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方宣
【在柴房里翻译】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义乌河里乡（今夏演乡）分水塘村，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作为《共产党宣言》首位中文翻译者，他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范本。
陈望道的成功人生并非偶然，他的出生地义乌是一块人文荟萃之地。他少年时就读的义乌绣湖书院，就在美丽的绣湖之畔，唐朝诗人骆宾王就是面对碧波荡漾的绣湖，吟出那首国人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唱《鹅》。
在背山面水的绣湖书院里，陈望道只读了一年书就回家了。那时候他阅读了一些当时出版的报刊杂志，先是笃信“教育救国”，认为救国首先要破除迷信、开发民智。回到村里后，他积极开办村校，教育孩子。
后来，面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状，他又萌生出“实业救国”的理想。他考入省立金华中学苦读数理化，随后又考入杭州的之江大学，专修英语和数学。他认为“当时有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他一心想留学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这个想法却遭到父亲陈君元的强烈反对，陈君元听说出洋留学花起钱来“大洋一畚箕一畚箕往外倒”，心疼得不得了，始终不肯松口。
陈望道也不是不能理解父亲的态度，毕竟陈君元是吃过苦的人，经过几代人的辛苦打拼才积攒了一点家底，在分水塘村建起了一幢漂亮的大宅院，他太清楚财富来之不易。但陈望道始终不肯放弃，抄录“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贴在墙上，以此告诉父亲：
暂时花点小钱没关系，我会用巨大的成功来回报您。他甚至向父亲承诺：我将来绝不会要家中一分钱财产。”
看到儿子决心如此之大，陈君元也有所触动。他虽然身为一介农夫，但是陈家一向耕读传家，他早年也考过秀才，当过乡绅，被村民们尊称为“重阳伯”。他一向告诫儿女们：“书读到肚子里，大水冲不去，大火烧不掉，强盗抢不走，无论走到哪里都管用。”陈望道三兄弟都读过大学，两姐妹也在义乌县城读过女子学校。
陈君元最终被陈望道的志气和抱负所感动，变卖了家中100多亩水田，换成大洋让儿子赴海外留学。陈望道也心疼父亲不易，最后选择了开销相对较低的日本为目的地。
留学期间，陈望道获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逐渐认识到，救国不仅仅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政治变革。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毅然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久一起并称为一师的“四大金刚”。他们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校园内，学生空前活跃，他们创办杂志，表达理想主张。其中，有一本比较有影响的杂志《浙江新潮》，在华东一带一纸风行。陈望道指导学生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主张平等地“爱”，没想到此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后，引发了轰动，浙江当局视此为“洪水猛兽”，责令校长开除作者，并借题发挥，要撤职惩办“四大金刚”。
此时，陈望道深刻认识到，国家的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招自来的，而是要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对待任何事情，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从根本上看问题，否则一切改良措施都将徒劳无功。他决定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
从日本归国前，陈望道购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带着这些书籍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在一间柴房里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他最初的想法，是让更多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以“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全身心投入到这本经典之作的翻译中。
陈望道这次回乡，名义上是回来过年，实际上是夜以继日地翻译。怕春节来客过多打断思路，他就躲在安静的柴房里工作：端来两条长凳，铺上一块旧木板，就是他的工作台。一本《日汉辞典》、一本《英汉辞典》是必要的，那是他的工具书。木板下铺着厚厚的稻草，就是他的座椅。在早春料峭的春寒中，母亲给他准备了一个“烘炉子”，他嫌碍事，也没有用。油灯是少不了的，因为他每天总是翻译到半夜三更，但他又心疼灯油用得太多，于是就将油灯的两根线抽掉一根。茶是必不可缺的，这是他的老习惯，一把紫砂壶就在手边，一天总要添上几回龙井绿茶。每次翻译的间隙抽完一根烟，他总要提起茶壶倒点茶水淋在手指上洗一洗烟味，这也是他的老习惯。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陈望道当年是如何废寝忘食翻译的：有一天早晨，母亲给他送来粽子与红糖，让他用粽子蘸着红糖当早餐。粽子蘸红糖是义乌当地常见的吃法。可是，陈望道正在埋头奋笔疾书，他用筷子夹起母亲剥好的粽子，下意识地去蘸红糖，由于眼睛一直盯着桌上的书稿，就误将粽子碰到砚台上，结果沾了墨汁的粽子全被他吃了，吃得嘴上全是黑墨，他却浑然不觉。过了一会儿，母亲来取糖碗，他还连连对母亲说：“粽子可甜了，可甜了。”
【深远影响】
电影《开天辟地》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年轻的毛泽东被陈独秀介绍给陈望道。就在他们相见的印刷厂里，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校对稿，他当即在阁楼上挑灯夜读，读到精彩处击节赞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创立，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影响了无数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由此转变成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让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希望，感受到真理的力量。也正是《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电影《开天辟地》展现的这个情节源于真实：陈望道当年翻译完《共产党宣言》，正打算将书稿寄往上海出版，却意外收到一份电报，是上海《星期评论》杂志发来的，聘请他担任该刊编辑。他当即提起随身携带的皮箱，像当年出洋留学一样匆匆赶往上海，住进了李氏兄弟在顺昌路三益里的家。李氏兄弟就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和留日归来的青年才俊李汉俊。
