幸的宫女，都是非常美丽的女子。永泰公主墓曾经出土一组《宫女图》壁画，画面共有九人，除一人着男装外，其他均云鬟雾鬓，发髻巍峨，有半翻髻、回鹘髻、惊鹄髻等，分别着小袖罗襦，上罩“半臂”，披帛结绶，胸微袒露，长裙曳地，穿云头履。宫女们分别掌持方盘、食盒、烛台、团扇、高足杯、拂尘、包裹、如意，彼此顾盼呼应，步履轻盈，仪态万方。
而在唐代佚名画家的《宫乐图》（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中晚唐时代宫廷女性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场景：十名高髻宫廷女性围坐于长案四周，听音乐、弹奏乐器、品茗，案趴着一只宠物狗。
唐代宫女的生活范围被局限在长安宫城的“掖庭”中，除非有特殊任务或不再当宫女，否则她们不能踏出宫门半步。大部分的宫女都在宫中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逐渐老去，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一诗说道：“入时十六今六十”。待到青春逝去、娇颜不再，她们便只能在尼姑庵中与古卷青灯共度余生，或被发配到帝王陵寝侍奉先王，了此残生。
也有被放出宫的宫女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唐代后期的一个秋天，年轻的诗人卢渥赴长安应举，一天，他来到御沟边散步，无意间看见水上漂来一片红叶，捞起后发现上题一首五言绝句：“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他一时好奇，就将红叶放入箱中妥善保存。多年后，唐宣宗即位，放出了部分宫女，卢渥也娶到了其中的一位。一天，卢妻无意中看到了丈夫收藏的这片红叶，不禁感叹不已：“当年我偶然题诗于叶，谁料想竟然被卢郎收藏。”大家起初并不相信，于是取来笔墨检验笔迹，竟和红叶上的一般无二。这就是著名的“红叶题诗”的故事。然而，如此千年难遇的佳缘毕竟少之又少。
或许是因为大量的美女流入皇宫，唐代的男诗人们非常热衷于写宫怨诗，当时几乎每个成名的诗人，都有著名的宫怨诗。其中以杜牧的《秋夕》最为著名：“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杨安史”与游春图】
唐玄宗天宝年间，民谣里有“杨安史”的说法。“杨”指的是杨玉环，“安史”自然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歌谣表达了民众对“安史之乱”起因的认知：罪魁祸首是杨氏家族和安史叛将。
杨氏姐妹中，虢国夫人是一个性格异常鲜明的女子。《旧唐书》“杨国忠列传”说，当时虢国夫人与杨国忠并辔而行去上朝，长安人见到“衢路观之，无不骇叹”，既惊讶又赞美。百年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也写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可见，唐人更多的是对杨氏姐妹的羡慕和感叹。
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绢本设色，北宋摹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便再现了虢国夫人及其家眷随从盛装出游的场景。这幅画和杜甫的名作《丽人行》之间形成了图像与文本互参的关系——《丽人行》描写的便是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
《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画面前端为三个单骑开道，前两位着男装，中间为红衣侍女；画面中央并列两骑浅黄色骏马，上骑两位贵妇人；画面末端并列三骑，中间为保姆，怀抱幼女，右着男装仕女、左为红衣侍女。因为画中着男装者面白无胡须，所以这幅画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到底谁是虢国夫人？
有观点认为是中间两位贵妇人中的一位，她们身穿淡青色窄袖上襦，一条白色轻质罗纱帔帛穿过双肩缠绕在腰部，大裙下微露绣鞋，脚尖轻点在金镫上。只不过裙子颜色不同。也有观点认为，第一位头戴黑色幞头，身穿虾青色圆领袍衫的那位才是虢国夫人。虽然身穿男装，但是此人面相娇媚，最主要鬓角是一缕长长的发丝。这是绘画中表现女性脸庞的固定方式之一。且此人的胸口衣饰是描金的鸾凤团花，胯下马鞍鞯异常华丽，防止骑手衣裙溅上泥土灰尘的“障泥”也比其他骑手的更长，应是所有人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一位。
实际上，其他两位男装骑手，面相也很秀气，鬓角一样细长。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画中三位男装者，其实都是女子。
《新唐书·太平公主传》记载：唐高宗仪凤二年，吐蕃请求唐朝下嫁太平公主，武则天不想把女儿嫁那么远，于是修了一座宫观，让太平公主在里面斋戒，表示公主修道了，用来拒绝吐蕃。这事过了之后，一天，太平公主“衣紫袍玉带，折上巾，具纷砺，歌舞帝前”。“折上巾”即男子的幞头，“纷砺七事”也称“蹀躞七事”，包括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yuějué）、针筒、火石等常用物件，是唐朝官员挂在腰间玉带上的必备之物。