李汉俊看完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书稿后，当即送给从北京大学南下上海的陈独秀。陈独秀连夜看完，非常激动，准备将书稿在《星期评论》上分期连载。然而，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发行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被当局盯上，被迫停刊。但这样的好书怎能束之高阁？经过陈独秀和当时正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陈望道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出版。此书一经出版便受到欢迎。初版1000册很快售罄，次月重印的1000册也被抢购一空。
毛泽东曾在1936年7月对前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袒露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公开说《共产党宣言》他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就翻阅，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启发。周恩来在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陈望道没有想到，自己是第一个用汉语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且这本书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首个新闻馆】
因为一本启蒙著作《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一生与陈望道交情深厚。1945年8月，毛泽东应邀来到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当时陈望道任教的复旦大学因为抗日战争迁到重庆郊区北碚，毛泽东在紧张工作之余，特地抽时间会见了复旦大学的张志让、陈望道和周谷城教授。
复旦大学师生一向有革命传统，从上海迁到重庆，这样的传统一直没有丢，进步师生在陈望道创办的新闻馆里收听延安的广播。陈望道对新闻宣传非常重视，最早在1929年复旦大学调整系科时，就着手创办了新闻学系。1940年，他再次回到设在重庆郊区的复旦大学，出任新闻系主任。
陈望道信心满满，募集资金创办了当时中国高校中的第一座新闻馆，面向全国招收新闻人才。他十分注重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恢复了原先的复旦新闻通讯社，自任社长，出版刊物《通讯稿》，由学生当编辑，每周五发行，免费提供给重庆各大报社使用，还鼓励学生创办了《夏坝风》等30多种壁报。复旦大学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也是由他首创：在晚会上，学生轮流做主席，人人都可以发言，不但练习口才，还要能控制会场。
新闻馆建成后，陈望道还精心安装了一台当时最新的美国RCA牌电子管收音机，供学生们收听延安广播。来自解放区的新闻就这样在复旦、在重庆不胫而走，这件事被人告到蒋介石那里，蒋大为恼火，下令彻查。有关方面接到电令后，马上致函章益校长，令其严加盘查。章益周旋官场多年，也是一位善于捣糨糊的高手，一个月后他回函当局，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应付过去，新闻馆的一切活动仍旧如常，学生们仍然每晚“偷听”延安广播。复旦大学新闻馆是“重庆的延安”这一名声就这样传了出去，并且越传越广。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高兴，称赞陈望道的行动。此时虽然他们身份不同，一个埋头教书，继续当老师，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个投身政治，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但两
人的理想是一致的：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
【建设新复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旦大学获得新生，新的领导管理层开始重组。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日子里，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被任命的主任委员为张志让。由于张志让此时已在北京，且不久后即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而他始终未能到校任职。于是，为整顿和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陈望道挑起重担，带领全校师生一起建设全新的复旦大学。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后来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欲调我父亲至文化部任职。我父亲答复‘如果领导认为北京和上海的工作一样重要，我很希望留在复旦。’”毛泽东看到陈望道对复旦大学的拳拳之心，最后满足了他的心愿，向复旦大学下达中央人民政府对陈望道的任命书，任命他为复旦大学校长。
上任初期，就有人向陈望道提出要改校名“复旦大学”为“上海大学”，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拿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加以佐证，认为用城市名字来冠名该城市内最著名的大学最为合适。陈望道却坚决不同意，他据理力争，认为“复旦”是一块金字招牌，几代复旦人用辛勤的汗水给它镀上一层金光，而且“复旦”二字含义深刻，有“中国的黎明”之意。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与深刻含义的校名，怎么可能轻易改动。他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了自己的想法，这场校名之争才算平息下来。
为了确定“复旦大学”的校名不可更改，校方从毛泽东主席写给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的信封上找到了“复旦大学”四个字，就用这四个字笔迹翻刻成复旦大学的校牌。但陈望道始终不能满意，因为这毕竟不是毛泽东专门为复旦大学题写的，他认为还是邀请毛泽东主席专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
后来，借着一次去北京开会的机会，陈望道找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老同事张志让，请他代为邀请毛泽东主席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答应。现在复旦大学校名所用的四个字，就是后来毛泽东亲自题写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