高宗和武则天大笑，问太平公主：“女儿你又不当武官，这是在干什么?”太平公主说：“虽然我不当武官，这身行头可以赐给驸马呀。”高宗和武则天之所以笑女儿穿着男装，却没有觉得不恰当，皆因“女扮男装”或“女着男装”是唐代中前期贵族女子独特的时尚。
历史学者荣新江在《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一文中，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从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葬于昭陵的长乐公主墓，到天宝四载（745年）的苏思勖墓，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几乎所有保存清晰壁画、石椁线刻图、彩绘陶俑的墓葬，都有女扮男装的形象发现。
荣新江先生认为，贞观初身着胡服的粟特男女大量进入中国，可能是男装、特别是男式胡服被唐朝妇女当作时髦装束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中前期女子密集站在权力前沿，出头露面的女性，为了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交、政治活动，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
如此看来，《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首位穿男装的女骑士是虢国夫人，便一点也不奇怪了。
《丽人行》中杜甫对参加皇家曲江宴会的虢国夫人姐妹描述是：“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仿佛虢国夫人是一位柔弱的美女。但其实这位性格强烈、穿男装出游的女子内心非常的强大。《旧唐书》记载，马嵬驿杨国忠、杨玉环身死后，虢国夫人带着自己和杨国忠的家眷骑马逃到陈仓（今陕西宝鸡），陈仓县令薛景仙率人追她们到一处竹林。虢国夫人先杀了自己的儿子裴徽及一女。杨国忠妻子裴柔说：“娘子为我尽命。”也就是请虢国夫人帮忙杀死自己。虢国夫人于是刺杀了裴柔，随后自刎，但没有当场死亡，被县吏抓入狱中。在狱中，虢国夫人问县吏：“国家乎？贼乎？”意为是谁要杀我？是皇帝还是乱兵？县吏说：“互有之。”虢国夫人听到这话，血凝结到喉咙而死。
【绢上唐朝】
今天我们在博物馆看到很多唐代的绘画都标注“绢本设色”，绢，在国画中读四声，常被误读成一声。绘在绢、绫等丝织物上的画，称为绢本。设色，其实就是彩色的意思。
唐代之所以绘画留存下的都是绢本，极大可能是因为纸画难以保存。因为唐人作画，纸和绢并用，1969年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就出土了三幅纸本设色花鸟画，每幅长2米，宽1.4米，但是并不是巨幅纸，而是各由若干小张白麻纸粘连而成。唐代书画评论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写道：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或许唐代巨幅纸张的制作技术还不成熟也是导致绢画盛行的原因之一。
但这并不是说绢画就不容易遭灾。元和年间，兵部员外郎李约有画癖，他听说一个士人家有著名画家张璪所绘松石幛子，也就是绢帛屏风，于是跑去士人家里购买，去了才发现士人已死，这画已经被士人年轻的妻子裁剪成了衣服里子。
绢帛在唐代的地位非常高。当时的绢帛除了是衣料之外，还作为流通货币在市场进行交易。在唐政府主导的钱帛兼行制下，唐人大额交易用绢帛，小额细碎用铜钱。这是由于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大动乱中，钱财没有实物那么有安全感，出现了经济实物化的倾向，所以粮食和绢帛比钱币更有购买力。这样的传统延续到隋唐，绢帛便成了大宗交易的代币，尤其是在丝绸之路上，是硬通货。
唐代的国家法典《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也就是说唐律对于受财枉法、窃盗等所谓“赃罪”的处罚，根据赃物多少来定，而赃物的价值统一用绢帛的价值衡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代的绢本画都是画在“大额钞票”上的。
唐人赏画也很有意思。《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古人在室外赏画的时候，需要用到一支比人要高的挂叉，有一个专门的人来撑叉子。挂叉挂住画卷后，底端轴头不作固定，以便人们将画提起来靠近眼前欣赏。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曾记录了唐代截至唐武宗会昌元年的画家206人，可到了今天，唐代画作留存于世的仅剩寥寥几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